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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诩为“革命文学家”者流，鲁迅的批评是：“往往特别畏惧黑暗，掩藏黑暗”，“不敢正视社会现象，变成婆婆妈妈，欢迎喜鹊，憎厌枭鸣，只检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于是就算超出了时代。”他指出，“仅大叫未来的光明，其实是欺骗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听众的。”可见无论对于光明或黑暗，敌人或自己，鲁迅都一样持批判的态度的。就像他曾经说的那样，意在揭示病根，引起疗救的注意。批判，即如针砭和解剖，可有谁愿意接受这一份疼痛？
的确，“疼痛是无人想要的礼物”，正如一位美国医生布兰德所说。但是，凭着长达５０年的从医实践，尤其是同麻木的麻风病人打交道的经验，布兰德确信疼痛对人类的健康起着关键的作用。在他所著的《疼痛》一书中，便不惜篇幅赞誉疼痛。他说：“不管怎样，人类有疼痛这一卓越特权，人类的意识在经历疼痛之后很长时间里仍能萦绕心头。但是，人类意识也能改变疼痛的真正情景。我们能够与之相处，甚至能控制它。”又说，“我认为疼痛不是侵略性的敌人，而是一种忠诚的信息，这种信息通过我自己的身体来警示我一些危险。”因此，他建议：“倾听你的疼痛。”恰恰鲁迅也用过这样一个容易为人所忽略的概念：“痛觉”。
为了消灭痛苦，让我们疼痛吧！让我们热爱给予我们疼痛的人！何况，鲁迅所给予我们的，还不仅仅是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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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 鲁迅三论
也谈鲁迅研究之谜（1）
谢泳在《中国文化报》上撰文，介绍拙著《人间鲁迅》之余，引出一个被称作“鲁迅研究之谜”的问题：“为什么鲁迅以反专制为基本追求而却总是被专制利用？”
鲁迅之被利用，首先是政治学方面的问题，而与鲁迅思想本体研究关系不大。我们要弄清楚的是，鲁迅是在何种情况下被利用？利用了他什么？他的思想实质与专制主义果然有相通之处吗？
其实，鲁迅生前就一直被人利用，不独身后为然。参加“左联”就是一个例子。亲近如冯雪峰，也有着把他当成“统战对象”而加以利用的一面。自然，这都是他所愿意的。对大众，对青年，对进步的社会事业，他甘于做“牛”，做“泥土”，做默默的牺牲；但当他发觉在被人恶意地利用时，则设法回避乃至于拒绝了。
鲁迅逝世时，正值抗战前夕，于是他的葬礼便成了民族团结的标志；而他的精神，也就适时地成了鼓舞民族斗志的伟大的象征。应当说，这是对鲁迅的最大范围的一次集体利用。从此，鲁迅的名字，作为政治文化的一个符码，便开始被广泛使用了。毛泽东在延安，以及以后发表的有关鲁迅的评论，都是在这一意义上进行的。对鲁迅的这种肯定，是一种名义上的肯定，抽象的肯定，整体象征性的肯定。鲁迅思想中的许多重要成分，实质性的东西，却被忽略了，甚至被轻易地给否定掉了。比如，鲁迅称说自己思想的两大方面，即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当时，明显地被划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范畴；又比如，鲁迅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原则，其中包括对“东方文明”的批判，对“国民性”的批判，对权力和权力者的批判，等等，在一个“革命”的故而是“光明”的环境里，也都变得不合时宜了。
毛泽东是政治家，看待一切事物惟用政治的眼光，对《红楼梦》如此，对鲁迅亦如此。他是从来不讳言“功利主义”的。
群众高举“争取民族解放来遥祭死去了的鲁迅”横幅前进。
利用有两种情况：一是用其名，一是用其实。用其实者，也有两种情况，或者用全盘，或者用局部，取其一点而不及其余。如果说，对鲁迅尚有一点较为具体的利用的话，那么就是他的关于斗争的思想。从上世纪５０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特别强调阶级斗争；尤其在６０年代以后，阶级斗争理论有着恶性的发展，直至文化大革命的降临。这时，鲁迅的注重战斗的思想，恰好被纳入流行的理论之中；而鲁迅本人，也就被打扮成了一个动辄“打杀”别人的姚文元式的棍子，始终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旗帜的江青式旗手。岂止如谢泳所说的“是他同时代知识分子中惟一一个得到肯定的知识分子”呢，简直是“当代英雄”！
“文革”是一个典型的造神时代，“凡是”时代。毛泽东的个人权威，通过个人崇拜运动，此时已达“顶峰”状态。一个曾经被“神”高度评价过的人，获得官方的“肯定”，还不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事吗？
事实上，不同的社会角色，具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文化心理。作为一个平民作家，独立思想者的思想，明显地，是不可能混同于一个大权在握的政治家的思想的。鲁迅的斗争思想，首先根源于备受压抑的个人经历，根源于中国广大民众长期遭受的压迫而生的痛感和耻感。至于“拿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只能说，加强了他对中国阶级社会的认识，并不曾改变他原来的思想基础。毛泽东晚年的阶级斗争理论，却是以权力为中心的政治理论的一部分，带着鲜明的斯大林主义色彩。的确，鲁迅是主张斗争的，复仇的，革命的。他说：“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在他看来，目下的中国有许多“二重道德”，主和奴，男和女，都是有不同道德的，还没有划一，放弃斗争而一味“费厄”，则未免太偏，也太早。正是如此，他承认他的作品有“暴戾之气”；也正是如此，他被主张“宽容”的苏雪林们变着花样痛骂到如今。
其实，鲁迅的斗争，与我们惯称的所谓“斗争”的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在他那里，永远代表着被侮辱、被损害、被压迫者的利益。所以，这斗争就不是自上而下，“为王前驱”的讨伐；也不是“同级斗争”，虽然他并不以“党同伐异”为恶，却从来没有那种为组织所规限的党派性。他的斗争是以人的解放为目的，以弱势者为本位的一种反抗性行为。这是理性的反抗，现代的反抗，并非从前的农民“造反”，更不是“文革”式的乱斗一气。说到《水浒》，他就十分反感那抡起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式作法，斥之为“流氓”。他从来珍视人类的生命，对于那些随意以牺牲为代价，葬送群众性命的“革命者”，他是憎恶的。他明确表示说：“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可以认为，斗争，是他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原则的最高体现。他不惮孤身一人，挑战权力者乃至整个社会，乃是为了捍卫人类生命个体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活着的全部尊严。他深知，剥夺了斗争，就剥夺了这一切。
谢泳文中把胡适和鲁迅相并论列，问：“在鲁迅的时代里，人们总认为鲁迅是拆台的，而胡适才是补台的，为什么一个以拆台为基本特点的人的思想总是被利用，而一个总想补台的人的思想却不受欢迎呢？”远在１９２７年国民党“清党”——鲁迅谓之“血的游戏”——之后，鲁迅就明明白白反对一个惟靠武力支持而不是经过民选的不合法的政府，野蛮的政府，“一党专政”的独裁专制的政府；而此时的胡适，倒是立志要做“政府的‘诤友’”的。当时，国民党在“台”上，共产党还在“台”下；因此鲁迅反抗国民党政府，正如寄同情和支持于被迫害、被屠杀的在野的共产党，表明了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立场。由于有了这样一种历史渊源，台上台下，或拆或补，全都变得可理解了。
当说及鲁迅与胡适时，谢泳还说到一个话语问题。他说，胡适的话是明白的，没有再阐释的可能；鲁迅的话是晦涩的。故而存在被曲解的可能性。比较胡适，鲁迅是一个独异的隐喻的思想者。他的文章确乎充满激情，意象丰富，但又同时具有健全的理性和缜密的逻辑，尤其是论战的文字。在恶劣的政治环境里，他已然失去发表的自由，因而不断地变换笔名，且不得不“曲曲折折”，“吞吞吐吐”；然而，即便如此，叛逆的思想指向仍然是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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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 鲁迅三论
也谈鲁迅研究之谜（2）
泳问：“可为什么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里，那些读过鲁迅书的红卫兵连最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不懂？”“那么多读鲁迅书的人怎么就不学好呢？”我也不妨问：“可为什么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里，那些读过或不读鲁迅书的知识者便连最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不说？”“那么多不读鲁迅书的人难道就学好了吗？”鲁迅，一人而已，用他的话来说，其实亦不过惟有一支笔，能对一个“黑染缸”般的大社会负多大程度的责任？权力者的力量，知识者的力量，意识形态的力量，教育的力量，实际运动的力量，社会的综合力量，不是要比一个人的力量大得多吗？何况这个人已经被权力者连同知识者双方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弄得简直面目全非了呢！作为独立思想者的思想，要穿透公共空间——或可看作一个既成的，传统的，或正统的“场”——是困难的；愈是独特，愈是深刻，则愈见困难。倘使承认鲁迅的思想是一笔宝贵的遗产，而且真正能为进步的社会力量所接受，所利用，那么，就必须跟专制者的利用，以及“帮忙”和“帮闲”的知识者的拒斥作斗争——虽则我们对斗争本身并不见得有前定的需要，或先天的嗜爱！
说到被利用，鲁迅尝慨叹道：“回忆先前的经历，觉得现在的社会，大抵是可利用时则竭力利用，可打击时则竭力打击，只要于他有利。”对于身后的被利用，他也不是没有预感的。在一篇文章中，他写道：“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可悲哀的。”在这里，所说的仅属“无聊之徒”，尚未及于如他所说的“有力者”；可见世人世事的险恶，远比他——一个尝自谓“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中国人——预想的要厉害得多。
近百年来，环绕鲁迅所花的口舌笔墨可谓多矣，由此，亦可照见中国社会及诸般人士的面目。但我想，鲁迅既为战士，那么无论生前死后，被人攻击，歪曲，利用，都不足为怪；惟独为别的战斗者所不憭，所误解，这才是最深重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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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 鲁迅三论
也谈鲁迅研究之谜（3）
［附］鲁迅研究之谜
谢泳
最近广州花城出版社再版了林贤治写于１９８９年底的长篇传记《人间鲁迅》，使这部差不多１０年前问世的作品又有了许多新读者。
林贤治是一个有激情的人，所以这是一本热烈的书。关于鲁迅的传记已经有了很多，多林贤治这一本，也并不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关于鲁迅，总有说不完的话，但这说不完的话中有哪些是今天人们还想听的，有哪些是在当下的现实环境中还给人以启发的，在已有的众多鲁迅研究著作里，不是每一本都有这样的追求。林贤治这本《人间鲁迅》是有自己独特见解的，这本书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