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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正义而言，忍耐是一种懦弱的表现，甚至等同于是非不明、美丑不分！
基于这些简单而强烈的信念，我决定斗争到底。
1997年2月，石家庄市建委党组得到来自省委的指示，开除我的党籍，理由是我因为“诽谤”省领导而被劳动教养，不能继续留在党内了。
开除我党籍的决定中有一处签字栏，地方很小，但我仍设法写下这么几行字——
石家庄市建委纪委、建委机关党委：
我不同意开除本人党籍。因为我是按党章赋予的党员权利，按中纪委《控告申诉工作条例》中关于如何检举的规定，如实向组织反映问题，和后来全国建设项目执法监察会提法一致，没有错。我现在借此机会继续向党组织、向建委纪委反映程维高等人在建筑市场带头违法违规问题（具体内容见我1995年8月的信），我还向纪检机关控告……违犯中纪委、公安部、司法部有关政策规定，破坏党纪国法，大肆株连无辜，制造冤假错案的罪行。请把我现在对程维高……的检举控告按中纪委《控告申诉工作条例》第7条、第27条及注释规定处理。
郭光允
这一事件让我备受打击与震动，我不服，我要上访。
第二部告他，告他，告他（2）
在决定开始上访征程之前，我学习了很多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纪委的许多文件、政策，并且首先确认了一下自己存不存在违法违纪问题，然后再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看程维高一伙的所作所为，我确信他们没有一个人不是触犯了数条法律以及组织纪律的。做好了这些准备工作之后，我便和老伴走上了京城上访路。
好在石家庄到北京只有3个小时不到的车程，这样上访的旅途劳顿就大大减轻了，否则我们不仅经济上承受不起，而且身体上也会受不了。
1997年刚开始上访的时候我信心百倍，天真地以为自己的问题再清楚不过了，当年一定可以解决。我为什么会这么乐观呢？究其原因，一是因为1996年国家在石家庄开了建筑市场整顿工作会议，邹家华副总理对各级领导带头搞乱建筑市场进行了批评，狠狠地打击了李山林一伙的嚣张气焰；二是因为我遇到了中纪委一个古道热肠的老干部，虽然他的职位没有程维高高，不能直接给我解决问题，但是他给我指出了一条“终南捷径”：直接去找公安部解决！
另外，1997年陈希同案件对我也是一个巨大鼓舞：那样一个炙手可热的官员因为腐败问题都得到了应有的惩处，我更加相信我会赢得胜利了。
等到中纪委把案子转到公安部的时候，我发现事情不像想像得那么简单：我去公安部很多次，也写了很多信，据说公安部的每一个正副部长都知道我的案子了。知道归知道，但是由于河北省某些人的“抵制”，公安部也对我的案子无可奈何。
这期间，也有各级领导同志关心着我。如铁路部门的各级领导，听到我老伴哭诉我的冤案时，都以不同形式表示了同情和帮助。铁道部的一些领导、铁路总工会的领导、北京铁路局的领导……我老伴每念他们的关怀和帮助都泪水涟涟，我也从这些关怀中感到温暖。
北京路局党委的万书记和她的爱人——也是功勋卓著的一位老首长，虽然跟我素昧平生，但是他们老两口不管在我身系牢房还是保外就医期间，都在时时关心着我的冤案。我保外就医后不久，万书记特地打电话，邀请我去北京做客。我和老伴去了万书记家后，这位老大姐见了我高兴得不得了，连连夸我：“你精神不错嘛！人也比我想像的年轻！”
万大姐和老首长请我们到有名的全聚德烤鸭店吃饭。
我们就座的餐厅是当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宴请外国元首和友人的地方。
万书记和老首长不住地给我挟菜，大姐把烩鸭舌挟在我的碗中时，还说：“鸭舌是美味啊！你一定要多吃点，我们今天是特意给你压惊的。”
我鼻子酸酸的，抑制着自己眼中的泪花。
我并不把这热情的款待看做万书记她一家对我个人的好感，而是视为组织上给予我的莫大温暖。
饭毕，万书记兴致勃勃地陪我去游览当时尚未开放的北京野生动物园。
我们在美丽多姿的生物世界中穿行，我由衷地感到世界的博大和生活的美好。
在游览过程中，万书记也有意无意地跟我提起她在“文革”时被关押的经历，讲她的遭遇和她的感受。
我知道，万书记是在提醒我：要以一个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去面对个人的不幸和挫折。
一想起前辈们曾经历过的一切，我突然觉得自己全身心蓄满了力量。
另外，石家庄铁路分局的领导们对我的事情也特别关心，也给予了不同形式的帮助，一些离退休的老领导也在时刻关注着我的冤案。尤其是原分局长、党委书记韩岐，当他知道我被抓的事后，非常着急，也非常气愤，韩岐同志主动找省公安厅的老厅长了解情况，并千方百计活动，设法为我保外就医。他还多次呼吁给我平反。
“您的案子太复杂了！”
一个闷热的下午，屋外一丝风也没有。
我坐在石家庄市家里看书，坐在身旁的老伴忽然看到一份报纸，眼睛顿时一亮，她高兴地把报纸递到我面前：“光允，你看看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这条规定吧。”
我拿起来一看，是新上任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最近做出的一条规定，说是为了更好地解决现实中的冤假错案、加大信访力度，开始实行检察长接待日制度。我们很高兴，决定去最高人民检察院碰碰运气。
第二部告他，告他，告他（3）
我和老伴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第一天太晚，就先在大儿子家休息了。第二天我们打听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地址，下了公交车，气喘吁吁地赶过去——虽然儿子一再“逼迫”我们打车赶去，我们还是没舍得花那个钱。一个长得挺白净的女同志接待了我们，不走运的是，那个时候检察长同志已经下班了。白跑了一趟，只有自认倒霉。
第二天带齐了材料，两人又直奔最高人民检察院信访处，折腾了一天总算将我的申诉材料交了上去，收材料的人告诉我次日在信访大厅排队等消息。又一天过去了。老伴看着我焦急的样子，安慰我说急也没用，等明天吧。
明天，是啊，要是没有明天的话我想我活不到现在，没有明天的话我早疯了，或者干脆向程维高认错投降了。“明天”二字，对我来说就意味着希望。然而，这个“明天”太遥远、太遥远了。
交上材料后，我环顾了一下杂乱的信访大厅，唉，看来看去，我在他们中间还算是衣着光鲜的了。
来上访的人之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拽着大人衣襟的孩子，有衣衫褴褛、背着一床破被絮的农民兄弟……
看到这些，我不禁想，虽然年龄、身份、性别及人生遭遇都不尽相同，但是他们的眼神都是一样的：既有对正义和公平的渴求，也有对现实社会的迷惑，以及对自身处境的焦虑和失望。总之，在他们的眼神里你找不到快乐，对于他们，快乐安康的生活是奢侈品，而平反昭雪自己的冤屈才是赖以继续存活下去的空气和水。
次日一大早，我和老伴草草吃了早饭，带上准备用来对付我脆弱心脏的急救药，乘公交车匆匆忙忙赶到最高人民检察院信访大厅。虽然我们到得很早，里面还是挤满了很多来上访的人。我们排上队后，就等着检察长的接待了。
等了一会儿，一个女同志走出办公室叫道：“郭光允，在吗？”
“在，在！”我闻声疾步走过去。我刚想走进去看检察长的办公室在哪个方向，女同志拦住了我：“你就是郭光允是吧？你的案子我们领导看了，情况很复杂，也很特殊，我们解决不了。这样，你还是去找中纪委吧。”
“啊？”我的心顿时凉了半截，“这位同志，您看能不能再想想办法，能不能通融通融，让我见你们领导一面呢？哪怕就是见见也好啊。”
“唉，算了，见也没用。您老就回去吧，别在这浪费时间了。您也应该理解我们的难处啊，您的案子太大太复杂了。明白了吧？真是对不起了，再见。”说完她扭头回了办公室。
老伴看我在里面讲了大半天，关切地问道：“哎，找着检察长了吧？”
我摇了摇头：“玉阁，咱回去吧。人家说，咱的案子太大太复杂了，管不了。这里的路走不通，什么也甭说了，回吧。”
到这里为止，这头的路也堵死了，但是我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不能放弃啊，于是又找到了中纪委。
1998年7月一个闷热的下午，我找到了中纪委分管河北的六室，一个戴眼镜的领导接待了我，他看了我一眼，然后说：“坐吧。您是河北来上访的，来告状的，是吧？”
“是的。”我点了点头，紧张地用随身带的小毛巾擦了擦脸。
“刘秉彦跟您什么关系？”
“这个，哦，是亲戚关系。”他一上来就问刘秉彦让我有点意外，心里开始发毛。
“亲戚关系？你不是姓郭吗？”镜片后面投来怀疑的目光。
“哦，是这样的，刘老是我一个远房堂大爹的战友，我那个远房堂大爹是……”
不等我把话说完，他打断了我的话：“是战友就说战友，攀什么亲戚关系？您这个案件属于公安管的劳动教养问题，中纪委不受理这类案子。所以，您这个案子我们管不了。您得去公安部，公安部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如果公安部认为劳教你是不对的就由公安部给你撤销劳教，如果公安部认为劳教你是对的，人家就不给你解决。”
“哎，这位同志，请您听我说清楚……”
“我已经给您说清楚了，您在我这儿说没用。要说去公安部，中纪委不管你的案件！”说罢将我送出了办公室。
就这样，案子又给打回了公安部。我和老伴又一次失望而归。我们怎么也想不到，近两年的上访竟然是这样的结局！
回石家庄的火车上，我坐在车窗边的位子上，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呆呆地望着不断后退的远处风景，老伴吓坏了，还以为我精神出了问题。
1995年出事前，我是个很开朗的人，到哪里都能谈笑风生，而且我的睡眠状况很好，从没出现过什么失眠的情况。自从那次进了看守所，我开始严重失眠。经常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身体消瘦得很厉害。保外就医后，我的睡眠一度恢复了正常，不吃安定也可以睡得香了。
我想告诉读者的是，尽管在最绝望的时候，我仍然对生活保存着一份感激之心。想到有那么多爱我关心我的亲朋好友，想到有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