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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们稍作具体分析。假定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的衰落是因为广告做得太多了，可是我们知道，在前期这些企业恰恰是因为“广告做得太多”而快速地发展起来的，那么，为什么在后期“广告做得太多”又使它倒下了呢？同样是广告，为什么昨天还是致胜的法宝，今天就成了败北的元凶？显然，把衰落的原因归咎于“广告做得太多了”，经不起简单的推敲。“广告做得太多”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我们应该透过这种表面的现象去把握问题的实质。
即使只就表面现象而言，正确的提法也应该是：在后期“广告做得太多了”。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
一、为什么在后期广告不能做得太多？
二、为什么我们的企业家们都会在后期广告做得太多？
或者，换一种问法：
一、“前期”与“后期”有什么不同，从而不能在“后期”与“前期”一样地“广告做得太多”？
二、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为什么会在“后期”犯同样的错误——“广告做得太多”？
这就有赖于探寻广告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了。
第三部分：错误的战略导致一代中国企业全军覆没知识过多论
知识过多论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到处传诵着无知无识、无法无天、花天酒地、一夜暴富的“大款”发财的神奇故事，“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操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脑体倒挂比比皆是；无独有偶，放眼海外，一些世界级的企业家居然也是出身低微。于是，探究知识分子的种种劣根性和对“大款”们进行天花乱坠的肉麻吹捧甚嚣尘上，无知无识、胆大包天的“大款”成了人们崇拜的对象，“教授学卖馅饼”成为时尚，“知识越多越反动”变成了“知识越多越无用”被津津乐道，新的“读书无用论”抬头，退学潮起。在这种氛围中，史玉柱的崛起被认为是一个异数，而巨人的倒下则又为这种论点作了新的注解：“知识分子还是不行，你看，史玉柱上去了，又下来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走的是一条从农村到城市、由浅入深的道路，因此，在改革开放的早期，广大的农民和城市劳改劳教释放人员、待业青年、无业游民等社会边缘人群历史地处在了时代大潮的心脏地带，成了市场经济的捷足先登者，他们抓住了一、二个比比皆是的市场空白点或体制的真空地带，连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发了财，成了“大款”。他们毋须“超凡胆魄”和“远见卓识”，也不需要“毅然”砸碎“铁饭碗”“下海”，他们本身就在海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精英阶层纷纷“下海”，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先富起来的社会边缘人群如果不提高自身素质，大量地被淘汰出局是历史的必然。未来社会必然是知识精英的天下。
除此之外，这里还存在一个统计学上的误区和参照系的倒置。在全社会的人口中，出身低微、学历不高者占绝大多数，因此，就绝对数量而言，企业家中出身低微、学历不高者自然也就占居了多数，给我们的感觉好像学历高了读书多了就当不了企业家发不了财了似的，这是一个误区，其实就相对的比例而言，即相对于低学历的庞大基数和高学历者的小基数来说，还是高学历的企业家多！另一方面，现在享誉世界的大企业，大多是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起家历经几代人的努力而发展到今天这种规模的，而现在时代早已经不同了，未来更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现在起步创业，不以未来为参照，反以一百年前的社会为参照，这是将参照系倒置，尚未起步就已经晚了几个时代，晚了上百年，焉能还有安身立命之地？再说了，读书自有读书的用处，搞导弹的并不以赚钱为目的，人身的价值、知识的价值哪能用金钱作为衡量的唯一标准？
性格缺陷论
史玉柱性格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豪赌天性，正是这种豪赌的天性把巨人推向了深渊。
为什么同样的性格昨天还是他成功的关键因素，今天却成了败北的元凶了呢？刚刚在昨天，企业家们风光之时，我们的媒体记者对他们进行肉麻的吹捧，吹得他们从头到尾仿佛每个毛孔都有什么伟大的因子，今天，他们一倒下，就来个180度的大转弯，对他们口诛笔伐，幸灾乐祸地嘲骂。这种前后自相矛盾的“揭秘”分析又有多少含金量呢？
领袖情结论
史玉柱有领袖情结，他用指挥战争那一套来搞经济，什么“三大战役”、这个那个“战区”之类的，学革命战争那一套搞法，过领袖瘾。
模仿领袖，过领袖瘾，这在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中比较普遍，而且往往越是学识较高、“抱负”较大的企业家越是有这样的情结。比如牟其中，处处模仿毛泽东；红桃K集团的谢圣明，毛选不离手；三株的吴炳新，学毛泽东把支部建在连队上，打人民战争，走农村路线，他也把营销组织建在了村寨和街道，发动几十万的营销大军，打营销的“人民战争”，重点开拓农村市场，走农村路线等等。史玉柱也是如此。其中的“奥秘”有二：
一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政治社会过渡而来的，人们带着政治社会的胎记，普遍崇尚政治，官本位思想严重，权力欲极强，最大抱负是“治天下”，而不是发大财，“下海”之初往往是一种不得已。他们没能在广阔的社会舞台和政治舞台上施展他们的抱负，实现他们的权力欲、征服欲，那么“下海”之后，他们很自然地拿自己治下企业的那“一亩三分地”来演练他的政治抱负，实现其权力。这是一种模拟政治。这样的企业家，如果他“心不在焉”，一心只为政治，经济只是一种手段，那么他肯定搞不好他的企业，牟其中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而如果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发财，模仿政治不过是自娱自乐，那也无伤大雅，史玉柱、谢圣明、吴炳新基本上属于这种类型。领袖情结决不是导致他们失败的根源。
其二，正因为中国社会由政治社会进入经济社会，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前面没有可参照的企业经营范本，国外的范例又由于语言、信息的阻隔和经济环境的大相径庭难以成为他们的参照系，而他们本来就很熟悉的革命战争和政治中其实有很多道理与企业经营是相通的。所谓商场如战场。于是，他们很自然地就拿革命战争和政治原理应用于企业经营。中国的企业家们不是懂得了经济之后才去搞企业的，恰恰相反，他们是带着深深的政治烙印和军事情结历史地参与到企业实践中去的，因此，他们模仿政治军事，过领袖瘾，具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
第三部分：错误的战略导致一代中国企业全军覆没史玉柱的民营企业十三种“死法”
史玉柱的民营企业十三种“死法”
巨人倒下前后，史玉柱请来多位理论派经济学家进行“大反思”，经过长时间的反思之后，史玉柱竟总结出了所谓民营企业的十三种“死法”，并堂而皇之地在中国民营企业高层论坛上像专利一样地向世人发布，一些不辨真伪的媒体记者纷纷对此进行了报道。请看史玉柱的反思成果——
第一种死法：不正当竞争。
第二种死法：碰到恶意的“消费者”。
第三种死法：媒体的围剿。
第四种死法：媒体对产品的不客观报道。
第五种死法：主管部门把企业搞死。
第六种死法：法律制度上的弹性。
第七种死法：被骗。
第八种死法：“红眼病”的威胁。
第九种死法：黑社会的敲诈。
第十种死法：得罪某手中有权力官员，该官员可能利用手中的权给企业发展制造障碍。
第十一种死法：得罪了某一恶势力也有可能把企业搞死，比如说他在产品中投毒。
第十二种死法：遭遇造假。
第十三种死法：企业家的自身安全问题。
除了这十三种死法之外，史玉柱说：“这里面还不包括出于企业内部的原因，比如经营不善等。”
十三种“死法”全部是外部原因，而且都带有“不明真相的飞行物”的性质，说到企业自身的原因则用“比如经营不善”一言以敝之，从中我们只读到了一种怨恨的情绪和发泄心态，没有丝毫的真知灼见。这就是史玉柱的反思成果！也是我们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反思的普遍形式。
这种“细节主义”的论调还可以举出N多个。
如果我们的社会只停留在上述论调的这种认识水平上，被这种论调所包围，那么，倒下的企业决不可能东山再起，即使偶然站起来，也会再次倒下去。而没有倒下的企业也难以长盛不衰，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中国企业为什么一再上演“大败局”的根本原因。
“标王现象”只是一种表象而已，并非实质，是盲目扩张的一种表现形式，不等于无论什么时候“标王”必败；广告炒作也是一种表象，它曾经造就了迅速暴富的无数企业神话，巨人就是一个典型范例，其历史功绩不可没，不能一笔抹杀，成是萧何，败却未必也是萧何；宏观经济调控从表面上看好象是偶然的，实质是一种必然，是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对于能够把握经济规律的人来说是可以预见的，而对于不懂得经济规律的人来说却是不可捉摸的；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和银行制度是早就存在了的，并不是一夜之间从地上冒出来、从天上掉下来的，你应该考虑到而没有考虑到，这是你的错……如果不从本质上认识问题，而是这样隔靴搔痒，为自己找出种种借口来辩护，那么，同样的错误还会再犯，而更有可能的是，此次失败即无东山再起之日，犯同样错误的机会都不会有了。
单个地看，这些论调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它们都是很肤浅的，甚至自相矛盾，根本经不起推敲。那些因素早就存在，为什么不是在昨天或明天，恰恰是在今天造致了中国民营企业整体衰落？为什么有些因素昨天还是它们制胜的法宝，今天却成了置它们于死地的罪魁祸首了呢？这本身就说明，这些因素并不是根源所在，单由这些因素决不可能导致整个集团全军覆没，这些因素的背后必定还有更深刻的根源。
如果没有广告，它们在前期根本不可能取得那样大的辉煌业绩，而它们在后期则照样会走向败落，因为它们的失败并不是广告对错那么简单。如果没有广告，或许它们连失败的机会都不会有。
——何学林
第三部分：错误的战略导致一代中国企业全军覆没中国企业战略批判 1
中国企业战略批判
中国民营企业究竟为什么要异口同声地喊“落”，不约而同地向“下”，殊途同归地走上末路呢？造成这种局面的共同根源、深层原因到底是什么？
对各个民营企业衰落的个案分析没有为我们提供这样的答案，不同的因素都导致了同样的失败，这本身就证明这些因素并非它们失败的共同根源。
幸福的家庭个个相似，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成功的企业个个相似，失败的企业却各有各的不幸，中国民营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