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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史500疑案-第10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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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的创作动机应是可信的。三是
全诗讽谕之意明显,尤其是上半段,着重在揭露和批判,吟咏、赞扬李、杨
的爱情并不是主要的。
三是“双重主题说”。有人认为,《长恨歌》写的是一个特殊性质的爱
情悲剧,李、杨两人既是悲剧的承担者,又是悲剧的制造者,这就使现实主
义的诗人白居易不能不“怒其作孽”,而“哀其可怜”,不能不在这两个形
象身上集中了谴责和同情,恨和爱这样两种矛盾的思想情绪,不能不使作品
的主题思想具有两重性。“既有讽刺,又有同情”。因为,一、全诗一方面
对李、杨两人的荒淫生活招致祸乱,作了明显的讽刺;另一方面对杨贵妃的
死和两人诚笃的相思赋与很大的同情。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二、就陈
鸿的话而言,就有着同情和讽喻这两个方面。所谓“感其事”,就是被李、
杨的悲剧所感动,因而赋与同情;“惩尤物,窒乱阶”,就是指玄宗因溺于
女色而招致祸乱,必须给以讽刺。三、是诗的前段采用了现实主义手法,反
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以讽喻为主,后段则多用浪漫主义手法,借李、杨故
事寄托着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长恨歌》是同情和讽喻的结合体,不
能将它看成是纯粹的讽刺诗和爱情诗。
第二次讨论从近年来开始,目前还在继续。不少研究者围绕上述诸说, 
深入发掘,不断提出一些新见解,力图在已有的基础上前进。其中较为引人
注目的是“感伤说”。有人说,《长恨歌》是在中唐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创作
的,它与中唐的文学创作潮流密不可分,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体现着这个
创作潮流中大部分诗作的共同特点,抒写着感慨国运盛极而衰的共同主题, 
突出地反映了白居易在时代兴衰转变时期的感伤、凄凉之感。所谓“长恨”, 
不仅仅是作者对李、杨悲剧的“长恨”,更主要的是对统治阶级不能保持唐
朝开元、天宝时期的兴盛,反而在盛世中纵情享乐而招致国破国衰局面的“长
恨”,是对一个全盛时代衰亡的“长恨”。也有人说,白居易写《长恨歌》, 
“是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咏叹,表达他个人的痛苦。”为此,他借历史题材, 
抒写与情人永别离时的长相思之痛,为自己的不幸爱情遭遇,写了一曲凄婉
的哀歌。这是因为:诗人创作此诗时,正是他遭受爱情痛苦的深渊时期;其
次,白居易自己编集时,把《长恨歌》列入“感伤”诗类中;另外,诗中塑
造了一个美丽动人的女性形象,体现了下层市民的审美趣味。

(张兵) 
《无题》诗是政治诗还是爱情诗? 
唐代诗人李商隐,字义山,号玉谿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是
仅次于杜甫的七律名家。他从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身上吸取了浪漫主义与
现实主义精神,时而愤怒地抨击当时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时而以委婉
的彩笔,曲折倾吐心中隐微无尽的愁思,使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个性特征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李商隐的诗歌创作可分为政治诗、咏史诗和《无
题》诗,其中尤以《无题》诗最具特色,是李商隐的独特创造。这些诗歌情
致缠绵,景象迷离,含意深邈,辞藻瑰丽,闪烁着迷人的光彩,自宋以来人
们就对它有种种揣测。金代元好问《论诗绝句》说:“望帝春心托杜鹃,佳
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元好问的诗道出
了对《无题》诗的理解是文学史上聚讼纷坛的难题之一。
李商隐以《无题》为题的诗15 首,仿效《诗经》,以首句二字为题的近
30 首,这类诗歌统称之为《无题》诗。关于这类诗他曾经解释说:“为芳草
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谢河东公和诗启》又说:“巧啭岂能本
无意”,(《流莺》)“楚雨含情皆有托”。(《梓州罢吟寄同舍》)加之
李商隐这类诗歌,典丽有余,明快不足,读后余味无穷,而认真解释却很困
难,因此,对于李商隐的《无题》诗,历来就有爱情诗和政治诗两种解释。
认为李商隐的《无题》诗是爱情诗的看法较为普遍,例如对他《无题》
诗的代表作“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
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更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
相探看”。人们就认为它描写了执着的爱情在濒于绝望之中显出了无比强烈
的力量。李商隐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样富有创造性的
形象来表达对爱情的执着不渝,已成为描写爱情的绝唱。《无题》诗中的其
他诗句如“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
相思一寸灰”,对于爱情的描写也深刻感人,很典型地表现了封建时代士大
夫们那种隐秘难言的爱情生活的特点。
但是,对于“相见时难别亦难”这首《无题》诗,张采田《李义山诗辨
正》就认为“此篇为陈情不省,留别令狐所作”。认为是留别当时的宰相令
狐绹的诗。纪晓岚《李义山诗集辑评》也说:“此亦感遇之作也”。认为是
李商隐对自己宦途多蹇的伤感。何焯也认为是一首感遇诗,他说:“东风无
力,上无明主也。百花残,已且老至也。落句其屈子远游之思乎?”总之, 
他们都是把这首诗看作政治诗的。
又如,对“来自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
催成墨未浓。蜡照半笼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
山一万重”这首诗,多数人认为它描写了诗人对爱情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因
而就对爱情产生了种种渴望的幻想。但冯浩却认为它是诗人怨恨令狐绹不了
解自己心情的政治诗,他解释这首诗说:“首章二句谓绹来相见,仅有空言, 
去则更绝踪矣。令狐为内职,故次句点入朝时也。‘梦为远别’紧接次句, 
犹下云隔万重也。‘书被催成’盖令狐促义山代书而携入朝,文集有《上、
绹启》,可类推也,五六言留宿,蓬山,唐人每以比翰林仙署,怨恨之至, 
故言更隔万重也。若误认艳体,则翡翠被中,芙蓉褥上,既已惠然肯来,岂

尚有托空言而有梦别催书之情事哉?” 
冯浩就是这样以“实有寄托者多,直作艳情者少”的观点来解李商隐的
《无题》诗。朱鹤龄更是几乎把李商隐所有的爱情诗都说成是“美人香草” 
的“忠愤”之情的寄托。他曾说,由于当时“阉人暴横”和“党祸蔓延”, 
诗人“厄蹇当途,沉沦记室。其身危,则显言不可而曲言之,其思苦,则庄
语不可而漫语之,计莫若瑶台璚宇,歌筵舞榭之间,言之可以无罪,而闻之
足以动。”他认为李商隐的《无题》诗尽管表面写爱情,而实际却都是“寄
遥情于婉娈,结深怨于蹇修”。清代的程梦星及近代的张尔田、汪辟疆,对
《无题》诗的解释也都持这种观点。
在主张《无题》诗都是政治诗或都是爱情诗的观点之外,清人屈复有一
段透辟的见解,值得我们注意:“凡诗有所寄托,有可知者,有不可知者。
如‘日月霜里斗婵娟’、‘终遣君王怒偃师’诸篇,寄托明白,且属泛论, 
此可知者。若《锦瑟》、《无题》、《玉山》诸篇,皆男女慕悦之词,知其
有寄托而已,若必求其何事何人以实之则凿矣。今但就诗论诗,不敢附会牵
扯。”屈复的这一段话比较符合李商隐《无题》诗的实际。李商隐的《无题》
诗并非作于一时一地,它取材广泛,内容多样,既有寄意深远的政治诗,也
有哀感婉艳的爱情诗,还有其他抒情诗,难以一概而论。至于其中某首具体
的诗章究竟是爱情诗还是政治诗,则随读者的审美思想、情趣的差别而见仁
见智,因而对《无题》诗的具体篇章的争论还会随着李商隐诗歌永久的艺术
魅力而一直延续下去。
(许山河) 
宋词中有没有“豪放派”和“婉约派”之分? 
“豪放派”和“婉约派”,原本是对宋词流派的基本划分,后来逐渐成
了我们平常使用的一种文学术语,它的意义已经越出了宋词的界域,但追根
寻源,人们却可以发现,这种划分并没有成为评价宋代词人的权威定论。“豪
放派”和“婉约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宋词中到底有没有“派”?这仍是
一个百冢争鸣、难归一统的问题。
第一种意见完全否认宋词流派的存在。施蛰存曾指出:婉约、豪放仅是
作品风格,而风格的形成取决于思想感情,“燕闲之作,不能豪放,民族革
命激昂之作,不能婉约。”宋人论词,初无两派之分。所谓流派,“因有许
多人向同一风格写作,蔚为风气,故得以为一个流派。东坡稼轩,才情面目
不同,岂得谓之同派?”我们无法开出一个豪放词的宗派图,而吴文英徒众
甚多,隐然成派,也不能说成是婉约派。何况婉约、豪放也不是对立面,尚
有既不豪放、又不婉约者在。清人郭频伽论词有12 品,杨伯夔又加了12 品, 
这24 种风格能够分别属于婉约和豪放两派吗?这些都只能称作“体”而不算
“派”。吴世昌则从北宋词的创作着眼,指出北宋如“塞下秋来风景异”、
“大江东去”、“明月几时有”这一类的豪放之作不满十首,根本谈不上派。
如果真有这一派,试问有多少人组成?以谁为派主?写出了多少豪放词?收
印在什么集子里?他们认为,如果编写词史,不宜再说宋词有婉约、豪放两
大派。
第二种意见与此针锋相对,认为不但宋词有豪放、婉约两大派,而且自
《诗》、《骚》以下,即已分派。如周楞伽指出:“汉魏风骨,气可凌云,。。

皆豪放派之祖。”“江左齐梁,职竟新丽,。。皆婉约派之宗。”所不同者, 

当时无婉约、豪放之名,而以‘华’、‘实’为区别之标准而已”。李
白豪放,杜甫婉约,也是无可怀疑的。就宋代词人而论,“若东坡稼轩,就
其词作风格主导方面而论,固皆词家豪放派也。”他们认为,宋人即以婉豪
分派,俞文豹《吹剑续录》所载东坡词如关西大汉唱“大江东去”,柳永词
如十七八女郎歌“晓风残月”,就是豪放和婉约两派的区分。明人张綎所谓
“少游多婉约,子瞻多豪放”,也是就此而言的。再则,词写得婉约易,写
得豪放难,“故豪放之词更弥足珍贵,即谓为词之正宗,又何不可”。“如
果写《词史》必须大书特书词有豪放、婉约两派。豪放同以范希文为首唱, 
而以东坡、稼轩为教主;婉约词则以晏元献为首唱,而以屯田、清真、白石
为教主。” 
第三种意见别立一说,认为派有两种含义,即指流派也指风格,宋人虽
分婉约、豪放,但都是指艺术风格而论。宋人倒是以“雅”(闲雅、雅正) 
与“郑”(侧艳、俚俗)来分派的。艳词不等于婉约词,雅词更不是豪放词, 
应当作实事求是的评价。强以豪放、婉约分派,已非宋人原貌,其目的也无
非是为了抬高豪放派。这样做对词学研究很有害:一来对许多大词人(如晏
殊、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李清照、姜夔、吴文英等)评价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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