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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金庸随家人一同返乡。然而此刻的他，希望的不是回归童年平静安适的生活，而是开始人生中的冒险与开拓。于是不久之后，他便到了杭州，到《东南日报》找到一份担任外勤记者的工作，金庸数十年报人生涯，从此开始。
他接下这份工作的原因，是“本身对新闻报业有着浓厚兴趣”。但是，金庸并不以在这个小城市的一名新闻记者为满足，而更希望去上海发展。依然怀抱外交官之梦，工作不到一年，他即辞职前往上海，插班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法。
但是，政局混乱，无论是学法或从政，希望都变得非常渺茫，学校许多学生，未曾修满便不得不提前毕业，金庸也不得不为未来另做打算。此时，正好出现了一个机会。
1946年秋天，上海《大公报》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聘三名国际电讯编辑，而应聘者多至三千人，竞争率至于1000∶1。经过笔试和面试，金庸最终脱颖而出。
1948年，《大公报》香港版复刊，金庸被派往香港。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他一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开始了金庸“身无半文走香江”的传奇。
后来的许多传记，都把这件事当作金庸一生命运的转折点：从此，金庸扎根在香港的土地上，开始他身为报业巨子和通俗武侠小说家的传奇生涯——当时局势动荡，这两支笔只有在香港这一片相对平静独立的小小地域，方能大显身手。
不过他被派往香港，这件事相当偶然：据说当时报社预备派去的是另一个人，只是那个人当时刚刚结婚，不愿远离，才由金庸临时代往。联想到大陆此后数十年间风云变幻，连金庸自己也不免感叹，当年若他留在上海，命运就将完全不同。
人生充满了这样的转变和偶然，本就毫不奇怪；而金庸终于成功，乃至可以以一种闲适态度，回想议论过往的种种机缘，而当时的困窘尴尬，数十年后看来，也成为平添趣味的逸事。
据说当时他登上开往香港的飞机后，才发现自己竟然身无一文，顿时失色。幸而邻座是香港《国民日报》的社长潘公弼，见他窘态，问起缘故，借了他十块港币，才使金庸渡过难关。四十五年后功成回望，当年困窘已不复存，而代之以“南来白手少年行，立业香江乐太平”的志得意满之心。然而当时，香港尚非后来光彩闪耀的“东方明珠”，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与上海相比甚至给金庸“有点到了乡下地方的感觉”。他也只把香港当作自己人生的一个小小中转站，尚无在此长期扎根，开基立业的目标。对于涉足政界，成为能够周游天下，舌战列国的外交官，他仍然抱有强烈的向往。当时他在《大公报》做的是电讯翻译和编辑国际新闻版的工作，业余翻译他所深深崇拜的汤因比博士的著作《历史研究》。在此之外，他便有意识地运用自己所学过的外交学知识与法律知识，在报纸上撰写社评，分析论证时局时事。1949年11月，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四千余人起义脱离国民党政权，接受中国共产党政府的领导，而国共双方即就铁路部门在香港的资产的归属问题发生争执。而金庸根据他的国际法知识，写了一篇题为《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的长文，阐明这些资产应归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所有。
这篇长文和金庸的一些其他政论文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发表，而为著名国际法学家梅汝璈先生读到并相当赏识。他曾任东京战犯法庭中国首席大法官，并亲自参与判处战犯东条英机的死刑，因此在国际上声望颇高，因此，虽然他是国民党员，新中国成立后盛情邀请他为外交部顾问。于是，梅汝璈先生一到北京，就立刻发电报邀请金庸到北京来协助他工作。金庸接到邀请，正中下怀，于是兴冲冲地只身北上，赴京求职。
而当时中国外交部的负责人乔冠华，在新华社香港分社任社长时，与《大公报》交往颇深，也相当欣赏金庸的才干。金庸见过梅汝璈后，便去找乔冠华。乔冠华自然表示欢迎，但是也坦白相告，由于金庸出身地主家庭，又在国民党的政治学校接受过教育，恐怕很难被红色政权接受。而惟一的希望是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受训，或者在外交部的外围机构人民外交协会工作，等适当的时候争取入党，再被决定能否转入外交部工作。
这对金庸不啻一瓢冷水，顿时满腔热情化为乌有。他后来回忆说：“我愈想愈不对劲，对进入外交部工作的事不感乐观。自己的思想行为都是香港式的，对共产党也不了解，所以未必可以入党。而且，一个党外人士肯定不会受到重视，恐怕很难做出贡献……”
金庸此后一生，始终追求的思想独立、言论自由、个人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而性格也倾向于独往独来，我行我素，随意不羁。因此他后来也认为，未能走上从政之路，此后多年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和不受拘束的小说家”，更加适合他的个性发展和真正追求。后来他也在和池田大作的对话中说：“我对于严守纪律感到痛苦。即使作为报人，仍以多受拘束为苦，如果我做了外交官，这一生恐怕是不会感到幸福快乐的。年轻时企望做外交官，主要的动机是周游列国，现在我可以随便到世界上任何地方旅行，不受丝毫限制，更加自由自在。现在独立的从事文艺合作，作学术研究，不受管束和指挥。只凭自己良心做事，精神上痛快得多了。”
然而当时金庸并未想到这一点，只是抱着失望之情怏怏而归，而在这次失败的北上求职的过程中，金庸的第一次婚姻亦告破裂。关于这次婚姻，他人知之甚少，只知这位夫人叫杜冶芬，1947年与金庸相识，后来同赴香港，但因金庸忙于工作，冷落夫人，相处关系逐渐恶化，而这次失败的北上，正做了他们分手的催化剂。
不久后，家乡传来他父亲的死讯，对金庸又是一个沉重而悲痛的打击，直到大半年后他心境才渐渐平复。1952年，或许是想要换一个环境，金庸转到了刚创办不久的《新晚报》编副刊。
《新晚报》隶属《大公报》，但是性质有所不同。在这个叫作《下午茶座》的副刊上，金庸为了提高报纸的受欢迎度，开始撰写一些娱乐性较强的影评专栏。金庸对于影艺本是门外汉，但是由于工作上的需要，用心阅读了大量电影与艺术的理论书，终于在相当短的时期内成为这方面的“半专家”。虽然当时他没有实践的经验，但理论方面的知识和对重要戏剧、电影的了解与认识，甚至已经超过了普通的电影和戏剧工作者。
这段经历给金庸一个很大的收获，便是他学会了“即学即用”，并以此为他主要的工作方法。他说：“不熟悉我的人以为我学问渊博、知识面极广。其实我的方法是，若有需要，立即去学，把‘不懂’变作‘稍懂’，使得自己从‘外行’转为‘半内行’。”
这段期间内，金庸不但经常以“姚馥兰”和“林欢”的笔名发表影评，并且也自己创作了一些电影剧本，如《绝代佳人》、《兰花花》等。《绝代佳人》由长城电影公司拍成电影，1957年还获得了中国文化部颁发的1949~1955年的优秀影片荣誉奖。
不但电影，这段生涯中金庸对各种艺术形式都产生了浓厚兴趣，甚至学过芭蕾舞，并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当时罗孚是《新晚报》的负责人，后来在他回忆中还有一个相当有趣的小插曲：“他（金庸）一段时间去学过芭蕾，在一次报馆的演出中，他还穿上工人服，独跳芭蕾舞，尽管在艺术上那是不合格的，却是使人能够留下印象的。”
《新晚报》轻松愉快的风格，使金庸身心都得到了相当的舒展。在这里，他遇到了两个重要朋友：一个是《新晚报》总编辑罗孚，另一个，便是与他志趣相投，才华并称，日后也成“一代大侠”的梁羽生。梁羽生本名陈文统，广西蒙山人，小金庸一岁。他毕业于岭南大学经济系，当时也是《新晚报》副刊编辑。他与金庸都爱好下棋，闲来无事常摆局对弈，并同在《新晚报》上撰写棋话，皆十分精彩。
对弈之外，两人更有一个共同爱好，便是武侠小说。书生论武，分外兴致勃勃，如《蜀山剑侠传》、《十二金钱镖》等旧武侠作品，两人一旦谈起，都是兴致勃勃，口若悬河。此时，金庸或许还不知道，他生命中一项重要事业便要由此起步；而一代新派武侠出世，也已经呼之欲出了。
此刻金梁二人谈侠论剑，虽然兴致高昂，二人又都有文字创作的经历，却尚无操笔亲自上阵之心：新派武侠小说的“药方”已齐，但“药引”未备。到1953年，终于“引子”到来，当年香港两位拳师的一场比武，成了新派武侠出世的导火线。
这两位拳师，一个是太极派的吴公仪，另一个是白鹤派陈克夫。武无第二，两位拳师既要分出高下，便选了摆擂比武方式。然而因为当时香港禁止打擂比武这类事，而澳门不禁，擂台便设在了澳门新花园。
名拳师比武的消息传出，立刻引起了好热闹喜猎奇的香港人的注意，报纸传媒更是以此为新闻热点大肆宣扬。《新晚报》自然不甘落后，立刻为此出了一个“号外”，结果是“瞬间卖空”。尽管比武当场，并无报界事先渲染的紧张刺激，数分钟便分出胜负，但市民对于比武打擂，争斗胜负的爱好，却引发了《新晚报》主编罗孚的灵机一动——在报纸上开始武侠小说连载。
深知平素手下这群干将对于武侠的爱好，罗孚决定就地取材，令他们变“说”为“写”，必受读者欢迎。于是他先去找文史造诣颇深的梁羽生，梁羽生一口应从。比武第二日，《新晚报》便刊出即将连载武侠小说的预告，读者自然大感兴趣：而梁羽生果然也不负厚望，仅仅酝酿一日，《龙虎斗京华》便开始见报并一路连载下去。
日后看来，这部小说身上，仍然不脱许多旧武侠的套子，“其所用楔子、回目、笔法无一不‘旧’，甚至部分故事情节、人物亦明显套自白羽《十二金钱镖》”（叶洪生语），但是，对于当时读者来说，却令他们大大地感到耳目一新。小说中曲折的情节，生动的打斗，激烈而又悲伤的感情，引起了他们强烈的兴趣，报纸销量大幅上翻。《龙虎斗京华》这一炮打响，顿时在香港报界掀起武侠热潮，梁羽生声名日隆，各大报纷纷前来约稿，分身乏术，于是，罗孚又“挖”出了金庸，邀他为《新晚报》新写武侠小说连载。
第一部分 金庸的小说人生第3节 金庸的小说人生（3）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金庸看到梁羽生一举成名，自然也不甘落后。但他之前从未写过武侠，一时不免棘手，苦思之下，决定从自己最熟悉的家乡着手，选择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故事——乾隆身世之谜。
海宁陈氏，也是当地望族，清朝雍乾时期，尤得荣宠。于是，海宁流传有这样的传说，道是乾隆皇帝本是海宁陈阁老之子，出生之时，被雍正的皇后用自己的女儿换进宫去，于是便成了清朝的“汉人皇帝”。这样的民间野史，自然完全靠不住，但是这其中的满汉血统的矛盾，权位与人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