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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从书法上来讲有问题，就是从文章上来讲也有问题。”斩钉截铁地断定
这篇文章“根本就是伪托的，墨迹就不用说也是假的了。”并进而推断它是
陈僧智永所书。这样，《兰亭序》不仅字不是王羲之写的，连文章也不是他
作的了。
郭文发表以后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他们的主要论据一是序文前后格调
不一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以后一段文字与羲之惯常思想不符，“悲
得太没有道理”，“更不符合王羲之的性格”，认为“《兰亭序》是在《临
河序》的基础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的。”1972 年第8 期的《文物》
杂志上，又发表了郭沫若《新疆出土的写本〈三国志〉残卷》一文，认为晋
代没有楷书与行书，肯定“天下的晋代书都必然是隶书体”，从而成为否定
《兰亭序》为王作的又一论据。
郭的观点也遭到了高二适、商承祚、章士钊等人的反驳，他们从东晋书
法风格等角度出发，进行了一次外围考证，认为“东晋时代的章草、今草、
行书、楷书确己大备，比较而言，后两者是年轻的书体，到了羲之，把它向
前推进变化，因而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至于题目的差异，是
因为“羲之写此文时并无标目，其标目乃是同时人及历代录此文者以己意加
上去的”，所以有《临河序》、《兰亭诗序》、《修禊序》、《曲水序》等
名。而文中的“前后矛盾”之处是因为“羲之的思想有许多矛盾的地方，”
是“这些矛盾反映在《兰亭序》以及诗句的情感变化上”罢了。至于《世说
注》中的《临河序》比《兰亭序》少了一段感伤文字，只是刘孝标删节了而
已。
1972 年8 月郭沫若在《新疆出上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一文中断
定：“这个问题，七八年前曾经热烈地辩论过，在我看来，是已经解决了。
不仅帖是伪造，连序文也是掺了假的。”其实这一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时
至今日，争论仍在进行中。
关于《兰亭序帖》的真伪争论，在我国书学史上将近千年，从来就没有
解决过，它已经涉及到了晋朝书体问题，涉及到文字史、书法史、考古学等
方面，其重要意义已远远超过了《兰亭序》是否出自王羲之之手本身，有志
于祖国文化研究的朋友，不妨去试一试吧！
（陆彩荣）
王羲之曾经游历过许洛吗？
王羲之是晋代著名的书法家。字逸少，琅琊临沂人。早年从卫夫人学书，
后博览前代名家法书，遂改变初学，采择众长，备精诸体。他的草书浓纤折
衷，正楷势巧形密，行书遒媚劲健，千变万化，纯出自然，对我国书法
史上有继往开来之功，因有“书圣”之称，其书为世所重，著有《兰亭
序》、《乐毅论》、《十七帖》、《丧乱》、《奉桔》、《孔侍中》、《行
穰》、《快雪时晴》等脍炙人口的书帖。
王羲之是为书圣，世人无疑。但有关王羲之是否有过北游许洛却引起了
后人的争议。
唐代张彦远曾在《法书要录》中收录了如下这段文字：
羲之少学卫夫人，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
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二体书；
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
学习焉，遂成书尔。（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
这段以第一人称口吻写下的文字，历来为后人所珍视，被看作是王羲之
学书经历的自叙。此后大凡论到王羲之，多引用这段自叙，近些年来的书法
论著亦然。例如《中国书法简论》在“二王”一节中全文引用，以说明王羲
之拓展艺术视野、转益多师的学书经历；《中国书法简史》“魏晋书法”一
节中，作者将这段自叙作为无可置疑的史料予以引据；新近出版的《中国书
法大辞典》“王羲之”条将这段自叙所记诸事化作王羲之的生平写人辞条。
此外，时常见到许多有关论文引用这段自叙。众口铄金，似乎王羲之一生中
的确有过“渡江北游名山”、“之许下”、“之洛下”的经历。沈尹默先生
于1963 年9 月写的《二王书法管窥》一文中引用这段自叙时曾写道：“这一
段文字，不能肯定是右军亲笔写出来的，但流传已久，亦不能说它无所根据。”
虽有上述说法，但持反对意见者也为之不少。1963 年9 月启功先生在《古
代字体论稿》一书中指出：“所谓卫夫人《笔阵图》及王羲之《题笔阵图后》。。
俱出伪托，亦不足据。”
刘涛先生在《中国书法》杂志1987 年第4 期中发表了《王羲之北游许洛
质疑》一文，认为王羲之这段自叙，结合有关史籍来考察，疑点甚多。此说
仅见于这段自叙，北游的具体年代，自叙中不知何故未予具明，只能从行文
中了解到，王羲之北游许洛是其从卫夫人学书以后的事情，而其何时开始从
卫夫人学书已无由稽考。但是既自称“渡江北游”，那王羲之何时渡江南来，
诸史皆无明文记载，而从其伯王导至江东的时间却有确凿的证据。《晋书·元
帝纪》载：“永嘉初，用王导计，始镇建邺，以顾荣为军司马，贺循为参佐，
王敦、王导、周顗、刁协并为腹心股肱，宾礼名贤，存问风俗，江东归心焉。”
结合《晋书·王羲之传》所记“父旷，淮南太守。元帝之过江也，旷首创其
议。”其播迁江左，当在“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南渡江”的永嘉五年或稍前，
约公元311 年左右。北游的地点，自叙道及“名山”、“许下”、“洛下”，
所谓“名山”，似难稽考，而“许下”、“洛下”两地，乃许昌和洛阳。许
昌是当时江南进入洛阳的要津，洛阳是东汉、曹魏、西晋诸王朝的都城，著
名书法家如曹喜、杜操、蔡邕、张芝、梁鹄、师宜官、钟繇、胡昭等皆荟萃
于斯，留下的碑渴、官观榜题、尺牍之多，自不待言，许洛两地可谓“文士
云蒸、书家鳞萃，”按自叙书称，王羲之此游的目的，意在探访前贤留下的
书法胜迹，而且对于其书法生涯有着关键性的意义，悟得卫夫人不足学，“遂
改本师”。然而众所周知，西晋末年正值“八王之乱”和继起的匈奴贵族刘
渊父子在中原攻城略地，使中原萧条，河洛丘墟，人口锐减。西京都城洛阳，
破坏尤为严重，许昌则为石勒所据。而王羲之能否于这段动乱的岁月中北游
许洛呢？却似不可能。
王羲之北游许洛的目的既在探访前贤书法胜迹，而当时洛阳常常出现数
军对垒，毁于一旦且为前赵军队驻屯之所又征战不已的洛阳，前贤书迹何处
觅得？而且南北交通阻隔，正常的农业生产或商业活动无法进行，王羲之北
游又何处就食，住宿？就客观历史背景而论，当时根本不具备渡江北游的基
本条件。再从王羲之方面来考察，值此渡江北游许洛也有悖常理。东晋时，
过江南来的世家大族弟子仍未改西晋时“先白望而后实事”的积习，以“养
望者为弘雅，政事者为俗人。”王羲之受“行事遵周孔之名教，言论演老庄
之自然”家风的影响非浅，而举家渡江南来，正是为了避祸趋安，又何为旋
而劳形伤神，甘冒杀身之险去作颠沛的许洛之游，负有鞠育之责的母兄岂会
轻许羲之值此丧乱之际去作蹈险之游。
综上所述，典籍史书中曾提及王羲之北游许洛探访前贤书法胜迹之事，
而后者却认为王羲之一生中并不存在游历许洛的经历，为后世好事者伪托，
以至今仍成为颇有争议的历史之谜，而揭谜之日还有待时日。
（傅丰渭）
“大字之祖”《瘗鹤铭》呈谁的杰作？
镇江焦山景色秀丽，自古为文人墨客流连之胜地。山岩现存历代名人题
记刻石，以《瘗（yì）鹤铭》名震中外，被誉为“大字之祖”、“书家之雄”。
此铭原刻在焦山之足，不知何时崩裂。因常年淹没波涛之中，人们只能
伺冬春之交水落时，于石隙间摹拓而传之。金石学者以所得字，补全原文。
铭文称：“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书”。言壬辰岁于华亭（今上海松江县）
得一鹤，甲午岁天折於朱方（今江苏镇江市），养鹤人把它埋葬并撰铭勒石。
由于撰书者没有披露姓氏而托名仙侣，没有披露年代而只记有干支，因此给
后人留下一个难解之谜。考据者众说纷坛，几成讼事，而争议至今仍无定论。
一说书者为王羲之。《瘗鹤铭》著录入书最早为唐孙处玄所撰《润州图
经》，此书南宋时失传。据欧阳修《集古录》引：“按《润州图经》，昔传
为王羲之书。”但欧阳修并不信此说，他紧接上文道：“然不类羲之笔法，
而类颜鲁公，不知何人书也。”黄庭坚则特别赞赏此铭：“右军尝戏为龙爪
书，今不复见，余观《瘗鹤铭》，势若飞动，岂其遗法耶？欧阳公以鲁公宋
文贞碑得《瘗鹤铭》法，详观其用笔意，审如公说。”（《题〈瘗鹤铭〉后》）
北宋苏子美、南宋赵溍、元郝经伯、明袁中道，清圣祖、清高宗、吴云、钱
升诸人都持此说，其原因大抵如袁中道所称：“鲁直於书学极深，似有可凭，
近世名士以为据。”
对王羲之书持异议者有三，一是蔡襄：“瘗鹤文非逸少字，。。自隋平
陈中，国多以楷隶相参，瘗鹤文有楷隶笔，当是隋代书”（《忠惠集》）；
是黄伯思，以王羲之经历与铭文中干支相对照，晋成帝咸和九年甲午岁，羲
之年方32 岁，不应自称真逸。三是鹤铭中“雷门去鼓”的典故出自《临海记》：
“昔有鹤晨飞人会稽雷门鼓中，于鼓声闻洛阳，孙恩砍鼓，鹤乃飞去”。刘
昌诗引此典故，以为“恩起兵攻会稽，杀逸少之子凝之，盖在隆安三年，砍
鼓必在此时，岂复有羲之，谁肯遽取以为引证哉？”（《芦浦笔记》）
二说书者为梁代陶宏景（456—536 年）。此说先由黄伯思提出，其《东
观余论》中论辨甚详。此说未有马子严、曹士冕、蔡修、胡仔、刘昌诗，元
有陆友、陶宗仪、柳贯，明有都穆、顾元庆、王世贞，清有顾炎武、孙克宏、
程康庄、林侗，王士禛、王昶、孙星衍等人赞附，如翁方纲所言，“以为陶
隐居者，。。凡数十家”，（《铭出陶贞白辨》）主要依据如下几点：
一、就书法而言，黄伯思称：“仆今审定，文格字法，殊类陶宏景”。
马子严云：“近观陶隐居诸刻，反复详辨，乃知此铭真陶所书，前辈所称者
众矣，惟长睿之说得之。”（《焦山志·马子严题》）曹士冕云：“焦山《瘗
鹤铭》笔法之妙，为书家冠冕，前辈慕其字而不知其人，最后云林子以华阳
真逸为陶宏景，及以句曲所刻宏景朱阳馆帖参校，然众疑释然，其鉴赏可谓
精矣。”（《法帖谱系》）清人顾炎武、王昶都以陶书与鹤铭相似而认为铭
为陶书无疑。
二、就别号而言，黄伯思以陶“自称华阳隐居；今曰‘真逸’音，岂其
别号与？”蔡修云：”予读《道藏》，陶隐居号华阳真人，晚号华阳真逸。”
（《西清诗话》）胡仔引《西清诗话》并加考证。刘昌诗称：“渔隐考订华
阳真逸为陶隐居，推原本末，或庶几焉。”王世贞也认为胡仔论辨“似更有
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