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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又以姑且试试的心情发了一封信给哈佛，重新申请。这一次，我在申请书中写得更具体了一点，特别把我的“芝加哥经验”也写了进去，并且特别强调我师从该校远东图书馆馆长钱存训先生：他授的几本课——中国古代书籍的考证学和目录学——我都因近水楼台的关系（在远东图书馆打工）而选修。钱先生不但是我的恩师和“汉学”启蒙者，而且是助我申请哈佛成功的关键人物，他为我写的一封信起了关键作用，因为有了他的“权威性”的推荐，我申请作中国文化的研究生是有资格了。
然而为什么要在美国研究中国？我本身西化得很厉害，非但对“国学”毫无兴趣，而且对中国历史的知识也仅是普通大学的程度。惟独对中国现代文学情有独钟，因为我在芝加哥这一年，为了从抑郁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开始拚命读“禁书”——当年在台湾地区国民党禁掉的20世纪30年代文学——特别是鲁迅的作品，因此也为多年后我研究鲁迅种下一个“基因”。但是我遍查哈佛的课程表，没有中国现代文学的科目，而中国历史方面，除了费正清教授外，只有两个我不甚熟悉的名字：L。 S。 Yang（杨联升）和Benjamin schwartz（史华慈）。后来我也在杨先生门下修课，并在博士试时，承蒙他亲自口试通过，而史华慈教授却成了我的业师。至于费正清教授，他门下的学生太多，我大概只选修了一门阅读课，其他皆旁听，而且在他课中成了“捣乱份子”，大放厥辞批评他的著作，认为只有制度和政治史，没有人情味和人文气息。此是后话。
芝加哥一年快结业时，我收到哈佛的入学许可，而且有全部研究院（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的奖学金。就这么糊里胡涂地搭上顺风车到了麻省剑桥——哈佛的所在地。
在没有进入正题之前，我必须先谈谈自己初到美国在芝加哥大学就学的经验。
第一部分 申请到哈佛第2节 芝加哥经验
现在回想起来，我在哈佛的留学经验完全奠基于芝加哥大学——没有芝加哥，也就没有哈佛。那一年的芝加哥经验，将我置之于死地而后生，没有痛苦，也不会有快乐，所以我至今仍然感激芝大。20年后我竟然又回到芝大任教八年之久，可谓缘份，也让我深深体会到芝大学术传统的幽深，在这个中古寺院式的学府中我前后“修行”有9年之久，得益匪浅。
1962年秋初到芝加哥时，我坐的是“灰狗巴士”，从明尼亚波利斯城出发，开了将近一昼夜，于清晨（或黄昏）时分长驱直入抵达芝加哥城市中心的总站，我的老同学成露茜已经在车站等候。她早于三年前已经到美国留学，在芝大念图书馆系（后来转行社会学，卓然有成，最近刚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退休），由于她的引荐，芝大图书馆馆长钱存训教授在我未到之前就为我保留了一个工作职位，解决了我在经济上的当务之急。
成露茜看我一副土相，话也没有多说，就带我搭上了一辆出租车，到了芝大校园，我当然争着付钱，她也没有坚持。司机是个黑人，高头大马，成露茜嘱我在付款时多加一个“quarter”（廿五分钱）的小费，我当时还不熟悉美国硬币的种类，于是从口袋掏出一个五分钱的nickel，以为是个quarter，司机看了一眼又退回给我（抑或是丢在地上，至今已记不清楚），一脸不屑的样子，然后开车扬长而去。成露茜事后对我说：像我这样的“土包子”，没有挨揍已是万幸，也幸亏有她这位女士在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这一席话吓出我一身冷汗，从此又回到“乖孩子”的模式，作人行事循规蹈矩，小心翼翼，在这个充满非我族类的大城市内，第一次尝到了“疏离”（alienation）的滋味。尤其是当初冬寒风凛冽、大雪纷飞的季节，我一个人在傍晚踯躇于海德公园（Hyde Park，芝大的所在地），拖着一天工作后疲累的身体回到公寓的斗室，或在寒冬气温降到华氏零下十几度的时候，我的脸冻得发麻，还要步行返校，走不了几步就要到街旁商店中去避寒取暖，那种滋味真非笔墨所能形容。
但更难受的还是心灵上的空虚。每天除了想像之外就是不断问着同一个问题：我到美国来留学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前途渺茫，就像深冬结了冰的密歇根湖：冻成一片白色，一望无际，看不到彼岸。
我初到芝大时，住在有名的国际学舍，这幢十多层的大楼是各国学生的大本营和活动中心，然而居住的斗室却像个监狱中的牢笼，家具简陋，一桌一床一椅，加上一盏孤灯，只此而已。我每晚在这间不到数平方英尺的斗室中自吊其影，不到午夜就饥肠辘辘。为了节省三餐的费用，我每餐都要量入为出，一顿晚餐的消费不能超过两块美金！后来实在饿得没有办法，逼得狗急跳墙，遂买了一个便宜的小电动咖啡炉，不用来煮咖啡，而是偷偷在房中煮面吃，把水煮开后，放进干面条和蔬菜，有时还加一个蛋，味道实在太淡，又胡乱洒点盐和胡椒粉，仍然难以下咽，但至少可以充饥。后来又为了省下中饭这一顿饭钱，写信给父母请他们寄上几包肉松，放在两片面包中做成三明治，在图书馆上班中午休息时就拿出来充饥；又为了省下“包装”费，舍不得花钱买胶袋，干脆用报纸包起来，所以白面包也变黑了。
少年不知愁滋味？到了饥饿难熬时，我却真正体会到面包夹肉松的美味，至今难忘。另一种难忘的“美味”是音乐：我为了调剂身心，把一个月的薪水（约一百美金）省下三十元买了一架小收音机，当我于夜深人静时听到收音机传来的古典音乐，心情为之一爽，也暂时把所有的忧虑置诸脑后。于是从此和那家芝加哥的古典音乐电台结下了不解缘。多年后我返回芝大任教时，打开收音机还是那几个熟悉的男播音员的声音（该台没有一位女将），亲切而有教养，我也从中学到不少音乐知识，一生受用无穷。后来省的钱稍多以后，立刻得寸进尺，几乎每周五中午都会乘火车到城里的交响乐厅去听芝加哥交响乐团（CSO）的音乐会，排队买便宜的学生票，坐三楼最后一排的位子，却是音响最好的“上座”，只看到台上乐队调音后整装待发，掌声响起，一位个子矮小的指挥家缓缓走上台来，举起指挥棒，理查德·斯特劳斯的交响音诗——“唐瑾”、“英雄生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等CSO的拿手名曲——就从台上飞到屋顶，侵入我的身际，“此曲只应天上有”这句俗语真是一语中的。我听后走下厅来，余音仍然绕梁，甚至令我三月不知肉（松）味。那一年听交响乐的日子，我毕生铭记在心，因为这点“精神食粮”足以让我忍受在芝加哥饥寒难度日的痛苦。这位我的“救命恩人”就是执掌CSO多年的弗利兹·莱纳（Fritz Reiner），那一年是他最后的一季演出。我离开芝城后不到一两年他就退休过世了。为了纪念他和怀念这段艰辛难忘的日子，我后来把他和CSO灌制的唱片全数买下，而且每出一种新版本必买，至今还放在我客厅的玻璃柜中，时而拿出来听听，视为至宝。别人收藏名人字画，我却收藏莱纳的唱片。
除了音乐之外，我的另一种精神食粮就是电影。当时正值欧洲艺术片当道，法国新浪潮（New Wave； Novelle Vaque）影片——特吕福、夏布罗尔、戈达尔——和意大利的费里尼、安东尼奥尼、以及瑞典的英格玛·伯格曼等大师的名作，令我趋之若狂，甚至可以真的废寝忘食，往往在周六晚上乘火车进城，到那家“克拉克电影院”（位于城中心克拉克街）中去消磨我每周的“失去的周末”。这家戏院属于二轮影院，专演艺术片，而且是两片同映，一张票价令我有足足四个多小时的心灵享受。从午夜场看起，直到周日清晨四五点钟才出来，在街上闲逛，等着乘六点钟第一班火车返回。华灯将倾，只有我一个人在凄清冷落的的街道上“鼠窜”的情景（怕警察以为我是流浪汉把我拘捕），至今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我像一个游魂，破帽遮颜过“空”市，但内心却充满了激情，影片中的幕幕画面时而涌现：譬如安东尼奥尼的《冒险》（Laventurra）中一场男女在清晨绝望心情下做爱的镜头，更是震憾我心。然而，我孤独得连一个与我结伴流浪的女友也没有，更何况做爱？也罢，有了电影中的形象就足以令我回味无穷了。我当时差一点又想去学电影，要作一个安东尼奥尼和特吕福的门徒，还管他什么“国际关系”！
然而，国际关系的课还是非选不可。我所在的芝大“国际关系研究委员会”有两位名教授，一名卡普兰（Morton A。 Kaplan），一名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两人的研究方法大异其趣，而且针锋相对，作学生的当然都要选。记得我在卡普兰的“国际关系博弈理论”（game theory）研究班上痛苦万分，不发一言，每天还需看上百页的理论书，不知其所云，真令我苦得想退课。然而卡普兰教授对我青睐有加，时而以同情的眼光望着我，最后还会轻以问我一句：“李先生，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我只好胡乱敷衍过去。班上有一个德国外交官，处处争着发言，他却嗤之以鼻。到了学期将结束、学生必须写论文的时候，卡普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谆谆善诱，劝我写一篇有关春秋战国时代的国际关系的论文。其实我压根儿就没有读过任何春秋战国的史科，如何着手？只好到图书馆去恶补，竟然发现有与这个题目相关的中文著作。于是又废寝忘食，匆匆写完后在学期结束前最后一天交了上去，竟然蒙卡普兰教授欣赏。后来我中途而废要转学到哈佛去，卡普兰教授竟然热心挽留，但我去意已坚，还说个小谎：自己其实不想留在美国，想去欧洲！他也竟然回答说：“去欧洲？没有问题，我可以为你安排。”20多年后，我返回芝大任教，在校园里看到他，他非但一眼就认出我来，而且对我更是礼遇有加。这就是一位典型美国教授的态度，我虽与他道不同不相为谋，但至今仍对他存有一分敬意。
摩根索教授是当年国际关系学领域的顶尖名星。我选了他两门课：一门是根据他的教科书而开的“国际政治”，另一课名叫“近期政治思想”；两课都是一百多人的大班课，我只不过是芸芸众生之一，更是不发一言，洗耳恭听。只见摩根索教授穿着深蓝色的三件套西装，胸前口袋里还挂一个老式的金表，他在讲课时不时拿出来看看。他的英文典雅而流畅，和卡普兰教授结结巴巴的讲法完全不同。他立论时条理井然，大谈其“现实主义”的政治理论，当然也把联合国说得一无是处（在卡普兰的课上，联合国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Player），更把台湾地区的国民党贬得一文不值。
偏偏我一心想要求教的邹谠教授那年休假，我遂失去了一个在他门下受业的宝贵机会。当时他的大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在摩根索教授的班上也列为必读书，我读后大为佩服，尤其在前言中感受到邹先生作为一位知识分子的风范，当然他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更是在这本讨论美国对策外交的巨著中处处有迹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