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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力：成本加费用，日报运营一年七八千万元。如果一个老板9点钟到了办公室，报纸还没有来，那肯定有问题。《广州日报》的成功，很大的因素就是它的早投，读者容易形成阅读习惯。我们的读者对于一份报纸的价格不是特别敏感，但是对于获取一份报纸所付出的成本特别敏感，如果转了半天是为了去订报，我想没有人愿意（这样）。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打一个电话搞定，必须要让他获得报纸的成本比较低，特别方便才可能看报，你不能让那些经理或者是经营者满大街去找（报纸）。
采访者：这是目标之一，还是一个已经达成的目标？
何 力：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从长远看，我们希望能够有战略投资者进来，上一个台阶。这个行业基本上还是垄断的，一个垄断的行业里什么成本高？机会成本，就是说你放弃发展的成本会比较大。垄断行业主要追求的还是扩张，是规模、速度、品牌影响力和在市场上的地位。在不充分竞争的市场里，发展是很重要的。
采访者：如果你们是日报，估计多长时间持平？
何 力：我觉得运行两三年可以打平。
采访者：这十几年有哪些人和事让你记忆深刻？
何 力：有很多人。比如，我对南方报业和报人一直是心怀崇敬之情，我记得1998年底，《南方周末》做过一个年末专题，当时我就觉得很难望其项背，《南方周末》所达到的那个高度可能后人难以企及。包括《中国青年报》的一些人都在影响着我，比如丁望、胡舒立，包括王安、杨浪，还有杨大明，应该说都有很多影响。
《北京青年报》的影响也有，它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慢慢不断地发展起来，经历了由边缘到主流的过程，在成长过程中开始还是有一些另类的，类似《南方周末》，后来一点点都没有了。《北京青年报》实际上应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信息独立、信息集约化的产物。它强调传播效果和信息的客观性，即使是在立场比较模糊的情况下，也能发展。但我们显然不太想走这种道路。
采访者：你怎么看这几家媒体的未来发展道路？
何 力：我觉得现在还说不好，不过我想起了托尔斯泰的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发现在报纸的发展上，把这句话反过来会更有意思，“不幸的报纸都是相似的，幸福的报纸各有各的幸福”。看到了太多的、短暂的或者是局部的成功，直到目前为止谁也不能说已经获得了领先的、持久的、广泛的成功。
采访者：外资的进入以及体制内媒体的变革，谁会是未来的生力军？到底谁将引领新一轮的潮流？
何 力：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市场化和体制内媒体变革不会太快，这个变革的过程也不会从最基础的开始，会从边缘开始变，如广告、发行、形式、一般意义上的内容，最后才是核心内容。突破约束很难，所以我更看好那些没有这么多传统背景的媒体。我觉得互联网实际上很能说明问题，搜狐和新浪网的发展应该说很有意义，他们走到今天并不是他们自己所能预料到的，也不是政府所能预料到的。
还有你说我们现在的资源发生变化，空间比以前大了，大了的主要原因不是别的，而是我们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闻领域。
《经济观察报》一开始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读者对我们的预期是创新、是特色，所以我们经常面对的压力是要创新，创新的压力非常大。
采访者：你是否认为目前所从事的工作能够体现自己的理想？
何 力：我觉得我没有特别明确的理想，确实没有。但是目前做的这个工作显然是我挺喜欢的。我刚才也说过，几千万元做一个媒体可以影响那么多人。另外从个人的偏好来讲，我觉得现在跟过去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可以获得选择权。我其实愿意做一个新闻教育者，这可能与我以前从事的工作有关。去年在美国呆了几个星期后，我认为应该有更多的在一线做新闻的人加入到做新闻教育的这个行业中来。我对此特别痴迷，我是一个好为人师的人，将来如果有机会还想做这件事。
采访者：有过困惑没有？最让你感到困惑的是什么？
何 力：有的时候你不是在想如何把新闻做得更好，而是在想些别的事，我想这是很多人都感到困惑的。我记得1997年有一次在北大做讲座，人家问我的新闻理想是什么，我说可以说是一、三、五做人，二、四、六做鬼，礼拜日休息，就是说你做过好事，也做过不太好的事，我想很多人可能都有这种心态。
采访者：你最高兴的事是什么？
何 力：其实在这行里最高兴的事或者说最有挑战性的事还是获得别人的认可，或者说你试图真的去影响别人。你的新闻或者新闻作品或者新闻工作，被别人认可，被别人欣赏，甚至于改变了他们的想法、命运。
采访者：这种成就感在《经济观察报》体验到了吗？
何 力：在《经济观察报》的两年感觉最大的收获是，知道了其实做领导这件事是可以学习的，可以通过学习来改善和提高。
中国人有很多智慧，比如说“无为而治”这个词，我觉得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他实际有为，这是一种高级的无为而治，一种管理境界；还有一种就是确实本身就无为。我也不知道我现在是处在哪一种，但我确实希望能够在《经济观察报》达到这样的效果，或者说我希望我自己能够达到这样一种状态。
我与别人也谈到这个问题，说做领导要做的几件事情，第一要用你的专业知识和能力赢得下面的人的信任；第二就是你要不断地给你下面的人提出目标和要求，甚至这个目标和要求是他目前还不能达到的；第三你要帮助他们实现这个目标。如果你通过你的努力帮助他们达到了这个目标，你就能够成为一个好的领导。
《经济观察报》以“理性、建设性”在中国新锐财经类报纸中独树一帜。在何力身上，我们能看到渴望实现新闻理想与价值的那群人的影子。
第一部分第11节 理想与理性的合一（1）
理想与理性的合一
访慧聪国际资讯总裁郭凡生文/黄 敏 金 延 金瑞国
采访者：对于网络，你有这么一个观点，说网络是一种工具。我了解到，慧聪利用网络的时候，正好是网络比较低迷的时候。是吧？
郭凡生：我们进入网络比较早，1997年就进入了，但是我们当时没有大规模投资。
采访者：你进入网络着眼的盈利点是什么？
郭凡生：我们经营网络的盈利点是“网＋刊”。第一，我们认为，互联网可以加大我们发刊（印刷品广告）的规模，降低我们发刊的成本；第二，我们的刊物只能发给固定客户，随机性的客户我们不了解，但在互联网上是存在的。比如我们的广电商务网，大概每期发刊七千份到一万份，现在所有电视台的技术部经理、主任手里都有。那么，我们印刷一万份，上网的人是十万，我们的发行量相当于十一万。所以，我们一开始就着眼于把互联网作为一种主营业务的补充工具，就叫做“网＋刊＋搜索引擎”。
采访者：那么在今后的几年，慧聪在网络方面还会有什么新的举措吗？
郭凡生：1999年年底我们就开发了一个产品叫搜索引擎，搜索引擎的主管是陈沛，中国的中文搜索引擎就是从他手里开始做的。在1984年、1985年，他就已经开始研究了。搜索引擎肯定是我们的一个重要技术。
我们是2002年6月推出的，取得了成功。我们做的新闻搜索引擎，可以在五分钟之内搜索到二十个网站的内容。
还有一个产品叫行业搜索，比如，敲“印刷”两个字，你就会发现，在Google上有十五万个网页，在百度上有八万个网页，在慧聪印刷商务网上只有三百个网页，这三百个网页一定是与印刷业密切相关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八万个网页出现了，没有人会一个个去查看，这就带来大量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做了行业搜索引擎。另外，我们把最新的字都收入了字库，我们的字库是随时更新的，数据库是随时更新的。因此，现在在搜索引擎上，我们使用的已经不仅仅是互联网和软件技术，还使用了数据库的内容。
采访者：有庞大的基础。
郭凡生：这是我们将来在互联网上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从现在来看，互联网的核心技术就是搜索引擎。我们在核心技术上领先之后，后面的发展就好说了。我们基本认为，互联网的发展在未来三至五年还是以行业为主。比如，一个农民他家很穷，但是他也得花三千块钱买手扶拖拉机，因为买拖拉机是生产资料，你让他花三千块钱去买电视机，他可以不买。生活资料可省，生产资料不可省。互联网将来会朝这个方向发展。
采访者：有篇采访里写到，当年中关村卖电脑的人天天骂郭凡生，但天天还得来登广告。这是说你所办的《慧聪商情》吧？
郭凡生：他不得不登！但是后来正规的大企业都很高兴，觉得这样有好处，因为可以优胜劣汰。
中关村为什么能维持，因为它卖的电脑及其相关的东西便宜，为什么它卖得便宜呢？有“商情”它就必须卖得便宜，它越卖得便宜，商家就越去那里进货，规模优势就显现出来了。但是一旦“商情”在全国普及了以后，中关村现在的销售优势就逐渐失去了。它已经不是全国的供销基地。
为什么深圳的电脑等一直卖得不如中关村好？是因为中关村的“商情”比深圳早了三年，中关村的“商情”有十本，它的覆盖要比深圳的两本覆盖得好，所以深圳那么大的口岸，却把货调到北京来卖，因而在北京创造了一个市场。这个市场是谁创造的？当然有政策，有大家努力的因素，但是“商情”在中间所起的核心作用是谁都替代不了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尽管有一些人看不起慧聪的分类广告，但它确实在中国起了巨大作用。
采访者：你的经营管理理念是比较先进的，你是怎样逐步走到别人前面的？
郭凡生：通俗地讲，实行股份制的主要作用就是，修一条铁路一个人修不起，十个人一夜就做到了。对股份制，我从1985年开始研究。当时我就明确地感觉到必须让劳动者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并成为一种理念。在这种理念上来做慧聪，就是把一种纯理论的东西变成一个企业，而且始终不渝地坚持去做了。慧聪的制度创新是在领先的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来做的。
采访者：你认为慧聪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郭凡生：经济学家张维迎有几句“土话”，叫做“看不会、学不走、偷不去、拿不来”，这就是核心竞争力。我觉得他的描述很好。那么，什么是慧聪的别人“看不会、学不走、偷不去、拿不来”的东西？
第一，我们的知识经济激励机制是能看懂，但是学不会，也肯定拿不走的，为什么？因为他照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