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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教员听完我发言，手一挥：“好了，发言完毕，散会！”
就这么结束了？我几乎有点不相信，可是，没有反击，没有怒斥，那教员仿佛没听到我说什么似的匆匆宣布了“散会”。以后也没有人再来因为这番话来追究我。是我有幸中签了一张命运的彩票吗？还是那位教员暗地里也对这种划右派的方式心存不满——总之我无法再去推测我免遭罹难的具体原因了。但我相信这一点，一定是某些善良的人把我的“罪状”给掩盖起来了。
倒是第二天，几个被划成右派的同学把我堵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劈头盖脑把我一顿骂：“郭光允你找死啊？我们是右派，右派是什么你懂吗？右派是臭狗屎！你这个愣头青居然还在说那样的话……”
“你算什么中农，你们起码是小富农、破落地主！”
反右风暴就这样在我们大百尺村刮了一遭。
也许连上面也觉得初中生划右派实在不像样子，后来县委下达了一个精神，对我们学校的右派问题来了一次复查。经复查后，有的同学被解脱了，但大多数人因为这次运动的刺激，要么中断学业，选择另外一条道路，要么背着一个“三反学生”的政治包袱，继续遭受着各种的不信任。
那个被划为“右派”的堂叔小名儿叫“老七”，平时他是一个思想很积极进步的人，在我们学校政治表现是最好的学生。但是就因为其父是农村小学教员被划为“右派”，其子竟然也因此被划为“右派”。这次运动对我的刺激相当之大，让我开始反思这种以群众运动治理国家、处理政治问题和社会生活问题的正当性了。
这些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划为“右派”的初中、高中学生面临的是比“正宗”的“右派”更为悲惨的结局：虽然后来他们被摘掉“右派”的帽子，但是在他们的档案里却把他们定性为“三反”学生！这里的“三反”不是“三反五反”的“三反”，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我的那个堂叔后来转学到包头青山区中学读书，是转学的时候看到档案的，在他的档案里家人看到了这个可怕的“罪名”。有着这个“罪名”的学生即使高中毕业以后也不允许上大学，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悲剧啊！说是“政策杀人”，我看一点都不为过。其实那些无辜的学生在当时的条件下甚至连“党”和“社会主义”是什么都不清楚啊，还有“人民”这个任何时候都可以借用的名义，更是无法理解了——谁是人民，谁不是人民，人民在哪，人民就是老百姓吗？大家都不明白啊。这样这些同学的一生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改变了，完全地改变了。
第三部饥馑年代的跋涉（3）
虽然没被“划右”，但我的日子并不见得好过多少。有一天晚上我隐隐听到几个同学小声议论：“怎么划右派没有划到郭光允啊？郭光允说实话说得最多了，他没有哪天不说吃不饱的。”其实，说我“实话说得最多”是高抬我了。不过我当时在同学们中的威信还是相当高的，所以没有人会愿意看到我被划为“右派”，而且因为我的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所以老师也很欣赏我。但是我们那个汪校长却很讨厌我，因为我为我大妹妹的事跟他争执过啊，还有他认为我“对村干部有意见”。
有一次放学了，突然要开会。所有的学生都排成方队等待训话，校长站在一个小凳子上（因为他个子不高），开始对我发难：“郭光允，你家什么出身？”
“中农。”我心里暗叫不妙，心想一顿批斗避免不了了。
“中农？你家是中农？真是可笑！我看你家怎么着也是破落地主！”
“我家是中农。”我坚持着。这样要命的问题我决不能闭口让步，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中农？起码是富农！”他不依不饶。
他这样穷追猛打弄得我有点无可奈何：“我家的成分表上写着我家是中农啊。分地的时候我家没有分一块地，但是也没有分出一块地，那我家怎么会是地主富农呢？我家的成分表还掖在我家房梁上头呢，不信拿给你来看！”
听到这番话他开始找别人来帮忙论证“我家是富农”这个命题了。他头转向旁边的王运昌老师：“王老师，你们俩是一个村子的，你们最熟，你说，郭光允家到底是不是富农？”这时候已经戴上“右派”帽子的王老师也是噤若寒蝉，不敢随便开口了：“郭同学家算不上是富农啊，也就是他老爷爷那会儿过过几天有油水的日子，他本人饭都吃不饱……”看到校长圆睁的双眼，他马上加上一句：“呃，那他家算是小富农吧，比富农差……”
校长得意洋洋地宣布：“对，那你家就是小富农，你给我当心点，不要作怪！学习成绩好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吗？”
听到这里我什么都不说了，不想辩解了。
还有一次，开班会的时候老师让我作检讨，检讨什么呢？老师说：“你思想落后，见天叫饿，这分明是对党的统购统销政策有意见呀！”哦，肚子饿也有罪？说自己肚子饿就是“思想落后”，就是“不爱国”，就是“反党”？当时我别的什么都没说，也没有检讨。我一个“落后分子、思想反动”的学生，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所以说这种无端的斗争真是害死人啊，别说大人了，连孩子都不能幸免！每当我想起这一幕，就会想到老七档案里的“三反学生”几个刺心的大字，就会想到美丽、倔强的顺姿的后半生遭遇……
1958年我们一年没上学，为什么呢？因为本来老师就很缺，虽然新调来了两个师范生，但是又新增了两个班，师资力量很弱，再加上58年大跃进开始，这荒唐而难忘的一年也就开始了。
当时村里让我记忆深刻的一句话是“深翻一丈地，产量上万斤”。其实那样深翻土地是把上面的“阳土”（活土）翻下去，把下面的“阴土”（死土）翻上来，这样的地是长不了庄稼的！还谈什么亩产多少多少斤啊？
各村开始开动员大会，村干部纷纷表态本村的粮食亩产将多高多高。我记得“底价”是亩产10万斤，然后就有人拍着胸脯说亩产要达到20万斤，接着是30万斤、40 万斤，直至最后的天文数字：200万斤！
我自己暗地里算过：一亩地是666平方米，在这么大点儿一块地方，如果放上200万斤粮食的话，光摆粮食粒儿就要摆一人多高！而实际上呢，庄稼顶多也只能长到半人高，那怎么可能长出200万斤粮食呢？纯粹是瞎胡闹，可笑至极！
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样的话也不能说，因为当时兴“辩论”啊。人人都学辩论，而且辩论的时候不仅动口，还常常动手。我有个同学他们村里有个孕妇，一次不知说错了什么话，被一群人边“辩论”着边推来推去，最后被“辩论”流产了。那时候头脑被大跃进风暴吹刮得发疯的人就是这么残忍！
1958年要求“人人劳动”，对于劳动不了的老人们，就把他们弄到劳改队去，强迫劳动！那个时候我们的党不依靠法律治国，连一个穷得叮当响的村子都设有劳改队以镇压“敌人”。
农村的精壮劳力挖河的挖河去了，大炼钢铁的炼钢铁去了，家里只剩下妇女和孩子了。结果这些妇女也遭殃了——那年村里要修水库。实际上啊，自1963年以后，我们那儿的雨水就一年比一年少了，修水库在缺水的北方农村几乎没什么意义。那个时候到处修水库，把地挖坏了，水库还没用，所以说这样的运动真是劳民伤财啊！
当时我们村修的水库规模是方圆4里路左右。有一天，修水库的时候，村里一个管武装、治保的干部到水库工地巡视，看到一些修水库的妇女在休息，他很生气，他要惩罚这些妇女劳力。他到了工地后大声喊：“全体起立！”命令每人将土筐装满土，让大家背上筐，上了堤坡，排好队，他大声喊叫：“齐步走！”不久，又声嘶力竭地喊：“齐步跑！”让这些妇女们背着筐土跑步。每个妇女都被勒令背着沉重的土筐开始绕着水库跑步，跑了一圈以后，很多人都受不了了。我的母亲生过7个孩子，加上长期的粗砺饮食和捱病（就是生了病几乎从来不去看大夫，就那么躺在炕上捱着），哪里受得了这样的折腾啊，当晚回家就大吐血了。
一个夏天的晚上，当时我正在学校看书，突然有同学来告诉我我娘不行了，要我赶快回家看看。我回到家之后就赶紧去请大夫。有个姓戴的大夫，他原来是国民党军队的随军医生，被俘后不愿意加入共产党的军队到邻村行医，他人很好，医术也很高明。把他请到家后，他给我母亲打了6针不知是什么药物——估计是止血针吧——随即母亲的病情就有所好转了，算是暂时保住了命吧。但是从那以后就留下了病根，眼睛老是看不清楚，并且时不时就会抽风，抽的时候连手都掰不开，而且常常是一发作就抽一整天，我母亲从此基本上丧失了劳动能力，那个时候她只有39岁啊！到我结婚时带媳妇儿回去看她的时候，她的眼睛就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
第三部饥馑年代的跋涉（4）
此外，那一年还有两件事对我刺激很大，一辈子也忘不掉。
有一次家里一分钱都没有了，母亲的抽风病又发作了，急需抓药治病。母亲最后想了个办法，让我去她大姨家也就是我姨姥姥家去看看。姨姥姥家在蠡县城，老两口没有后代，开了个小卖铺，卖点油盐酱醋什么的，他们家或许有一点钱能借到。那天下午我放学后徒步走了30里路到蠡县城打听姨姥姥家的住址，找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到她家发现她家也很小，很穷，只是老两口平时不怎么花钱才有点积蓄而已。当夜我借了三块钱，回到家时已经是半夜了。
跑回家时我浑身都是汗，看着重病中的母亲蜡黄的脸，我的脸上汗水混着泪水不断滴在地上，这种贫穷的滋味让我刻骨铭心。
回来的路上有一段小小的插曲：我那时还很迷信，相信世上有鬼并且很怕鬼。从姨姥姥家回来时天已经黑透了，而且还要路过一片乱坟岗。平时听同学说那个地方常常闹鬼，其中最恐怖的就是一个大头吊死鬼，是以前村里一个含冤自缢的寡妇变的，还吃过人呢。那晚我走到离家还有大概10里路的时候，看见那个“鬼”了！白乎乎的一片，我顿时恐惧到了极点。于是我闭上眼睛开始闷头狂奔。心里估摸着跑过了吧，睁开眼一看，娘呀，我叫出声来了，那个“鬼”正好站在我的面前啊！大脑袋，白身子，就站在我面前！平静了些后发现那个“鬼”并没有来掐我，而是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站着。我壮着胆子走了过去，定睛一看，哦，原来是一个破旧的木牌楼，上面贴了些宣传大跃进的标语，我这才放心了，原来不是鬼啊！
第二天我跑到离我村10里路的崔家庄村去抓药——据说那个村的大夫曾经是我曾祖父的徒弟，而实际上他对于衣衫褴褛的我也还是毕恭毕敬地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