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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以郦道元补写的水数，作为《水经注》全书的水数。据王应麟《困学纪闻》
卷十《地理》“天下水数”条云：“《水经》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
在焉；郦氏注引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但清翁元圻注《困学纪闻》，在《水
经》水数后面加了按语云：“按今本《水经》所列，仅一百一十六水。”则
今本《水经》较原本少21 水。王尧臣《崇文总目》指出《水经注》在宋代仅
存三十五卷，佚五卷。今本《水经注》仍作四十卷，乃是后人割裂篇帙，以
凑足四十卷之数，所缺21 水，盖即在这所佚五卷之中。翁所谓“今本”，无
疑是当时流行的诸种明刻本，如黄省曾刻本、吴玉官刻本、钟惺刻本、朱谋
玮《水经注笺》等。全祖望、戴震、王先谦、杨守敬、熊会贞等对《水经注》
都有深入的研究，从《水经注》本书并博采唐宋诸书，旁引博征，考证订补
“遗漏者补其补，纰缪者订其讹”（赵一清《水经注笺刊误》卷一小序），
补足了《水经》佚去的21 水，恢复唐以前《水经注》原本。由此可知唐以前
郦道元之《水经注》原本，《水经》水数为137。郦注水数为1252，《水经
注》总数为1389。宋明诸刻本佚五卷。《水经》水数缺21，为116。郦注水
数自亦相应残缺。乾隆以后诸校注本补足了《水经注》已缺的21 水，水数为
137，但郦注水数仍有残缺。今有的有关著作说《水经注》在宋代已佚五卷，
又说所记水数为1252，则属于又一种错误（《〈水经注〉所记水数考》，载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 年第3 期）。
赵永复在《〈水经注〉究竟记述多少条水》一文中说，《水经注》记述
水道数目，《唐六典》卷七水部郎中员外郎条注云：“桑钦《水经》所引天
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郦善长注《水经》，引其枝流一千二百五
十二。”此说一出，1000 多年来遂成定论，近人著述均引此为证。经对《水
经注》进行通检梳理，所记水道按其重复者不计，一水多名或数水同叙者计
其一，而不属某水枝流，但在有关水道下述及者，以及无专名之水均予计入。
全书水体包括湖、淀、陂、泽、泉、渠、池、故渎，实得2596，倍于《唐六
典》之数。郦氏《水经注》全书四十卷，北宋时已佚五卷，今本仍作四十卷，
乃后人分析，则原书叙述水道总数当超过3000。（《历史地理》，1982 年第
2 辑）
侯仁之说据《唐六典》中郦注《水经》，引其枝流1252，得出《水经注》
全书（包括《水经》）共记水道1252 条。辛说认为《唐六典》中所记1252
条系郦道元所补写，应加上《水经》137 条，全书共1389 条。赵说认为《唐
六典》所记1252 条，但经实检共得所记水道2596 条，倍于《唐六典》之数。
还有的说宋代佚五卷，全书所记水道1252 条。辛说宋明诸刻本佚五卷，《水
经》缺水21 条，清乾隆后诸校注本补足《水经》21 条，恢复为137 条。但
郦注尚残缺。因此，以上诸说，除对《唐六典》和佚卷等理解不同，存有分
歧外，《水经注》因郦注佚卷所残缺水道已无法补齐，故目前对全书水数已
难以搞清楚了。
（王天良）
诸葛亮有没有写过《后出师表》？
人们头脑中似乎有这样一个“常识”：蜀汉政权在刘备亡故后，由诸葛
亮主持发动了对曹魏的六次北伐，公0 元227 年“一出祁山”之前，诸葛亮
向后主刘禅上疏《前出师表》，次年“二出祁山”前又写上《后出师表》。
《后出师表》提到“鞠躬尽力，死而后己”，它是诸葛亮心迹的表白，以后
又演变为一个成语，专门用来赞美那些献身国家和民族的伟大“仆人”。但
是，诸葛亮真的写过《后出师表》吗？
在陈寿《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中，只载有《（前）出师表》，而
没有《后出师表》。《后出师表》是刘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引录东晋习
凿齿《汉晋春秋》的，而《汉晋春秋》中的这篇《后出师表》又是出于三国
孙吴大鸿胪张俨的《默记》。著名的《昭明文选》，也只选录《（前）出师
表》，而不收《后出师表》。由此，有悖于“常识”的见解便出现了：《后
出师表》并非诸葛亮所作。
否认诸葛亮写《后出师表》的理由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一、《后出师表》与《前出师表》的立意完全不同。《前出师表》表示
了诸葛亮对北伐必胜的信心：“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
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又说：“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
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后出师表》却语气沮丧：“然不伐贼，王
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虽然此时已有街亭一败，但“受任于败军
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诸葛亮怎会雄心全挫呢？而且，如果是诸葛亮自
己所写，此文应该畅所欲言，没有必要故意贬低自己。
二、《后出师表》写作的目的不明确。根据历史记载，当时蜀汉并没有
人反对北伐，《后出师表》谈到“议者谓为非计”，不符合当时的情况。因
此诸葛亮根本无需上此表以说服别人。表中又有许多可能起涣散人心作用的
话，以诸葛亮的明智，岂能为此！
三、《后出师表》提及的一些事情与史实明显不符，人名也有错误。《蜀
志·赵云传》说赵云“建兴七年卒”，《后出师表》上于建兴六年十一月，
却说：“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
白寿、刘命、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而且阳群、马玉、阎芝、丁立、
白寿、刘合、邓铜等人，均不见史书记载，显系作伪者故意捏造，以混淆视
听。
四、《后出师表》和《前出师表》文辞风格迥然不同。《前出师表》是
忠臣志士无意为文，故风格至为高迈。《后出师表》是作伪者有意为文，因
而辞意不免庸陋，如“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四句，
均一句四字，两句对偶，意思完全雷同，《前出师表》就没有这样的句子。
清代学者黄式之就说：“《前表》悲壮，《后表》衰飒；《前表》意周而辞
简，《后表》意窘而辞繁。”
既然认为《后出师表》非诸葛亮自作，那么，伪造者又是谁呢？由于《后
出师表》出于张俨的《默记》，因此，一些学者就肯定它是张俨所作。但有
人指出张俨对于诸葛亮的将才是估价很高的，对北伐也抱有乐观态度，以为
假使诸葛亮寿命长一些，北伐是可以取得胜利的——这与《后出师表》悲观
失望的态度全然不同，因此，伪作者不可能是张俨。也有的认为伪作者应是
诸葛亮的胞侄诸葛恪。诸葛恪在252 年孙权临死时，受命为吴大将军，全权
辅佐幼主孙亮。当时孙氏皇族与江南大族的势力非常强大，诸葛恪为了树立
自己的威望和掌握兵权，就发动对魏的战争。然而这却引起举国反对，正如
《后出师表》中所说的“议者谓为非计”。于是，诸葛恪一方面“著论以谕
众”，另一方面伪制《后出师表》，以便使自己的伐魏主张得到一个有力的
旁证。张俨死于266 年，这个伪制品后来被收录进他所撰的《默记》。
但是，坚持《后出师表》是诸葛亮所作的学者，针对诸葛格伪造一说提
出异议。他们认为，由于亲属关系，诸葛恪可以得到诸葛亮的文字，因此《后
出师表》还是出于诸葛亮的手笔。诸葛亮究竟有没有写过《后出师表》，这
还是一个谜。
（闻泽）
《廿二史札记》作者是赵翼吗？
《廿二史札记》为清代赵翼所撰，自成书以后，从无异议，何以提出其
作者之疑？这是因为清末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中两次提出此书非赵翼自
作，而是赵氏购之他手，这样就形成了《札记》作者真伪之辨了。
清世，考据之学盛行。三大考史名著：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
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相继刊行，钱、王、赵三书均
以历代正史为主而各具特点：《考异》详于校勘文字，解释训诂名物，对原
书事实谬误加以纠正；《商榷》着重在典章故实的论述；《札记》对各史均
加注意，述其著述沿革，评论得失，时亦校勘其抵牾，对有关一代兴衰变革
的重大问题，论述尤详。且史法与史实并重，此书刊行流传以后，倍受学术
界推崇。嘉庆五年（1800 年），《札记》再刊行世，当时著名史学家钱大昕
为其作序，赞誉此书不蹈袭前人，亦不有心立异。赵翼的助手李保泰也在序
中说，赵瓯北（赵翼的号）先生有经世才华，学问深博，平日均以读书、著
述为事，撰有《廿二史札记》三十六卷。钱、李两序均言赵翼学问鸿博，精
通经史，有《札记》传世。李保泰还在序中述及赵氏编辑是书时，他也参加，
实为亲眼目睹。其后，近人梁启超读过《札记》，也推崇备至。已故现代著
名史学家陈垣自青年时代就开始阅读是书，并在此后几十年的研究中，一直
使用这部书，在上面作了大量批注，有校订手稿，但未闻梁、陈二学者有对
《札记》作者不信之语。
然而，在《札记》成书70 余年后，李慈铭于同治九年（1870 年）七月
初五日日记中写下了如下一段话：“阅赵翼《廿二史札记》。常州老生皆言
此书及《陔余丛考》，赵以千金买之一宿儒之子，非赵自作。”赵翼一生著
作繁多，长于史学，考据精赅。《廿二史札记》与《陔余丛考》为其史学代
表作，本为学界共认。但李慈铭日记中明确指出“非赵自作”，又在日记中
论及赵翼学问是“精干诗文”，而这两部史学著作，“浑然一体，非赵力所
及也”。事隔三年，至同治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日记中又说：“近代窃人之
书效郭象故智者。。，赵翼之《廿二史札记》出于常州一老诸生，武进、阳
湖人多能言其姓字。”《札记》非赵自作李慈铭说得如此明确，这就使人不
得不对作者有所怀疑。近人陈登原的《国史旧闻》第3 册，在“甘二史礼记”
条全录李慈铭同治十二年的日记，虽未加判断，但引录本身就说明他对《札
记》的作者是持“存疑”态度的。中华书局1963 年、1984 年两刊《札记》，
前言中均有钟尚、王树民先生提出关于该书作者的争议之事，尽管钟、王两
人认为《札记》确为赵翼亲撰，但仍没有足够的证据否定李氏之说。
问题在于李慈铭原亦十分推重赵翼，他在咸丰辛酉年（1861 年）《越缦堂批
注廿二史札记手稿题记》中说《札记》贯串全史，考订翔实，是书与《陔余
丛考》为赵氏生平杰作。简直是称誉不已。为何在10 年以后，竟一反前态，
对赵翼大加贬词了呢？是李氏在日记中出尔反尔吗？应该指出李慈铭并未否
定《礼记》与《丛考》两书的价值，只是当他得知赵氏之书出自他人之手时，
便对赵翼史学识见产生怀疑。无论清代周中孚称李慈铭是“专以诟骂炫世”
为能事也好，还是鲁迅论及李氏日记有“做作”之意，应提防欺骗也罢，李
慈铭论及《札记》作者，两次提到“非赵自作”，确是值得深思的一个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