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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去保定，找到了一个做保姆的活，主人是一个军官（我们叫他“大营长”），主妇是一位省建材局的干部，名叫刘佳玉，当年24岁，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母亲每月挣18块钱，刨去吃饭花掉五六块，能剩下十来块。母亲决定存下这笔钱，待开春的时候置办农具、种子，运气好的话，这钱还可以买到1/4头牛。
母亲在保定做保姆，使我平生第一次接触到更广阔的天地。到当时的省会保定“游历”一趟。
我和父亲足足走了一百多里去保定看我母亲。一路上父亲给我讲着家史，讲我的做医生的老爷爷是怎样的和善，医术是怎样的高明，怎样得到乡民的尊敬；给我讲述他的外祖父是我们村拳房的教练，武术是何等高明。父亲给我讲了一路，几乎家族及亲戚的事讲了一个遍，我非常高兴，也懂了许多道理，初悟做人的艰难。
这一次远行，我享用了人生第一顿最美好的饭食——路途中饥肠辘辘，父亲第一次带我进小饭铺吃饭，父子俩花了2毛5分钱买了4小两（合今天的125克）烩饼，虽然绝不能吃饱，但毕竟是第一次吃到用猪油烹出的美食呀！为此，还遭了掌柜的白眼，掌柜的扯着嗓门奚落道：“两个人吃一小盘炒饼？一个人起码能吃三大盘！啧啧！这爷俩也太抠门了吧？”
我第一次来到了省会，可开眼了！大楼房、大马路、电灯、汽车……人世间竟有这般的热闹地面！我们那个大百尺村的集市再热闹，也不能跟保定的一条马路相比呀！
然而这样一个显赫地面，实在不是我们这种乡巴佬能待的地方，父亲和我穿得像个叫花子，看着城里的西洋景，只有缩头缩脑茫然无措的份。父亲还妄想着做点小买卖——从铁路西买一挑大白菜，到保定东市区去贩卖，累得半死，每天只能赚几毛钱，后来索性不干了。
回乡时，我走的是大公路——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走公路，从保定到高阳，再返回大百尺村。为什么要选择走公路呢？身为乡下人的父亲打着一个狡黠的小算盘：兴许我们可以爬汽车返回老家呢。
每当大汽车轰鸣着驶过，父亲就喊：“光允，快！”可是我那瘦弱的小身子骨哪里追得上汽车呢？我当年满12岁，可是个头只有同龄儿童的一半高。追汽车追得上气不接下气，父亲看着我的狼狈相，也不禁苦笑。想起来当时的举动，那实在是无知，就算爬上汽车，又能占到什么便宜呢？弄不好是要出人命的呀。
母亲在保定做保姆的时间没多久，初春又回到了大百尺村。
母亲辞活的原因，除了不太适应城市生活之外，跟她骨子里的倔强也有关系，这种倔强的性格，也许在我身上发生了影响，为什么我从初中开始屡遭挫折，回想起来，跟这种“拧”劲也有关系。
第三部一个被看做“异类”的中学生（4）
二妹之死
回忆20世纪50年代的经历，我所目睹的亲身体验的一切，始终强烈感到的一点，就是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始终没有脱离另一个重要的课堂，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所谓人生大课堂。劳动生活对我来说是个锻炼——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要感激生活的磨炼，让我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坚韧的性格。然而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苦难的历程老是陪伴着我，让我目睹人生中太多的伤感和遗憾？难道我的不幸和我家庭的不幸仅仅是中国人中的一个特例吗？难道真是我们郭家香火不勤、时运不济，或者是我们郭家的人总是要跟别人作对，因为性情古怪才铸就了苦闷和不幸的结果吗？
答案自然不是这样的。
这里我不得不说到我所经历的第二个时代——合作化开始的波澜壮阔的新时代，我的人生历程发生扭转虽然得益于这个时代，但我总是不能够从沉重的思索中解脱出来。也许这也是我们这一代的悲剧。
上世纪60年代我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上级组织曾发给学生一张表，表列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你对党的历来政策持什么态度”，不填就不允许毕业，填写的内容也不许涂改，这意味着一旦你表明了态度，就不许反悔，必须向组织说实话。我在这一项中，是老老实实地填写了我的感受和疑虑的。——所幸的是，在那个“红色造反”的年代，各个派别忙于争权夺利无暇顾及审阅这类表格，这一段文字档案并没有人去特别关注，因此也没有因为这次填表，使我遭到冲击。
回想当年，我的思索与表态可能显得幼稚，但确确实实是发自内心，表达了我的真实想法。
对于土改、镇反、抗美援朝，大百尺村的老百姓是真心真意地支持的。
发展教育，使我这样无知的穷孩子读上了书，更是新中国给我的最大恩惠。
可是在统购统销中显现出的一些过左的东西，又确确实实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
到了1955年搞合作化，只听到区上宣传合作化伟大，合作化有许多优越性，平民百姓也不懂得更多，只是实心实意地拥护。我们家把地交上去了，这时候又要求我们这些过去搞单干的农户把余粮卖给国家，要农民自觉申报余粮，不配合就是“落后”，就是“不爱国”。农民谁愿意落后，谁愿意被别人看做“不爱国”呢？申报就申报吧。
平心而论，那个时候，党的威信在老百姓心目中是很崇高的，老百姓还是积极热情地拥护党的政策的。
可是这个时候的政策就开始“左”了。
一是粮食申报，农民自己说了不算。本来家中只有200斤余粮，硬说你家有1000斤，不承认就说你落后，给你扣帽子。在这种情势威逼之下，不少人家只好打肿脸充胖子，卖“过头粮”。我们家也卖了不少“过头粮”——我们家以前自耕自食时，粮食就不够吃，再来一个卖“过头粮”的政治任务，老老小小十几张嘴怎么受得了？因此，那阵就开始听到不少怪话、牢骚。“这是怎么回事？还不让人吃饭了？”“区里的陈大秘书，怎么跟‘活阎王’似的？”等等。
实在没有办法了，穷人只好想穷辙。除了挖野菜之外，就是想法挣几个钱到市场买黑市粮。所幸我们家还种了几亩棉花——那是我们家惟一的“经济作物”，收获下来可以换几个钱。
每逢秋天收棉花的时候，就是我们家充满希望的时候，也是我最忙碌的时候。我一下学，第一件事就是到地里帮大人摘棉花，几亩地的棉花摘得干干净净，卖到供销社换回一些现钱——这可怜的一点现金是决不能奢望给妹妹扯上几尺花布或给我添点文具的，几乎是统统买了用于糊口救命的粮食。
当时农村的口号是：把余粮卖给国家。但实际上，地方上的干部为了超额完成任务，为了创“政绩”，其实是在强制农民卖掉所有的粮食。在执行过程中，不免有粗暴方式对付农民的情况出现，区政府的那个陈秘书威风凛凛，大人吓唬小孩动辄说：“别哭！陈秘书来了！”小孩居然乖乖的不敢再哭，区区一个秘书就如此威风，其他的大官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的二妹就是在这个时候死去的。
这也是我第一次目睹亲人的去世。
可怜的二妹那一年只有5岁，大大的眼睛，高高的个，可老是病病歪歪的。回想起来，就是生活太艰苦。开始她得了风寒，总是咳嗽，我和母亲、奶奶干活，她在一边跟着玩，不时地咳嗽着，一会儿叫“我饿了”，“我想吃一点高粱面饼”，并用小手比划成一个铜钱大的圆圈。可是当时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除了吃饭时才有干粮，吃完了饭什么都吃光了，她仅要那一点饼也没有满足她。她的病越来越厉害，家里没有一个钱给她看病吃药，眼睁睁地看着她越来越虚弱。这件事让我痛苦不已，每每想起就会掉眼泪。穷人家的命贱，我从小也是多病多灾，但记忆中从未吃过一片药、看过一次郎中，都是靠自己硬“挺”过难关的。
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小妹这回是真的挺不过去了。
那两天，老听小妹在屋里不住地咳嗽，咳得让人揪心，我和母亲面面相觑，竟毫无办法可想。
我坐在妹妹躺着的炕沿上，妹妹气喘吁吁，不住地咳，我这个当哥哥的看着她那副样子，又心疼又心焦，急得抓耳挠腮，只恨老天爷为什么不让我替她生了这场病！
“哥啊……”小妹开始气息微弱地说话了。
“二妹，有啥事？”我说。
二妹抬起胳膊，艰难地比划着：“我……我现在就想……就想吃那么一点小块高粱饼，就这么一点，行不行？”
天哪！小妹，你怎么会饿成这样呢？
她病成这副模样，居然也知道不好意思提更高的要求，天真地央求哥哥满足“就吃这么一点”的可怜愿望！那个穷困的年代，别说“剩饭”是一个奢侈的概念，连瓮里有没有粮食，也是一个未知数。我也不知道当时怎样给妹妹解决的吃食，我只记得我推着一个碾子轧着高粱，脑子里只想着：快，快！快轧点高粱面吧，好让妹妹尽早吃上一口菽面饼……
二妹不行了！邻里大婶说：“他娘，你快来抱抱这孩子吧！”
母亲在女儿即将告别人世时，做了一个动作：她一下子把奄奄一息的二妹抱在怀里，我不曾记得母亲抱过二妹，当母亲将二妹死死地抱在怀里时，她的动作在我看上去甚至有几分别扭。
缺乏温暖的二妹就是这样离开了人世……
一口薄薄的小棺材把小妹送出了院门，按照老家的迷信，家里的男孩子是不能跟死者打照面的（因为死者的魂会把男孩的魂勾走）。我只能面对墙壁低声地哀哭，一个名叫“死”的事物，割断了我与二妹的手足之情，然而我居然不能看她最后一眼。
第三部一个被看做“异类”的中学生（5）
大百尺村剧团的悲剧
陈云同志曾说过这样的话：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左倾路线最大的危害是“对生产力的破坏” 。作为亲历那段历史的劳作在生产第一线的人，作为一个见证了从合作化到大跃进的新中国第一代青年，我对陈云同志的话是深有同感的。
在我沉重而凄凉的少年记忆中，从小妹的死到家境的一天天艰难，不愉快的事情可以说是一桩接着一桩，然而最能反映出大百尺村萧条、破败的代表性事件，是村剧团的解散。
我之所以特别抒笔写到大百尺村的剧团，不仅是因为它给我的少年时光带来了少有的欢乐。更重要的是想反映一种过左的、强横的政策是怎样剥夺了人们的欢乐的，这是这个时代不应该发生的悲剧。新中国，艳阳天，理应是万象更新，理应让年轻的一代在阳光雨露下编织美丽的梦想。然而，在合作化的时代大潮下，却出现了不和谐的一幕：被过头的“统购统销”等过左路线的干扰，百姓的口粮日期紧张，村里的百姓们无力供养一群灵活生动的演员，剧团终于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