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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这恐怕是你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吧？
英达：不，我实在是觉得自己的水平还不够，不是我对自己要求太高，而是很多其他人对自己的要求太低了。
采访者：但我认为你把自己的思想和经历整理一下告诉广大读者，会是一本很精彩的书。你说呢？
英达：会有那么一天，但现在还为时尚早。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家庭情景喜剧已经占据电视剧的黄金档位。而身高一百八十公分、体重一百公斤的英达，因为《我爱我家》等二十多部电视剧，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知名“重量级”导演。
英达，男，1960年7月7日出生，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心理学系，获科学理学学士学位。1987年毕业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戏剧系，获导演/表演高级文艺硕士学位。学成归国后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任导演，后自创英氏影视艺术公司，担任艺术总监。
第一部向世人证实英达喜剧才能的，是他导演的一百二十集情景喜剧《我爱我家》，这是全世界首次用华语播出的情景喜剧。该剧的成功一举奠定了英达著名导演的地位，他本人也被国外同行称为“中国的诺曼·李尔（美国情景喜剧之父）”。
继《我爱我家》后，英达又拍摄了《候车大厅》、《起步停车》、《百老汇100号》、《东北一家人》等二十余部多集电视剧。除了是著名电视导演，也是著名的演员和电视节目主持人。
模仿的东西肯定没有原装的好。它要比原装的好就不叫模仿，就叫超越了。既然模仿没有原装的好，大家还是会看原装的，尤其是频道本身不再被垄断和封锁之后，我随便一调台，就能看到原装的，干嘛要看拙劣的模仿呢？在这种情况下，节目制作会经历一个模仿阶段，模仿阶段过了以后，大家都会明白模仿没有出路。
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经济上会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新闻传媒上；我觉得总的来说应该是看好的。而且就目前来讲，我们国家在媒体上的广告投入在世界上已经占到了第四位，只有美国、日本还有德国比我们的投入更多。按说我们在资金投入方面高于英国和法国，但是我们的节目却比他们差很多，包括新闻，包括整个传媒。
承蒙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宋阳为我们采访英达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线索英达司机的手机号码，我们可以顺藤摸瓜，获得英达的经纪人、制片主任李岩的手机号码。
电话里对李岩说明了采访目的，对方语调里似略有为难，因当时正值英氏影视公司有两部戏同时开机，英达亲执导筒，每日要工作到午夜时分，异常忙碌。对此，采访者恳请李岩念及英达乃我等同门师兄的情分上，配合我们的采访工作，尽量安排一小时左右的时间。
也许英达确对北大心存怀念之情，很快，李岩就回复说，英达同意接受采访，但可能要往后推迟一段时间，待他执导的两部戏步入正轨后，才会有充足的空闲时间。
后多次与李岩联络，零星得知英达的一些行踪，如去录制央视倪萍主持的《聊天》节目，作为北京动物园的形象大使出席活动，在戏里客串角色等等。当问到英达有无时间接受采访时，李岩总是很客气地说：“再等几天吧。”
终于等到2003年4月底，北京的“非典”疫情逐渐扩散，媒体报道著名导演谢飞不幸感染了“非典”，于是采访者推测摄制组的正常工作恐怕也会受到影响。果然，与李岩电话联系后得知一些摄制组暂时中断了拍摄工作。考虑到“非典”时期人人自危的心理，采访者决定对英达进行电话采访。经与李岩联系，表明了电话采访的意图。李岩与英达商量后，终于同意接受电话采访。
于是，在“非典”阴云笼罩下的“五一”前一天的晚上，我们的电话另一端连线到了英达在香山的家里。期待已久的与英达老师的对话，借助现代通讯工具的帮助，得以顺利进行。交谈在他的小儿子稚嫩的钢琴声的背景音乐伴奏下徐徐展开。为使谈话不受干扰，英达换了个房间，改用手机与我们对话，一个小时的采访，我们的交流很畅快，用英达的话来说“手机都烫了”，但他认真地解答了我们所有的疑问。
这次愉快的采访似乎成了一剂驱散“非典”阴云的良药。英达的幽默、机智常常令人开怀大笑，我们感受到了这位名导演、名主持的独特魅力，也感受到了喜剧所带给人的力量。
第三部分第53节 总是在编：行进中的思考者（1）
总是在编：行进中的思考者
——访《中国新闻周刊》原主编钟诚
文/欲晓周武
采访者：《新闻周刊》在2001年10月份曾有一次让业界关注的休刊，2002年3月14日复刊。在复刊一周年2003年的3月3日，又有一期被要求收回，你能谈谈这里面的经过吗？
钟诚：《新闻周刊》是1999年9月份开始组建周刊团队，2000年新世纪的1月1日刊号出版，在2001年10月份与投资人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用经济学语言说是“双方信息不对称”，最终因为种种因素停刊了，或是叫休刊了。一本出得挺好的杂志突然停了，这给2001年资本投资媒体的热潮泼了一盆冷水，也让当时热衷于资本和媒体合作的人通过《新闻周刊》这件事有了一个深刻的反思。
2002年3月份在中新社的支持下，3月14日《新闻周刊》复刊了。直至今天，最近在“两会”前夕，3月3日，正好是我们复刊一周年的时候，有一期被要求收回了。《南方周末》、《21世纪环球报道》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在处理当中。我从1990年开始做杂志，做了十多年，其中做《新闻周刊》四年多，一直从事新闻工作，这么多年一直是报道别人，现在我们这一行业本身，我们这本期刊也成为传媒彼此关注的一个热点，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我本人身份要有一些变化。今天我有点身份不明，名片是以前的名片。我们这本杂志三四年的时间成长得很快，而且很受业界关注。在这种特殊环境下，我们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这个代价是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不愿看到的，但是有时候必需，也是必然要发生的。一旦发生，就要有人承担一些代价、风险和责任。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杂志也许是个好事。
采访者：在做这期之前有没有预想到会出现什么后果？
钟诚：要预想到就不会做了，我们自认为对于中国传媒的规矩、规律还是有一些感知、感悟能力，我们希望在框架下有一些创新、有一些突破，这也是做市场化媒体的发展要求，所以在做选题的时候，是考虑到了对新闻规律的把握和各个方面规定、政策、制度的要求。但是难免有时做完以后出现问题，这种事情虽然不是经常发生，但是一年中也偶有发生。
我认为，这是中国新闻改革事业前进过程当中的波澜，既然说传媒业是中国最后一个暴利行业，各种人、各种利益就都会聚集在这里，就会掀起一些波澜，有些人是故意的，有些人是无意的，这个有性质上的不同。但是，不管你有意还是无意，在波澜壮阔的发展当中，都难以避免。
采访者：是不是一开始，你就已经有冒风险的精神准备？
钟诚：对，是得有精神准备，所以开会的时候我就讲我的精神状态是八个字“白纸黑字，如履薄冰”。你写的这个你跑不了，错的就是错的，不对就是不对，你的观点是什么，你已经用你的文字表明了，事后无法再去调整和修改。“如履薄冰”就是有很多经济上的风险，政治、政策上的风险。这就是我个人从事传媒工作的一种心态吧。
采访者：对于《新闻周刊》这一波三折的历程你怎么看？
钟诚：我父母在清华大学学建筑，都是建筑师，毕业以后都参军了，到新疆修军事机场，但家在北京，所以母亲怀孕后，坐火车回北京生孩子，生完以后四十天就回去。母亲同我讲，她是从新疆坐三天三夜火车到北京把我生下来。我喜欢坐火车，喜欢在火车上睡觉，这是不是就是一种成长的经历？在颠簸当中、在旅途当中，可能是我真正的归宿吧。
我觉得中国新闻事业，大方向上肯定是前进的。一件事情、两件事情不足以说明整个传媒的发展趋势，只能说是波澜。整体上，中国新闻事业肯定是大跨步前进的。包括这次“两会”的报道，此前发生的北大、清华爆炸案，期间发生的劫持人质事件，官方媒体都进行了及时报道，满足了受众的知情权。这说明，在处理重大危机事件时，官方态度是开放的。这种事情最先发稿的，过去是外国媒体，现在是中国自己的媒体。因此，必须看到大的趋势是往前走的，而且是主流。我想，中国传媒业还是有大发展和大机遇的。
采访者：你是否认为如果你离开总编这个位置，对《新闻周刊》是个损失？
钟诚：我在《新闻周刊》时，努力创造一种“离开谁都可以”的状态。我不想成为传媒强人。也许客观上你会形成或者带动一种思想或是一种风格，但是我们并不以此自居，并不以此为目的，不做传媒或小团体的“教师爷”，或者一个什么核心角色。比如说，这次事件发生，一个记者走了不会影响一个杂志，一个中层干部走了也不会影响一个杂志，那么一个总编、主编离开他的岗位，应该同样不会影响杂志正常发展。这样，这个杂志或媒体才是成熟的。我离岗了，但这本杂志继续出版，而且保持原来的水平，甚至还进一步提高。这是我所追求的职业化的理想。
采访者：你认为的职业化是怎样的？
钟诚：职业化首先就是分工，岗位要细分，流程要细分，采访者的特质要鲜明。一个有特质的采访者在细分的岗位上工作，是可以持续的，也是可以替代的。那么，最后他的产品也是可以保证质量的、可以延续的，所以我们倡导职业化。
采访者：你给自己怎样的职业定位？
钟诚：职业传媒人。作为一个传媒人，我在最慢的节奏里工作：我的基本立场是周刊，是传媒当中出版周期比较长，时效性较差的。但是，也是要求深度最强的。我给自己的定位是：创造性地服务于转型期的本土媒体。这里有几个定义。“创造性”就是不人云亦云。“服务”是一种姿态，你是要领导呢，还是要服务于你的媒体，这是两种不同的心态。“转型期”是我们现在处于特定的时代环境。“本土媒体”就是，我们的优势在于中文，母语是中文，而且我们可能有所作为的也是中文。我们是本土媒体，这一点我特别强调。
采访者：你们追求的《新闻周刊》读者定位是什么？
钟诚：我们发行的重点，一是在机场，一是在超市，这两个地方销售都特别好。实际上，你在什么地方卖，是什么价格，销售率什么样，直接反映了你这个媒体的基本定位。我们杂志适合在机场、超市，还有在大中城市零售市场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