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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触，并非我受肯定而成为全国新闻人物而得意忘形，反而去挖苦那些光顾我的新闻媒体。
我只是想把问题回到我那个起点上：为什么我要避而不谈“英雄”？因为在这个事件中，我的不幸反而成为我的侥幸，“侥幸”在哪里呢？我因我的那些惊心动魄的不幸经历成为了一个材料扎实的新闻采访对象！媒体造了郭光允这个“反腐典型”，会不会是一个特殊焦点事件特殊需要的一个“特例”？也就是说，中央充分肯定了的一个特殊的“反腐典型”人物，必须必要条件齐备，才能成为“英雄”人物？
在我这个特殊事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元素”是齐备的；我告的大官级别高，告得准，中央处理了，全国震动；我受了迫害，而且是采取的抓捕和劳教这种形式。
然而，假如我只告倒了李山林这个层面，假如程维高的两任秘书没有先后落马，假如对我报复的手段只局限于排挤和行政处分，而没有采用“劳教”这种极端形式，假如有关部门认为程维高既然已经退休，就“内部处理”一下算了，免得影响太恶劣。以上的“要素”只要缺了一个，那么，我的事肯定不会成为新闻报道的好素材。中国有些事就是这样，一件事情发展到了极端的程度，矛盾才不会再被掩盖下去。然后，惊心动魄的情节、九死一生的历程、艰难漫长的上访才会被关注，被展示披露。
我想更多的情况是，有更多更多的人是没有我这样的“侥幸”的。我在北京上访的过程中，在有关部门也目睹过上访告状者辗转呼号的惨状，他们穿的那个衣服，身上脸上那个脏，那个捶胸顿足、哭声震天的绝望样子，一方面让我感到痛心彻骨，一方面又让我看到了我的“幸运”：我还有钱吃饭，在北京我有地方住，北京——石家庄来回坐火车条件也方便，更重要的是，我能做到“冤情上达”，把情况捅到了尉建行、阴法唐、刘丽英等领导同志那里，并得到了有关领导同志的支持和帮助。而像我这样一个“具备条件”的告状人尚且要经历8年之久的磨难，那些仍然奔走呼号在底层的人们，他们的生存又有多少人去关注呢？
我郭光允有了暂时初步的“出头之日”，可以刮净胡子、换上新衣，从容不迫地娓娓道来那些年月那些事了。好心的记者同志也不失时机地问一些轻松的问题，让我能谈一点让人感到快乐的话题。
“8月9日那天你听到公布后，心情是怎么样的？”
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回答多少遍了。
我老伴抢着代我回答：“我们当时觉得没什么，确实是这样，我们很平静。”
我感觉到这样的回答使提问人有点失望，他们的心情我很能理解：听到“天大的喜讯”而表现平静，写出来就不生动了。
但我实在没有办法让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大团圆、欢天喜地结局的故事。
我在有关信访部门接待大厅排队时，想起父亲的遗训，想起这么多年没有为国家做什么工作，也会觉得自己很卑微。有一种针刺般的冲动在折磨我：我是不是给政府添麻烦的人？是不是给大好形势“抹了黑”？
我自幼开始读书的时候，想法很简单，就是为了今后能识文断字让全家有饱饭吃，不再受人欺负。可是我生命中长达8年的时间，却在上告、上访、陈情、诉冤。如果我的父亲九泉下有知，他一定会感到大为迷惑不解的：“你这个小子，不好好干工作，成天上窜下跳弄这个事？人家省里给你台阶下，差不多就行了呗，你还不依不饶非要一告到底？吃着国家的粮食，告着国家的官，我看你是吃饱撑的！”
我没有想到过当“英雄”，但我确实闪过这样的念头：我这样做的价值最终体现在哪里？
在一下子解脱了之后，在我终于有机会向全国的观众说明“我不是坏人，不是刁民，我是防守反击，我是受害者”的时候，这样的疑虑反而更多：我是否像宗教所说的那样，修成了“善果”呢？我要告诉人民群众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我告诉人民群众“告大官，要做好吃亏的准备”吗？
我告诉人民群众“我弄这个事，身体也垮了，8年以来我没有做成别的事”吗？
我要告诉人民群众“要告成一个事，实在实在太难吗”？
所谓“迟来的正义”，就包含了这么一个道理。在你“出头”了之后，在人家告诉你“以前整你整错了”之后，你再仔细想想你付出的生命时光，真的是有很多遗憾在里面的。
中纪委对我的案子给予平反以后，也收到许多地方的来信，要求平冤狱的，诉说被打击报复之苦的；有河北的，也有其他地方的。这些信据我的判断，真的是有冤情在里面的。人多多少少都有固执的一面，但是我坚信，那些小老百姓年复一年坚持不懈地告状，其中的苦情恐怕用“固执”来解释是再也解释不过去了。面对这些血泪的文字，我也难受，也想方设法通过一些关系转到要害部门。有的求助信，我实在是托不到关系，只能无可奈何，徒增遗憾而已。
胡锦涛同志说“群众利益无小事”，说得实在是太好太中肯了。
“群众利益”是什么？是“最大多数人民的最根本利益”。“群众利益无小事”又是指什么？是对“最根本利益”的有力的阐述。“人民”与“群众”，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当活生生的人把家庭幸福都抛置于一边，成年累月地把精力耗费在上访，上告时，为官从政的人应该怎么想？中国十几亿人当中，告状上访的毕竟是极少数，那么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他们不代表“最大多数”呢？是不是就因为他们是“个例”、“个案”就可以冷漠甚至是粗暴地对待呢？连《官场现形记》都说：老百姓告状的少了，是好事，是国家的“吉兆”。那么，新时代的党员干部，是不是更是应该从“讲政治”的高度去对待上访、上告呢？
我在多年的酸甜苦辣中得出的结论是：冷漠和傲慢是最伤人的。且不要说“爱人民”，人心都是肉长的，最低限度你要做到不要伤群众的心。
在我接受采访的时候，我想起那些经历过的事情，想起我满怀希望地排在上访队伍中，同他们一步一趋地挪向那接待室的门口时，我的心情是沉甸甸的。特别是当我看到一位妇女举着状子爆发出绝望的哭喊声时，我真的不能平静。
第四部我非英雄（3）
“你和李山林都是好样的！”
记者想了解我坚持下来的道德动因，我只能说：这一切，源于我对人民深厚的感情。
郭光允：我在建委工作的时候，就告诫我自己老百姓挣这点儿粮食真不容易，咱们千万千万别大吃大喝，千万千万别捞人家的钱；再一个，老百姓来办事，进政府不容易，过去我们小时候见一个区里边的秘书我们都怕得不得了，人家到咱们这儿办事来，一定要客气，尤其是没有文化的农民来。
主持人：你不管是当官还是当老百姓都是这样？
郭光允：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从小就是要饭出身。
主持人：你要过饭？
郭光允：要过饭。我从记事起就挨饿，一直到我20多岁，甚至到我30多岁。40多岁我的生活才好转一些。我记忆中的生活一直很苦。我是老大，六七个弟兄，我母亲眼瞎，我爷爷、父亲饿死，他们当然是在1960年左右饿死的，我岳父、岳母那边没儿子，姐妹7个，老头老太太我们也得养，我们挣40多块钱得养他们，养这一大家子。人家说有时我们吃的象猪食。
主持人：这跟你后来跟这些人斗，见不得这些腐败有直接关系？
郭光允：有一定的关系，应该是有关系。
主持人：你在“文革”的时候劳动改造过4年。后来又因为反对这些腐败分子，跟他们作斗争，然后又被劳教过，受这么多的苦，都是因为你的秉性吗？
郭光允：都是因为我实事求是说话。
主持人：你和原来的省委书记程维高较量8年，吃了那么多苦，写了那么多的举报信，你的动机是什么？
郭光允：希望中央要如实调查，要查处他。如实说话，如实反映问题，他就整你，不光是整我，他整的还有其他好多人。
主持人：我们去你们家里边是不能够拍摄的，也不能够拍到你的家里边的人，我们能不能认为到现在为止，你的危险，你的担心还没有解除？
郭光允：我是有些担心，我也告诉他们，你们随时注意。并且程慕阳据说有数亿的资产，什么样的杀手，他都能买通。
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起我的周围还遗留着许多的敌意。
然而，谈到我的那些对立面时，我倒没有什么不安的感觉。
最令我不安的是，在石家庄，在我周围，仍然有那种说不上来的阴冷。一位记者同志告诉我，当他试探着想从石家庄建委那里索要郭光允的联系方式时，接电话的同志居然大光其火：“没有这个人！我们不知道这个人！”还有人竟说：“你们记者别把他当个宝！就他事多，我们建委的名声全让他弄坏了！”
各种各样的说法也接踵而来。说我“逞英雄、想出风头”的人有之，说我把河北的工作“搞得被动了”的人有之，还有的人，把我在前8年同李山林的斗争说成是“权力之争”。
林林总总，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我这个人，可以不在乎那种赤裸裸的威胁，但对于周遭环境里隐隐约约传来的尖酸阴冷的嘲讽，我是非常介意的。因为我是个非常认真的人，我仍然是个平头老百姓，不会假装高深，对于周围的人对我的误解装聋作哑，付之一笑。
我觉得，另一类现象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一位多年不见的伙伴见到我，首先对我表示祝贺，然后说：“光允啊，虽然你弄成了这个事，但是我还是要说，要是我是李山林，我也弄钱！”还说：“你是我朋友，李二（李山林的绰号）我也认识，说实话，你们两个都了不起！都是好样的！”
他后面一句话的意思是，小小的石家庄市建委出了两个与程维高案有关的“名人”。然而，那种没有好坏之分、没有是非观念的评语，却让我感触良久。
前面说过，正常的在人们眼里变得不正常，而不正常的，反而变成正常的了，这也是人们表面上会欢呼反腐肃贪，而对身边、眼前的腐与贪却视而不见的道理。
第四部宽恕自己
我不需要别人的忏悔
在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的日子里，我过着半养病半闲散的生活。
在表面上的平静之下，其实我的心情是不太平静的。
因为虽然事情渐渐有了眉目，一步步平反的消息也不断传来，然而，因为“9·26”案涉及面之广，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