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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2004…09…23 14：42：23
新华社发
党的高层领导新老交替 制度化前行
□本报驻京记者 李梁 实习生 苏永通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认为：江泽民高度重视党和人民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这个重大战略问题。在筹备党的十六大期间，江泽民主动提出，为了党和国家事业的长远发展，为了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他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并从中央委员会退下来，以利于促进党和国家高层领导的新老交替。中央同意了江泽民的请求。从当时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防和军队建设任务繁重考虑，党的十六届一中全会决定江泽民留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党的十六届一中全会以来，江泽民全力支持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工作，尽心尽力履行党中央交付他的职责。现在，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大局出发，江泽民又主动提出辞去他担任的党和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这充分体现了他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深谋远虑，也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名真正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
第三、四代党的最高领导层平稳过渡，使党内领导人的新老交替正式形成了党内惯例，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
同时，这也意味着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个国际共运史上一直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得到真正解决。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政治和历史勇气，顺利、平和地完成了这个“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课题。
9月19日晚，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华灯璀璨。已卸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等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起，与参加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全体同志合影留念。
至此，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向第四代领导人的权力移交顺利完成，整个过程水到渠成，波澜不惊。
沿着时光回溯，1989年，当时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同志和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同志也是这样来到出席十三届五中全会的委员面前。在党和人民中享受崇高威望的邓小平以伟人的历史自觉，完成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领导集体的第一次平稳过渡。
今天和15年前相比，一切都是那样的相似和和谐。但如果说邓小平同志的退休体现了他作为历史巨人的伟大，江泽民同志的退休则标志着制度上的崭新意义。
新在哪里呢？我们不妨可以说，第三、四代党的最高领导层平稳过渡，使党内领导人的新老交替正式形成了党内惯例，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
同时，这也意味着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个国际共运史上一直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得到真正解决。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政治和历史勇气，顺利、平和地完成了这个“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课题。
今天，我们沿着这一历史轨迹，追寻中国共产党在高层领导新老交替上走过的历程，更加感到中国共产党解决这一历史课题的来之不易，也更加坚定了对党和国家的事业的信心。
1957：毛泽东的四个设想
1957年3月10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进行了这样一番谈话：“我也想替报纸写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这个职务辞了才成。我可以在报纸上辟一个专栏，当专栏作家。”
年轻时办过《湘江评论》等报刊，在战争期间为新华社写过许多著名社论的毛泽东，仍然保留着一个报人的梦想。
毛泽东还有当大学教授的梦想。1957年5月，他同来中国访问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会谈时说：“当主席，太复杂。我是想退下来，当个大学教授。”
伏罗希洛夫当时很惊异，说：“那怎么行？谁能代替你呢？”毛泽东回答：“我们党内很有人才，他们已经成熟，无论资历、声望和能力，都不比我差。”
事实上，在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前后，身为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就有过从党和国家主席的位子上退下来的长远考虑。
中共八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同志在北戴河召开的党的领导层的一次会议上，就说起他不再当下一届国家主席，并谈到考虑不再当党的主席。
党的八大作出的发扬党内民主，推进新老交替的制度安排，也是中国共产党解决领导人终身制问题最初的尝试。
据龚育之回忆，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第12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又提出在二届人大时辞去国家主席：“瑞士有七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采取逐步脱身政策。”
站在今天回顾历史，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关于及时实行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的新老交替和平稳过渡的战略考虑，对于当时新中国和共产党自身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遗憾的是，八大制定的政治、经济、组织路线未能贯彻执行，毛泽东对于自己退休后的美好设想，也就难于成为现实。
毛泽东虽然在1959年后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但一直担任党的主席的职务。1976年，他在党的主席的工作岗位上逝世，接班人的问题未得到很好解决。
1982年的尝试
1980年，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改革刚刚启动，但党的干部队伍却不容乐观。“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平反后出来工作，年轻干部的培养断档，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状况，令邓小平忧心忡忡。于是，培养和提拔中青年干部，成了刻不容缓的战略性任务。
当时有些老同志担心年轻人经验不够，不能胜任。邓小平听后很不以为然：“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经验够不够只是比较而言，老干部对于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问题不是也没有什么经验，也要犯一些错误吗？”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讲道：“老同志的最主要的任务，第一位的任务，是提拔年纪比较轻的干部。别的事情搞差一点，这件事情搞好了，我们见马克思还可以交得了账，否则是交不了账的。”
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报告时指出，对现行制度存在的党政不分、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弊端，必须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他还提出要建立退休制度。
这年的9月10日，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老同志率先垂范，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闭会以后，中央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委书记留下来召开座谈会，传达陈云同志关于加快干部年轻化的意见。邓小平本来没打算讲话，可是考虑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临时又讲了话。他还幽默地表示：“对陈云同志的建议，我不仅举双手赞成，而且双脚赞成。”一边说一边还抬了抬自己的脚。
在邓小平和陈云等中央领导人的推动下，1982年党的十二大在实现干部的新老交替上写下了新篇章。全会选举产生的348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新当选的有211人，其中就包括江泽民、李鹏、李瑞环等中共第三代主要领导人。最年轻的是39岁的胡锦涛同志，时任甘肃省建委副主任。
在党的十二大上，还诞生了一个新的机构———中央顾问委员会。邓小平当选为中顾委的第一任主任。这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干部新老交替的一个创举，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特殊安排。
这年9月13日，在中顾委第一次全会上，邓小平开宗明义地指出：“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组织形式。我们的国家也好，党也好，最根本的应该是建立退休制度……可以设想，再经过10年，最多不要超过15年，取消这个顾问委员会。”
邓小平从当时干部队伍实际情况出发，摸索出了老一辈领导集体培养接班人、集体交接班的新制度，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将来顺利过渡到第三代领导集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2年制定的新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连任不得超过一届，解决了以前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
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进一步实现了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主动从顾问委员会退了下来。9月2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这些老同志，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情，他连喝了五杯酒。
邓小平也从不回避自己的年龄。1984年国庆阅兵后，大家都很高兴，但他自己却很清醒地作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评价：这次阅兵很好，有一个遗憾，就是由一个80岁的人来阅兵，这本身是个缺陷。
1986年9月2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访问邓小平，问他：“您是中国的第一号人物，您准备在主要领导人和主要顾问的位子上再留多长时间？”
邓小平回答：“我提倡废除终身制，而且提倡建立退休制度，你也知道我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说，我干到85年就行了，现在超过一年了。我正在考虑什么时候退休。……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退休对现行政策能继续下去比较有利，也符合我个人向来的信念。”
在邓小平的坚持之下，1987年，他不再进入党的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只保留军委主席一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半退”。
邓小平的最后任务
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同志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建立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1989年6月，邓小平在家里和几个中央领导同志谈了自己的想法：“我过去多次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我已经慢慢练习如何过退休生活，工作了几十年，完全脱离总有个过程。”他明确提出，下次党代表大会不搞顾问委员会，还是搞退休制度。
他对自己的退休十分着急：“犹豫了这么几年了，已经耽误了，人老有老的长处，有老的弱点，人一老不知哪一天脑筋就不行了，体力到一定程度也要衰退，自然规律是不可改变了。”
9月1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在谈到个人退休问题时深有感触：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
就在这个月，深思熟虑的邓小平就给中央政治局写了这样一封信：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的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恳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请求。
1989年11月9日，北京飘起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邓小平和往常一样起床，散步，看文件，午睡。下午起床后，他静静地等待着来自人民大会堂的消息。
下午3点，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对邓小平辞职的请求进行表决，同意了邓小平辞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