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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程维高-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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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54条:“严禁刑讯逼供或者使用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他们称我为“人犯” “政治犯”,待遇不及其他犯人。他们折磨我,我持续高烧,几乎奄奄一息,身穿两件棉大衣都冷,但他们上下午都提审我,威胁我,体罚我,让我脱去棉大衣罚站,拍桌子,斥骂我,进行人格侮辱。他们非法骗供,他们暗派一个叫“朱啸畴”的经济诈骗犯,装作是原省纪委书记刘善祥同志的侄子,他们以侮辱刘书记人格的办法在我身上搞政治诈骗。省纪委常委×××还叫我交代“反程维高团伙”的后台与同伙,让我交代当时的几位省委副书记、有关常委及退下来的省委老领导的事。河北根本没有反程集团,是他自己有鬼,神经紧张。另外,省纪委搞了一个 “9·26”专案,查检举人,这是一个违纪违法的专案。河北对程维高的错误有许多书面反映,按中纪委“控告申诉工作条例”第7条、注释32条规定:“收到对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违法违纪的书面检举控告,应立即将原件报告中纪委”,“集中由中央中纪委处理”,省里立“9·26”专案,打击报复检举人是故意违反中纪委的上述规定,是程维高等人超越权限违纪非法办案。请求中纪委追究他们的违纪责任,同时要求查清是谁违反中纪委“控告申诉工作条例”第32条规定,违犯“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第42条第3款,违纪非法将我的检举信转给被检举人程维高的。在河北程维高搞家长式统治,视党的政策为儿戏,制造冤案,乱整无辜,再次请求中纪委追究他们的违纪违法责任。     
          谢谢!     
          检举人:郭光允     
    


第二部走到黑(3)

    我从一开始同李山林斗,转而进一步如实揭发程维高的问题,也是经过了一个漫长过程的。     
    当程维高一伙倒行逆施,硬要将在人代会上落选的李山林提成副厅级干部时,我的心已经凉了一半。但我仍然天真地认为可以通过某种劝诫使程书记有所醒悟。虽然我已经意识到省委书记跟他们是一伙的,但此时我的处境微妙,一个非人大代表的普通公民却成为人代会选举中的一个“焦点人物”,像我这种身份“特殊”的人不宜树敌过多,得罪省委书记显然是不明智的。     
    1994年,我给程维高写了一封劝诫信,就说李山林表现如何如何,李山林选不上副市长是因为群众基础太差,但是这么差的人又被提升为副厅级,和副市长平级,全市甚至省里意见很大,希望程维高书记认真考虑,免去他省建委副主任的职务,坚决不能提拔。     
    我就写了这么一封劝诫信。这封信到了李真手里,李真怎么处理的,我也不知道。     
    李真同李山林的勾结在我们建委并不是什么秘密,这位气宇轩昂、肤色白皙的省委书记秘书不止一次来过建委,同李山林商量把工程给南京二建的事。     
    事实证明程维高不管看没看到,对我都没有好处,因为他们是一伙的,是一帮一派的。     
    后来的分析,李真把这封信给李山林看了,因此会发生1995年3月18日我在清真寺街横遭殴打的事。     
    老天跟我开了个残酷的玩笑:在这件事上,早该“醒悟”的是我,而不是程维高。     
    官场上,这方面比我“乖觉”的人有的是。当初,当着我的面轻蔑地把我的检举信不拆封便扔进纸篓的那位副市长就是一例。     
    另外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石家庄市纪委某书记的表现。     
    那一次,这位纪委书记托我老伴为他办点铁路上的事,我们顺顺当当给他办了。之后,我兴冲冲地拿着一封写着“市委赵书记并市纪委×书记”的检举信去找他,我想:礼尚往来,况且我求你办的是公事,你作为统管全市纪检工作的书记,这点面子总得给我吧?     
    殊不知这位纪委书记看到我手里的那封信,像触电似的猛地缩回了手——     
    “我不管!我管不了这事!”     
    我没料到堂堂的纪委书记会怕成这样。     
    我忍气吞声地说:“你要是不敢管这事,那你把这封信帮我转给市委赵书记,总可以了吧?”     
    我指指信封,因为信封上还写着“市委赵书记收”。     
    不料他坚决地说:“不行,我交不了!”     
    我再三央求,可是他就是坚决拒绝。     
    他是个明白人——至少比我郭光允明白:李山林何许人也?是程维高的红人!     
    他害怕,害怕得连我的检举信都不敢接!     
    害怕,就把一个人变成了这个样子!     
    但是,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害怕也折射出了事情的某种本质,河北政治生活极其不正常的根源——不是一个在前台表演的人物李山林,而是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李山林之上,还有李真、吴庆五……直至程维高本人和他的家属!     
    正是这种检举揭发的屡遭挫折,使我冷静地认真地审视我的“盲点”。     
    我开始“关注”程维高这个人。     
    我仔细回忆我的那封《程维高、李山林是搞乱河北建筑市场的罪魁祸首》的信,其中也涉及到揭发程维高违法乱纪的某些事实。程维高老婆插手工程,至少说明他对家属要求不严。     
    程维高在正省级院里住着,他一个人搞特殊。本来是规定两家住一个楼,他分了一层嫌不够,又弄了两个单元共7间房,建得非常豪华。《南方周末》有篇文章写道:“看程的住宅,仍显出当年的王气、霸气和奢气。”此言不虚,正省级们都不扩房,就他扩7间,还挖出日本人建的地道,请风水先生来看是吉是凶,还建了甲鱼池。     
    程维高扩建私宅,大兴土木。为了掩人耳目,他还指示给资历最老的刘秉彦老省长扩了4间,刘坚决不要,程亲自批示开工;但刘秉彦是开国功臣啊。从这一点看程维高又是非常懂策略的,一边整刘秉彦的老秘书靳庆和,一边又稳住刘老,使他不至于说什么。因此,我在写检举信的时候写了此事,并且引用了工人们的议论。当时施工的是市建二公司。那些工人们背地里有不少讥评,说程书记挺懂养生之道的,在扩建花园时没忘记建一个颇为考究的王八池,以供他能随时吃到北方特有的野生黄腹大甲鱼。王八池竣工以后,省委书记心情颇好,亲自给工人们敬酒。然而工人们却不怎么领这个情,转身就把这件事捅出来了。     
    程维高“关心”地指示有关部门给刘老扩建住宅,这能说明很尊敬刘老吗?     
    非也!     
    从一件事就可以看出程一边给刘老建房,一边大整靳庆和的“微妙”之处。     
    


第二部走到黑(4)

    前面提到过,当时河北流传着一封名为《程维高——河北的大蛀虫》的信,这封信让程维高感到非常恼火。他怀疑靳庆和是写检举信的后台。为什么呢?这封信披露了一个细节,说明了程维高和李真是如何“暗箱操作”河北省的两个大工程的。程维高和李真两个人在场的时候把靳庆和叫过去谈话,有两个大的工程项目立项了,程维高就想直接批给南京二建施工。这两个人也不避讳靳庆和,靳庆和不幸见证了这个丑恶场面。没过几天,《程维高——河北的大蛀虫》明确提到这两个大工程的事,也提到李山林的事,当程维高知道这封信时,判定是靳庆和透露了三个人在一起谈话的内容,因此靳庆和该倒霉了。     
    这封信散发得比较多,省里退休的老干部也都收到了,刘秉彦也收到了。刘秉彦反应很强烈,就批示程维高:你必须在党的民主生活会上做检讨!有没有这事你都得做检讨。有这事,你更得检讨;没这事就得“无则加勉”,引以为戒了。     
    刘秉彦的批示让程维高非常恼火,但是他又制不了刘秉彦,就拿靳庆和开刀,并且他也认定消息是靳庆和传出去的,他相信他的亲信李真不会说,那一定是靳庆和说的。     
    程维高就开始查处省建委的问题,派省委工作组进驻省建委,查的内容是:第一,靳庆和必须做检讨,为什么工程不招标?第二,工程质量不好,你靳庆和是怎样监督的?另外,那封匿名信也让靳庆和说清楚。1994年11月底进驻,进驻了1个多月,也没查出谁写的,靳庆和也不认账。被逼得无奈的靳庆和跑到刘秉彦那哭了一场。刘秉彦气愤地表态:如果程维高再不收敛,我老头子就要出面了。这句话似乎起了作用:春节前,程维高把省委工作组撤回去了。     
    然而他并不善罢甘休,表面不查靳庆和的“工作失误”,突然斜刺投出一枪,揪住“住房超标”的事大做文章,果然把靳庆和搞得灰头土脸。     
    1995年5月份,程维高处分靳庆和,理由是靳庆和住房超标,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召开专门会议,下达文件,在全省公布这一处理意见。程维高严厉指责靳庆和“住房超标”,实际靳庆和住房并不超标,靳庆和对自己要求极严,他共有3个孩子,他老婆从农村转来后,别人都劝他给他老婆找份工作,到时候还可以领份退休金,他说不,他就一个人养一大家子。     
    靳庆和原是人大的干部,住在人大宿舍,他曾担任过邢台市市长和市委书记,后调到省建委工作,属于政府系统。人大的领导就跟靳庆和说让他搬出去,把他原来住的4间房子给让出来,让建委再给他安排房子。当时建委的房子还没完成主体呢,建都没建好。两个副主任管房子分配方案,跟靳庆和说他是正厅给分3+2(副厅是3+1)。这么一个分配方案靳庆和就是5间房。程维高找不到别的借口,就拿这么一个分配方案大做文章,说人家住房超标。真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陈述一段这样的渊源,也是让读者了解,当时河北复杂的政治生活是如何造就了一些怪事和“无头案”的。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庞大的政法队伍对“匿名信”案有如此“深邃”但却又是怪诞的侦破思路。一个孤立无援的郭光允为什么被涂抹成“集团”背景,而真正的见不得阳光的权势利益集团,却横行燕赵大地,一度使这片英雄的土地妖孽丛生,蝇苟倡行,使河北蒙耻,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蒙受巨大损失。     
          挨打与车祸     
    1995年,对于我个人来说,确实是命运多舛的一年。     
    3月18日中午,我骑自行车出去买东西,走到清真寺街,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突然我脖子上挨了重重的一击,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几个人冲上来对着我的头部一阵暴打。一记巴掌打在我的耳朵上,嗡地一声,我一下听不见了。我本能地伸出手去揪打我的那个人,一个又矮又胖的家伙冲上来又一掌把我的眼镜打飞了好远。我就赶快喊:“凭什么打人?”我退了几步,捂着已经出血的耳朵,手颤抖着指着那几个人:“你们是谁?为什么行凶?”     
    当时是中午12点多了,那时下班的人很多,都围上来制止他们。有个居委会的干部斥责他们:“你们太不像话了!”这时,一个人从黑轿车里下来,摆着手势息事宁人地说打错了打错了。     
    “打错了?”我气愤地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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