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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你觉得自己具备这些素质吗？
黄 文：我只能说自己在两个多月里逐渐适应了战地记者生活，最后有了一种接近于“亡命徒”的心理，在离开战场之前，拍了将近七千张照片，发了三百多张稿，最后活下来了。为了进行战争创伤的自我心理治疗，我在2000年出了一本叫《标靶》的个人摄影集。因为事情本身重要，我又幸运地在几乎所有关键时刻到达最应该去的地方，目击并记录战争，当初发稿的那些照片得到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而我的书也确实在帮助我化解心中的疼痛，并且在中国和美国引发了我所期待的良好反响。
很多事情回头看过去会觉得仍然有缺憾，总想寄希望于今后。本来嘛，追求更好、甚至完美是一种普遍心态，尽管这有些危险——就像我少年时看过的一篇小说写的那样，达到完美意味着灭亡——但追求的过程还是挺惊心动魄的，能不能达到，是另外一回事。从根本上说，结果究竟如何也不该由我们自己做结论。这个世界的好和坏都没有后悔药可以吃，在你感叹无法挽回的遗憾的同时，生活也因之强迫你重新开始，再做尝试。最后一生下来，可能有人有机会说：“过去的几十年，我好像活了一百次。”这也挺好。
采访者：目睹过死亡吗？有什么感悟？
黄 文：真正在战场上跑过的人，很少没有目睹过死亡的。那对人是一种非常残酷的考验。你看着自己的同类，有时还是同事悲惨地死去，而且死相很恐怖，那种心灵冲击是一种强刺激，很难用言语表达清楚。我记得1999年4月15日第三次去科索沃采访阿族返乡难民车队被炸事件的时候，现场死者尸体残肢狼藉一片，给人如同亲临地狱的感觉。那个晚上，我的脑海里整夜都像被死者冤魂缠绕着，无法入睡。
经历过战争，目睹太多的死亡与破坏之后，会特别在乎过去认为理所当然属于自己的一些微不足道的获得和看似平凡的幸福。说得简单一些，就是懂得珍惜和心存感激了。不像过去那样，老是觉得世界亏欠自己。本来嘛，命运给我活下去的权利和机会，剩下的由着我自己凭借气力去争取，最后得到什么靠自己努力，无论幸福或者烦恼，多半是自己挣来的，什么结果都得先接住，然后，或者慢慢享受，或者慢慢消化，如果是好结果就争取锦上添花，如果不尽如人意就向好的方向努力，这不就行了吗？
第一部分第6节 在摄影中学会生活（2）
采访者：新闻摄影受不同文明的影响。在东方文化、西方文化或阿拉伯文化中，有没有一个普遍的标准？
黄 文：我倒倾向于从更宽泛的角度去思考标准问题，而不仅仅把它局限在文化范畴里。摄影术起源于西方，从诞生起就带着西方审美观念的深刻烙印，这是历史背景。同时，西方摄影人在实践经验和理论探索方面所做的努力比我们更深入、更系统，因此，他们的理念和标准一直处于统治地位，这是生活中的事实。
新闻摄影作为摄影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样。当然，西方人在全球文明的交流与融合过程中，也在悄然汲取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化营养，但总起来说，他们的评判标准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其他文化的引入仍然是在这一旗帜之下的非本质性变动；加之其媒体在经济、技术和专业上的强势，使得世界其他地方的摄影人为融入其传播圈和信息循环，自觉不自觉地接受，甚至迎合着他们的标准，这从客观上进一步强化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审美标准。
采访者：在你看来，目前国内的摄影是否达到了与文字比翼双飞的程度？图片在未来平面媒体中将占据什么位置？
黄 文：图文并茂已经是一个老问题了，但现在的情况与十几年前，甚至几年前已经大不相同。过去搞摄影的同行总在抱怨文字同行不重视图片，挤压照片版面，报纸杂志通讯社的摄影部要奋力争夺属于自己的空间和阵地。现在，面对越来越激烈的新闻市场竞争，只要还想好好生存下去的媒体就已经不能不关注图片的质和量。不要说未来，就是今天，图片的位置越来越重要已经是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
“读图时代”对于很多自命“精英”的知识分子来说，不一定是一个令人舒服的字眼，但这是目前全球媒体发展的走向和残酷的现实。问题是我们是否已经有了足够的好照片去适应这个“读图时代”。
采访者：在大师班的学习，在国外的工作和交流有没有让你领悟到一些新的东西？在斯坦福的学习与摄影有关吗？你觉得会对今后的摄影之路有什么影响？
黄 文：出来看世界总是好事。这种经历能够给人提供一个不同视角，让人获得新信息、新知识，增进中国新闻工作者与世界各地同行的交流和了解。1995年我第一次去欧洲参加大师班，随后又在欧洲各国的新闻机构参观，尽管只有短短的一个月，但那是我第一次直接面对国外高水平的新闻摄影人和新闻摄影界，触动和收获很大，那段经历对我后来回国再继续图片故事的拍摄有很大帮助。
1997年至1999年在德国两年的驻外摄影记者工作，是专业实践层面上的一次大考验，非常有助于我进一步深入了解欧洲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加之战争经历也是在这两年之中，整个人就像被充实之后，又被洗礼了一样。
这一次来斯坦福学习是从学术层面上对自己的又一次提高。我参加的是名为“奈特研究员计划”的职业中期新闻工作者培训计划，其每年的成员由十二名美国新闻工作者和六至八名外国新闻工作者组成，受奈特基金会全额资助，在斯坦福大学学习研究一个学年。我是该计划开办三十六年来第一次吸收的图片编辑。
我将学习重点与自己在国内读博士学位的专业相结合，方向是传播学，因此研究范畴超出新闻摄影。这是一个了解美国和美国媒体，同时让美国同行了解中国新闻工作者的重要途径，到现在为止，这种相互了解起到的是良性作用。
当然，因为我是做新闻摄影出身，研究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新闻摄影，我希望以这一段时间安静下来的学习生活作为基础，给未来的职业和生活道路打下一个更为宽广的基础。
采访者：在你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是否遇到过什么挫折让你刻骨铭心？你是怎么看待的，它给你带来了些什么经验和教训？
黄 文：当然有过。如果单讲我的职业生涯的话，那些所谓的挫折感其实更多的只是一种前进过程中的困难，比如摄影感觉没有别人好，围着摄影的圈子转就是找不到大门；拍一张照片花的工夫比别人多，还不一定比得上别人的；多年前还有过那样的感觉：自己这么聪明这么努力为什么获得的机会没有其他不如我聪明没有我努力的同龄人好，然后就委屈、着急乃至愤世嫉俗。在过去好多年里，我是那种闲不住的人，总希望自己能上进再上进，把生活过程想像成登山的过程，还“这山望着那山高”了好一阵。但是时间是一把公平的尺子，总体上讲，在事业上是逐渐进步的，不过是有时自我感觉好一些，有时自我感觉差一点罢了。
其实，你有一份努力，生活最后总会给你一份回报，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很多事情，我们身在其中的时候，很难摆脱那种对一时一事的计较和衡量，然后因此着急甚至觉得特别受伤害，等真的走出来了，回头看去，慢慢就学会以一种感恩的态度面对包括是痛苦在内的一切经历了。
如果真谈挫折感，平心而论，是生活而不是事业给我带来的。我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那对我曾经是一次重大打击，让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走不出心灵的阴影，并且在一种很强的压力下生活了很久。其实后来做很多事业方面的努力，从某种意义上是我的一种自我治疗和透气的需要，然后利用那些通道让自己得到一种安慰和释放，同时在困难的处境下反省自己，然后重新站起来。不仅如此，还要有尊严地站起来，并且争取比从前站得更高，活得更开朗更从容。好在我是一个“命很大”也很幸运的人，在经过最困难的日子以后，我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所以，当现在面对过去的挫折时，引发的已经不是那种“刻骨铭心”的疼痛，而更多是把过去当作成长的一个阶段吧。所以，挫折是成长的烦恼，也是我们收获的果实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且我相信，好的生活要靠好的生活态度去争取，关键是你从内心深处是不是真的如你自己口中描述的那样，确实想要一份好生活。如果是，就努力去寻找，别给自己太多借口和托辞，最后，你会发现好生活就在可能最不经意的角落等着你呢。
采访者：从事摄影这个行当这么些年，你觉得它给予了你什么？
黄 文： 生活啊！和所有行业一样，摄影给人的其实是生活的体验，教你做人呗。我最初向往当摄影记者就跟想在报纸上看见“新华社记者黄文摄”这几个字有关，但凡看见报纸上发表自己的照片就仔仔细细剪下来，贴在本子里自我欣赏。现在回头去看，很多东西幼稚得让人有点儿不好意思承认是自己拍的。不过我想这大概就叫“生活”，是成长必经的过程，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一点一点地成长起来的。
认识黄文，是在1995年。在新华社摄影部“当日新闻中心”，看上去斯文秀气的黄文，是在一群号称一米六的小个子女编辑中最伶牙俐齿的一个。她是那种容易给人留下很深印象的女孩，聪明自信，才思敏捷，个性张扬，争强好胜，从不服输，而且还特别勤奋。
就在那年，她成为第一个入选荷兰世界新闻摄影大师班（简称“荷赛”大师班）的中国学员；第一位获得法国昂热国际独家摄影节奖（世界新闻摄影界颇有影响力的比赛之一）的中国摄影师，从而成为该年中国摄影界的焦点人物。1999年，作为第一个前往国际热点战场采访的中国女摄影记者，她两进南联盟、三赴科索沃，穿梭于战火纷飞之中，拍摄了近七千张照片，并于2000年出版了个人战地摄影集《标靶》。而她娇小瘦弱的模样，至今仍让人无法想像她是怎么扛着那些“长枪短炮”以及大而沉的摄影包四处奔忙的。
作为第一个入选“荷赛”大师班的中国学员，黄文使中国新闻摄影界与世界新闻摄影界的交流有了一种新的可能，通过与国外新闻摄影从业人士的相识和交锋，为自己也为中国摄影人“打开了一扇观看世界的窗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新闻摄影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一个脑力劳动简单一些的“准体力劳动”行业，而正是黄文和一批像她一样的新闻人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这种看法，并为推动中国新闻摄影的发展而努力着。
她的名字，中国新闻摄影界无法忽略。
她是第一个入选荷兰世界新闻摄影大师班（简称“荷赛”大师班）的中国学员。
她是第一位获得法国昂热国际独家摄影节奖（世界新闻摄影界颇有影响力的比赛之一）的中国摄影师。
1999年，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