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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请带我走深刻的自我检讨
草绿了，草又黄了；下雪了，雪又化了。杜仲觉得自己的耐心已经到了尽头。
他开始给军队的那个朋友写信，诉说自己的郁闷，还有一些幼稚的质疑。那些质疑不可能像后来他的军人哥们儿认为的那样，是受到了旁人的“教唆”和“影响”。那仅仅是杜仲本人发自内心的不满情绪，是与他自身命运相关的牢骚，还有书本和文学作品，在他体内残存的那些与现实格格不入的情感。他在信中提出了许多难以解答的问题，求教于那位当年敢作敢为将他塞进车厢、带去反修前线的哥们儿。他完全没有想到，进入军队后的哥们儿已是今非昔比，正在迅速成长成熟。他在阅读了杜仲的来信后，产生了极大的担忧，他感到杜仲的想法很危险简直是太危险了，他必须拯救这一位在自己离开后，随即迷失了方向的战友。杜仲的信被果断地退回到公社，还附有军人要求公社党组织帮助杜仲的长信，言辞恳切，希望杜仲迷途知返。这封信对杜仲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不是因为公社与生产大队为此事召开的一系列批判会、也不是因为杜仲被迫写下的无数检讨书；而是因为，经历了几年来在险风恶浪中的颠簸，杜仲曾以为前方是有岸的，至少还有一条大船一直在与他同行。但此时他举目四望，茫茫的海面上，只剩下了他一个人。风高浪急，视线之内没有飞鸟没有岛屿，他的呼救没有回应；小船已经漏水，再来一个浪头船就会倾覆了。
杜仲第一次真正感到了孤独，还有绝望。
杜仲明白自己是走投无路了。这封被退回的信，足以断送他原本就已经十分渺茫的前途，他决不会再有转机和出路可言。
尽管如此，他仍是认真而痛心地对自己信中的妄言，一遍一遍作出了深刻的自我检讨，颤抖的钢笔在他的中指上嵌下了硬币样的茧子。元旦即将来临时，他的脊背上长出了一个通红的痈疽，然后是持续的发烧。那时知青们都已准备回H城探家，大家都没心思再对他穷追猛打，公社革委会批准他去北安看病，他搭乘了一辆牛车再是“热特”再是长途汽车，在北安医院做了一个门诊手术，拿到病假条后，他跳上了开往H城方向的火车。
1971年年初的一日，杜仲在H城旧居门口的封条前站了很久，他忍不住轻轻地晃动房门，竟发现尘封已久的门锁已经不那么结实。他转身而去，在一家僻静的杂货店买到了一把钳子和一个手电筒。那天晚上，他蹑手蹑脚地接近了自己曾经的家，然后顺利地破门而入。久无人居的房间里，浓重的霉味与灰尘的气息险些令他窒息。他并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他只是想来看看，看一眼而已。残破的家具中，也许还能找到一点什么有用的东西。手电筒微弱的亮光下，他的影子如鬼魂般无声地挪移，歪倒的衣架倾斜的柜子和满地的纸片，再次提醒着他的孤独与绝望。他在地板上疲倦地坐下来，一仰头，看见了墙上的那个镜框。
很多年中，杜仲一直认为，那个晚上他无意之中的一瞥，好像有人从微光中伸来一只手，亲自将那个地方指点给他的。他始终无法解释，当时他为什么一下子就对那只镜框发生了强烈的好奇心。镜框如书本大小，浅灰色像是镀银的窄边框架，是父母当年从苏联带回来的，一直就挂在那里。也许由于其中镶嵌着一幅列宁的炭笔素描画像，镜框毫发无损，竟然未被人掳走。杜仲用衣袖擦去了玻璃上的浮灰，心想这也许是父母留给他的一件遗物了，便将镜框揣进怀里，而后悄然离去。
第二天上午，在他借住的地方，同学的家人都已上班。他把镜框拿出来细细端详，觉得里面的画像有点歪斜。闲来无事，他用钳子将镜框背后的小钉子拔了，揭开背后薄薄的盖板，想把那张画像正一正——那一刻他的呼吸突然急促起来，他在画像与盖板之间，发现了一张有些泛黄的硬纸，翻过来看，像是一份表格，上面有铅印的俄文。杜仲屏住了气，睁大了眼，开始阅读那些模糊不清的俄文字句。他出了一头大汗，心都快要跳出来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一份与他有关的文件——1951年，杜仲（俄文名字德鲁卡）在莫斯科某医院的出生证。
他的父母为什么要把这份证明，放在如此隐蔽的地方呢？
这张保存完好的纸，恰恰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出现，对于他来说，莫非是一种暗示与指引？它究竟意味着自投罗网还是绝路逢生？
杜仲傻呆呆地坐着，苦思冥想了整整一天。傍晚时分，当同学一家人回来时，他已经把镜框恢复原样，用一件棉毛衫将它包裹严实，塞在了自己简单的行李里。一个重大的决定在他绝望而混乱的脑子里大胆地萌生，他甚至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大跳，但他已经别无选择，他觉得除了这条路之外，自己再没有别的路可走了。没有退路就意味着只能勇往直前，无论前面是断崖还是陷阱，他都要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作为抵押，不顾一切地去试一试。
接下来的日子，杜仲在H城的短暂逗留，开始为自己的计划进行了周密的准备。他又一次潜入封闭的旧居，竟然在杂物堆里找到了一只苏联生产的望远镜。也许是运气和天助，他在一个留城进了工厂的老同学家里，发现了在批“四旧”时，抄家得来的一只夜光指南针。他以身处边疆自然条件恶劣经常迷路为借口，费尽口舌，向那人讨得了指南针。他不需要更多的东西了，只需要勇气和胆量，他相信自己一口熟练的俄语将会帮上大忙。
第八部分：请带我走无数次的审查与等待
很多年以后，他回想当初近于疯狂的行动，觉得那次行动的原动力，仅仅是一种狗急跳墙的动物生存本能，是年少气盛的血液中自以为是的冒险精神，还有他希望亲自去考察一番“一声炮响”发祥地之真实面貌的狂妄之念。如果说其中混杂了少许诗意的憧憬与浪漫，那么也是由于静静的顿河或是伏尔加纤夫还有白净草原与悲怆的天鹅湖……
也许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他在从H城返回呼玛的途中，特地绕道松花江边的万山农场，去看望楚小溪。那是一次只能在心里进行的悲壮诀别，只有他自己明白——他若是能成功过江，他从此再也不能回来；如果他被打死在边境线上，他当然更回不来了。所以，无论成功与否，此一去，他都将与楚小溪永别。
回到呼玛之后，他的劳动表现异常出色。他多次偷偷揣着望远镜，到很远的草甸子去打柴禾，江边了望哨的位置都已烂熟于心。如此地广人稀的边境，两岸间终会有被疏忽的隐蔽通道，就看你能否发现它了。
他终于等来了一个刮着大烟泡的风雪之夜，风声怒吼，雪片横飞，他拧断了生产队马棚门上的铁条，把十几匹马都轰了出去。马在旷野上四散狂奔开去，那将是他行动的最好掩护。厚厚的羊皮袄被翻了面紧裹在身上，他想自己如果被冻死在旷野上，天亮以后，看上去就像一只被埋在雪地里的羊。
生与死之间其实只有一步，这一步的距离却是如此之长。对于20岁的杜仲来说，那已不是国境线，而是死亡的界碑。天地混沌，面孔上结了一层冰壳，眼球似乎已经被冻住了，他一次次用手套揩擦着眼睫毛上的白霜，远方隐约有一线光亮，如同沙漠中的海市蜃楼。
他听见了从黑暗中传来的一声俄语，喝令他站住。几个大兵迅速地将他捆绑起来。当他被带到了一所暖和的小屋，他没有开口说话，而是用几乎冻僵的手，伸进贴着胸口的内衣，掏出了那份证明自己出生地的文件，还有写着他名字的边防证。
孟迪把一粒白瓜子轻轻嗑开了，放进嘴里，慢慢地嚼着，说：跟你说句实话，其实，我根本没有想到，有一天会在H城见到你。听说你后来一直没有被遣送回来，大家都认为你在过江的时候，不是被打死了，就是冻死了。你能被他们留下，简直是一个神话，或是一个谜。不过我并不想知道，你没有被送回来的具体原因。到了我们今天这个年龄不会不懂，你能留下来，当然是因为对他们有用。可是你妹妹的一个朋友转告我说，你是从F国回来的，我倒很想知道，你这一次，究竟是途经F国呢，还是早已定居在F国了呢？
杜仲回答说：我在80年代中期，从当时的苏联到了F国；我的妻子是俄国人，懂法语，她一直到90年代才有机会离开俄国，到F国与我团聚。现在我们一起居住在F国南部，我在一所大学的图书馆工作。你也许明白，前二十几年中我根本不可能回来探亲。
孟迪沉吟了一会，又问：杜仲，恕我冒昧，你既然冒着生命危险，到达了自己的目的地，后来为什么又一次离开那里去F国呢？孟迪在“又一次”三个字上，加重了语气。
杜仲很快回答：是因为失望。
是什么让你失望？
你应该知道是什么让我失望。
难道每一次失望都会导致——导致放弃么？
是这样。我没有别的反抗方式，我所能选择的，只是放弃。
就像当初你放弃楚小溪那样？
……不，我和楚小溪之间，只是朋友，她不是我所要反抗的，当然就不存在放弃。
那么，如果说，当你有一天放弃到再没有什么可放弃的时候，你会怎么办？
事实上，现在，我已经就只剩下我自己了。这是坚守的底线。
很久的沉默。杜仲伸手从孟迪的烟盒里，抽出了一支烟。他戒烟已经好多年了。
杜仲并不想把自己这些年在海外的经历，一一从头道来。毕竟他与孟迪不熟。假如有一天他能见到楚小溪，而她也仍然有兴趣听他讲述，那么他会告诉楚小溪，这二十八年他是怎样过来的。那场暴风雪过去之后，他被押送到布拉戈维申斯克，然后送到赤塔。在经历了无数次的审查与等待之后，他终于被允许留在了远东地区，先是被送到一所大学学习国际政治，然后在一个研究所从事中苏关系研究。孟迪说得不错，以他那样特殊的身世和家庭背景，他是一个有用的人。但孟迪并不懂得，他有用却没有更多可用的价值。有关方面曾希望他到国际广播电台工作，担任对华广播，被他拒绝了。几年后他被送往莫斯科的另一个研究所，那时他已开始自学英语和法语。但几乎与此同时，漫长而缺少阳光的冬季，压抑而神经紧张的日常生活以及长期的思乡之情，使他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他突然感到了厌倦，对自己所谓庄严而神秘的工作失去了兴致。有时他甚至会发生幻觉，觉得在这里和当年在江对岸，除了食物和语言之外，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他怀疑自己在若干年前，是否真的曾有过一次逃离？他是否还有必要重新逃离？
第八部分：请带我走真是罪孽深重
那年夏天，借着去F国治疗忧郁症的机会，他没有再回到莫斯科。他的妻子在F国的亲友为他提供了最初的生活费。忧郁症断断续续搅扰了他好几年时间，一直到前苏联解体，他的妻子终于也来到F国，他才渐渐恢复了健康。当他重新振作起来，安顿好家人，找到了一份合适的工作，几年下来略有积蓄之后，他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