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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对音乐本身关注太少。现在据说有无数公司因当初错过刀郎而后悔。在内地唱片业操作者概念中，刀郎不是流行音乐，因为它不时髦、不偶像，仅凭这两条，足以让刀郎被他们拒绝。唱片界人士基于某一种操作模式而不是基于音乐本身以及音乐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作出判断，他们把关注点过多放在了音乐之外的东西上，缺少音乐的眼光，一味跟潮流，缺少引导潮流的勇气。
刀郎已经成为一种现象，内地歌坛以现象著称的案例并不多，1988年的“西北风现象”，1989年的“崔健现象”，1993年的“红太阳现象”，1994年的“校园民谣现象”，1995年的“阿姐鼓现象”从时间上看，这些现象无规律可循。但从这些现象的酝酿到爆发，还是有规律的，那就是积累。
背后的积累是什么？如“西北风”当时积累了一批词曲作家，他们从西北信天游中找到了与流行的联系，在当时形成一股风潮。崔健则是把摇滚乐带给中国的冲击在1989年释放出来。“校园民谣现象”是商业化之后的一个成功范例，但这成功的背后是十多年的积累。那么，现在如何去分析、判断这些隐含的积累，这是唱片界人士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
刀郎的流行，给整个唱片界和娱乐界狠狠地打了一记耳光。有些事情应该好好反思一下：
第一、中国内地整整有三代人是浸淫在港台音乐中，其单一的表现方式是否让人们的审美方式发生了改变？
第二、我们在制作、接受音乐的概念上，除了欧美、日韩、港台之外，对自己的民族、民间音乐是否还有过关注？
第三、提供音乐的人和消费群体之间的误差在哪里？刀郎的流行和唱片界拼命制造的那些流行有什么不同？
第四、什么是好的音乐？
第五、唱片界该反思什么？是都去找下一个刀郎还是能触类旁通，改变观念？
第六、是不是民间音乐将面临一场被过度开发的灾难？
第七、这么土（在很多人看来）的东西都能这么流行，唱片界制的洋东西是否有问题？
刀郎现象也许只是音乐圈的事情，但这个现象恰恰说明回到根源是一种趋势。明星不过是文明中的海市蜃楼，我无意把刀郎形而上，可是刀郎现象值得反思的东西太多了。
第七章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在周杰伦和宋祖英之间寻找共性（1）
2004年7月2日，记者在乌鲁木齐鸿业文化传播公司专访了刀郎经纪人李松强。就现在人们关心的问题，李松强一一做了解答。
记者：你们有没有什么营销策略？为什么一下子那么火？
李松强：我们的销量是从广州做起来的，珠江三角洲销量很大，后到了内地。其实，市场上流传的很多都是盗版碟。2004年1月份内地市场我们还没有做，就已经有盗版了，但那个时候我们在内地的代理商还没有谈好。预计内地共有800万张盗版，现在新疆的盗版是从陕西等地流传出来的。这个量是根据这几个月的销售情况估算出来的。现在正版的包括新疆版本其实销售了不超过50万张。我们还专门做了一张9元钱的低价位版，但因为盗版太厉害，也挤不进去。盗版的价格是6元，正版的价格是15元。6月底我们做了一个有刀郎头像的全新新疆版本，主要是专门针对新疆市场，低位也是在15－20元，是HDCD。深圳的高价位版本卖得很好，50元一张的那种版本卖得最好。
记者：新疆做盗版的人你们都认识？
李松强：对呀，所以新疆市场好控制一点。内地的那些人我们不认识。但现在新疆南部也有盗版了，是从内地流传到新疆的。现在抓盗版是针对人而不是针对市场。我虽然可以联合一些部门抓人，但市场上货已经铺满了。现在我们只能是抓好新专辑的销售。
记者：新疆也有一些歌手在全国挺出名的，为什么他们没火成刀郎那样？
李松强：最主要的差别是音乐。我们是让音乐本身说话。音乐不好，怎么都不行。现在音像销售是包来回的，音乐不好人家可以退货。而现在我们的货是供不应求，所以我们没有用音乐欺骗别人。
记者：有什么营销策略吗？
李松强：没有。如果有，就是我们的营销策略卖的是刀郎的才华。很多人在新疆呆久了，就不识庐山真面目。我们拍MV，找的是内地人，因为他们对新疆保持一种很新奇的感觉，看到雪山、火焰山，他们都很吃惊，他们凭借着激情，可以挖掘到很深的东西。新疆人吃顿烤肉太平常了，但内地人吃起来滋味就显然不同。
王洛宾就是内地人，所以他就对新疆音乐很敏感。刀郎也是这样。
记者：什么时候开始做刀郎的经纪人的？
李松强：我是1995年认识刀郎的。他那个时候做得很辛苦。他刚来新疆，对新疆还很陌生，所以发展得很慢，到1998年他和德威龙公司合作之后，我就帮他一起做些事情。他的一些具体的事情都是我帮他打理的，一直做到今天。他人好，如果不好，我们就不会合作到现在。
记者：针对新专辑，有没有什么销售的硬办法？
李松强：谁的唱片火了，都会有盗版出现，所以我们针对新专辑采用的办法就是预售。就是货没做完，先把订单做完。这是很简单的做法。但现在新专辑还没开始做完，所以预售也没开始做。
最近我们也在联合公安等部门，希望从根源上查出那几个做盗版的人，我们希望不单是罚款，而是要把他们送上法庭。800万盗版我们损失最少两千万。
记者：你们和发行商是什么关系？
李松强：我们是不负责具体销售的。一般是我作为经纪人联系一些发行商，他们给我一些销售计划，我感觉他可以，就交给他们做，具体的发行我们不管。
记者：有人说刀郎在卖新疆人的祖宗，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李松强：刀郎的音乐好。不是你、我认为好就好，包括很多排行榜的说法也是不可信的，是人民说好才好。你可以拿唱片到音像店里放，随便任何人都可以去放，看看有没有人买。有的音乐你三分钟就听不下去了。我们自信，刀郎的音乐听了一个小时之后就能再听一个小时。新疆人对刀郎音乐有不同声音也是正常的。但我不同意什么“卖新疆人祖宗”的说法。祖宗的东西放在那里几千年了，没有人挖掘，难道他不是出生在新疆，他就不能做了吗？难道说那些东西就要等着一个新疆出生的人来做吗？就像爬珠穆琅玛峰、漂黄河的那些人，他们的气节很高，而我们现在却总是看到一些很莫名其妙的说法。刀郎是新疆人的儿子，他现在已经是阿瓦提县的荣誉市民了。我生在上海，我拿的是新疆的身份证，难道我不是新疆人吗？
第七章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在周杰伦和宋祖英之间寻找共性（2）
记者：刀郎的音乐是不是让正宗的新疆音乐变了味？
李松强：很多人其实根本就不了解新疆音乐。刀郎只是很巧妙地运用了新疆音乐的元素。而这些新疆音乐的元素到处都是，比如孜然这个作料，新疆人以为是烤羊肉串时撒的，从来没有想到要放在别的地方，而刀郎想到了。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记者：引入像弹拨尔这样的民族乐曲是不是为了保持新疆味道？
李松强：引入民族乐器只是刀郎音乐世界中很小的一部分。《祝酒歌》原来是哈萨克民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是新疆旋律很重的东西，但它们经过刀郎演绎之后，和另一些歌曲，譬如《最美还是新疆》，之间的差别就很大。其实它里面的东西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一个把表面化的东西做得很好，而有的人把表面化的东西做得很内敛，这是音乐手法上的不同。
记者：很多人认为刀郎的音乐不能完全代表新疆音乐，你怎么看？
李松强：很多新疆人在新疆几十年是白活了。现在大家听到的只是刀郎的一张专辑，前面出的五、六张音乐专辑很多人就根本没有听。其实说他的人并不了解他，他是各种风格的音乐都在做，只不过这一张是流行音乐而已。他以前做的几张新疆音乐的唱片也是很精致的。刀郎研究新疆音乐真的是下了很大的功夫，他做的是新疆音乐而不是四川音乐，这就是一个贡献。起码从今年开始，全国人民在关注新疆音乐，无论音乐好坏，这个功不可没。
记者：有人说刀郎的音乐做得很土？
李松强：是的。是有很多人认为这个唱片（指《刀郎》）因为“太新疆”了，可能会显得落后，不时尚，土。但我认为音乐只有好的和不好的两种，没有什么土的和洋的。民歌，那些民族唱法的民歌，土不土？但你不能说它不好。
记者：刀郎被多种受众层次的听众广泛地接纳了，他的音乐理想是什么？
李松强：刀郎太喜欢新疆音乐了，他希望新疆音乐能被更多的人所做接受。事实上，我们以前传递的信息是不准的，包括我们在新疆做音乐的一些人，别人一听音乐认为是新疆的就完了，那些音乐并没有打动别人的东西。刀郎希望让很多没有机会来新疆的人从歌里面了解到新疆。他把新疆的很多东西都写了进去，而且是当下生活中的很多东西，像“八楼”“二路汽车”等，现在很多人知道了八楼，这种东西在新疆以前的作品里是很少有的。包括下张专辑，刀郎想把南疆的信息从歌曲中带出去。
记者：他个人成名后有没有什么变化？
李松强：他不会理会外界说什么的，他最主要的还是用音乐来说话。这十年他都没有变，相信后面的十年他也不会变。名誉什么的对他不会有丝毫影响。他能够定下心来在新疆做十年音乐，这个我就很感动。我前两天在广东，有人说刀郎是今年冲出的一匹黑马，我当场就说：如果让你苦十年做一匹黑马，你愿意不愿意？那个人就不说话了。刀郎做音乐是一件很个人的事情，他不是说去为国家干什么大事。他苦是苦他自己，他毕竟不是耶稣。
记者：作为刀郎的经纪人，你具体都做哪些事情？
李松强：我首先是肯定他人好，我们才会合作得这么好。他做音乐的执著感动了我，我认为需要有几个人来帮他。那是在1998年，我看到他做的“走进新疆”的音乐专辑之后，就准备帮他了。那个时候他一个人做得很苦。我一直在做相当于经济人的事情。刀郎后面出的四张专辑都是我们一起合作的结果。我主要是统筹安排，协调其中的很多工作。譬如他做这段音乐需要弹拨尔，我就去找一些会弹弹拨尔的人来，这方面我熟悉；如果他需要小提琴，我就去找小提琴。这些非常具体的工作是由我来做的。
记者：你放弃了音乐不可惜吗？
李松强：你要看什么事情是最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