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程维高使李真在政治上的影响和作用“远远超过了实际权力”，而李真也投桃报李地为程维高在政治上做了更多“事情”。据调查，1993年，程维高对省里一个领导产生不满，就让李真写了封匿名信，反映其经济和生活作风问题，寄给了中纪委；1994年，程维高因另一个省里领导不听他的意见对其产生不满，让李真写了封匿名信，寄给当时正在石家庄的中央考察组。李真后来说：程当时作为省委书记，完全可以亲自向考察组反映问题；1995年，程在张家口的一个宾馆对李真说南京有个人写信告他，要李真打匿名电话恐吓这个人，并给李真提供了这个人的电话。程告诉李真说：“告诉他不要太放肆！”李真马上当着程的面给这个人打了匿名电话，结果这个人被吓住了。李真回忆说：“当我打电话时，程就在旁边捂着嘴笑。”
在经济上，程维高与李真相互“支持”，也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极为牢固。李真对程维高的儿子程慕阳经商给予了诸多关照。 1994年河北省在北京筹建河北大厦，程慕阳采取欺骗手段想要获取1071万元转让费，为此，李真多次找相关人员让赶快给钱。李真说，他“深知‘南京二建’与程维高的关系很不一般”，知道程维高的儿子程慕阳的不少工程都是“南京二建”垫资建的，于是他千方百计帮助“南京二建”，亲自给原石家庄市长张二辰（已判刑）打电话催要欠“南京二建”的款，亲自让石家庄市国税局停止与省第四建筑公司建办公楼的合作，改由“南京二建”承建等等。
程维高与两任秘书的“密切关系和深厚友谊”，不仅毁掉了秘书，也毁掉了自己。
“命中缺金”的李真
我在本书的第一部《建委风云》里所提到的石家庄国税局大楼招标的例子，就是吴庆五、李真等人“化腐朽为神奇”的“商战成功”的典型范例。这个工程本来已经给了河北四建，省四建进了点，也建了临建，工程也开了槽并已进展了一部分，可是，突然有一天，吴庆五找到了李真，要他无论如何要“干预”一下招标的事，李真亲自找到国税局负责人为南京二建说情。石家庄国税局只好中止了同河北四建的洽谈，重新制订招标方案，南京二建从河北四建手中“横刀夺爱”，硬是劈手拿下了这个工程。
南京二建中标后一个月，吴庆五从这个公司拿到了40万元人民币，兑换成5万美元，交给了李真。
李真为什么索要这5万美元呢？据称：李真听到了一些不好的风声，想转移赃款，可是箱子里钱没有装满，凹下那么一块去，看上去总有点别扭，于是灵机一动，再捞上一笔钱把箱子填满，以图个“圆满吉祥”之意。
贪官的逻辑有时就是这样令人匪夷所思。
据一位和李真共事多年的老干部称，李真在工作、生活中确实比较迷信，一直和北京一个懂《易经》的“大师”保持着密切联系。
李真在被“双规”之前，本来按预定计划他将于3月2日去北京开会，他这个人很警觉，已经提前准备好了应付一切突发事件的东西——什么证件啊，护照啊，个人细软物品啊，全放在汽车后备箱里。如果3月2日他真的去了北京，以李真的神通广大，那结果就很难说了。有人甚至这么分析：如果放他去了北京，也许这个案子就办不成了。
为了稳住李真，省委一位主要领导中午11点多给他打电话，要他下午去省委开会。李真在去省委的路上还警觉地给北京的“大师”打了电话，问会不会出事。“大师”告诉他，上面有“贵人”顶着，有惊无险。
关于李真究竟为什么“栽”进去的，河北的干部老百姓议论纷纷，其中不乏“演义”和“传奇”之成分，这里摘取一二。
一说李真神通广大，经常出入北京各部委。一日，他托了关系要请中纪委的两名室负责人吃饭，中纪委的这两名官员听人介绍，河北的李真年纪轻轻，官居厅级，定是一位才华横溢年轻有为的干部，于是欣然前往，饭局间言谈甚欢。席终，李真说：“这回来京，也没什么准备，给二位带了点河北的土特产，不成敬意，请收下。”送上两个拎包，中纪委官员也没在意，收下了。回家打开拎包一看，哇，什么“河北土特产”啊，全是钱，一沓沓簇新的百元大钞！大骇之余感到问题严重，反映上去，引起高层重视，遂指示严查，这个大贪官终于浮出水面。
二说李真被“双规”之前，右眼皮跳个不停，心里没底，于是去一个算命先生那里测吉凶。算命先生说：足下是极尊极贵之相，然则五行缺“金”，若添一点“金”，则运道自然圆满。李真问：我是否要改名字？算命先生闭目算一番，摇头道：无妨，前头自有贵人助足下一“金针”，届时足下会高枕无忧了。李真大喜而去，然而不久便被“双规”，升格为逮捕、起诉、判处死刑、高法核准死刑，在唐山刑场被注射死亡。有人据此责怪算命先生算得不准，该打屁股，算命先生笑云：我怎么不准了？“金针”，注射针管也；高枕无忧，毙命也。李真命里缺金，高法赏给他一根夺命神针，岂不是成全他五行圆满了吗？另，“真”与“针”，是否又是一个冥冥中的巧合呢？
从这些老百姓的传说中，反映了人们对贪官的愤恨，也体现了广大群众要求官员们清廉勤政的愿望。
第二部我所知道的程维高（1）
我只在电视中见到过他
“贯彻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保证反腐败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党政主要负责人要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总责，严格执行责任追究的规定，领导干部对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反腐败工作敷衍塞责、不闻不问、不抓不管以致屡屡发生大案要案、造成恶劣影响的，必须对其进行责任追究！……”
程维高做完了大会报告，又一次强调反腐败的重要性后，习惯性地端起茶杯喝水，听着主席台下如雷鸣般的掌声，不动声色。旋即放下茶杯，平静地坐着，踌躇满志地向鼓掌的人们点头致意。
在家里每当在电视上看到“河北新闻”的时候，我都能看到程维高在大声呼吁整顿河北风气，振兴河北经济的形象。我常常想：他是否也曾想过，自己的行为正一步步将自己拽入深渊呢。实际上，更多的可能是，他意识不到，因为他一向很自信，不相信就凭一个小老百姓的检举就可以把自己拉下马。从省“一把手”的高位上退下来以后，也许，他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要走好下面的每一步棋，熬完中纪委对相关事情坚持不懈的调查以后，自己告老还乡，以前辛辛苦苦为后代铺设的道路将是一马平川。
每个中国人都这样，不但希望自己过得好，而且希望子孙后代过得也好，甚至比自己还要好，这是中国人对后代的强烈责任感的真实体现，甚至许多外国人根本就无法理解中国人对于子孙这种近乎溺爱的关怀。
拥有古老历史国度的人们，自然而然地比其他民族更关怀自己的历史，同时也更关怀自己历史的延续。这样，对子孙后代的溺爱性关怀就成为一种普遍的教育方式与思维，甚至深入民族文化的骨髓而成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了——一个有力的证明就是，经社会学家调查研究发现，同样作为文明古国的希腊人就很溺爱孩子，这一点跟周围的欧洲国家迥异而与万里之遥的中国倒颇为相似。
有了地位的人害怕失去地位，有了地位的中国人则更害怕失去地位。有了地位，特别是政治地位，在中国人眼里，是“光宗耀祖”、“显耀门庭”，因为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政治本位的国家和一个宗法家庭本位的社会，因为一个人的地位高低关系到整个家庭在社会中的处境好坏。没有地位要拼命争取，有了地位就要拼命保住。虽然大部分中国人都知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古训，但是一旦自己有了地位，哪怕是事先料到结局会是飞蛾扑火般凄惨，也要拼搏一番保住甚至再提升自己的地位，因为成功以后带来的荣耀太诱人了！
带着“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心情，我们的有些官员才会无视国法党纪的规定，才会狭隘地只顾及自己的利益而不过问黎民苍生的疾苦，才会前“腐”后继。
程维高在河北的知名度不言而喻，互联网上、报纸上他的资料很多，也很详细，许多河北人想必都耳熟能详了。
程维高于1933年出生于苏州一个很普通的家庭，生活虽然不富裕，倒也可以凑和，总之比我家强得多；再说南方农村的经济底子和自然条件也都比我家乡好得多。
1949年，刚满16岁的他被招聘进入常州地委，开始了他长达50余年的从政生涯。
从政之初，外貌平平的他默默无闻地做公务员做了10年。这10年间他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就是，他在17岁时即1950年就入了党。
1959年，常州市委一个分管工业的副书记在一次会议后看中了勤快机敏的他，提升他为自己的秘书，成为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位“伯乐”。这位副书记很器重他，并且有意培养他，于是就先安排他下基层锻炼锻炼了。
这一点我和他倒是很相像，一样是“三门干部”——即学校门（程维高读过大专）、工厂门、机关门都进过。这样的路线很有代表性，我们这个年龄阶段很多人都是走这条路的。
1965年，程维高奉命接手常州拖拉机厂任厂长。
工作中他平易近人，任劳任怨，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就把床支在办公室，跟工人一起下食堂吃大锅饭，周日几乎从不休息，也不允许中层干部无故不来上班，对请假制度规定得极其严格。年富力强的他一心一意干革命。
程维高还特别注意搞技术革新和创造发明，直到现在还驰骋在中国农村乡间地头的“东风－12”型拖拉机，就是他在仔细考察南方水田的地形之后，带着一批同样年轻的技术人员以一台日本产的拖拉机为原型，经过无数次辛苦实验而研制出来的。毫不夸张地说，那个时候程维高是一个认真负责、干劲十足的拖拉机厂厂长。
在拖拉机厂的这7年奋斗生涯是程维高的光辉起点。
程维高当年的一个老部下知道程的腐败事件后，不禁扼腕叹息，感慨良久：“你说人怎么会变成这样呢？那个时候的他多好啊！我敢以我的人格担保，那个时候的程维高绝对是个勤勉的清官！”
从1972年到1977年，程维高响应江苏省委提出的“上天入地”（就是发展航天工业和煤炭工业）的口号，“入地”而成为江苏一家煤矿的负责人。这5年里，程维高凭着自身固有的优秀资质与从拖拉机厂得到的管理经验，煤矿的工作同样也做得很出色。
1977年，程维高在基层奋斗拼搏了12年之后，又回到了行政岗位，任常州市计委副主任、建设委员会主任，时年44岁，已年届不惑。
负责建委工作后，程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