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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战斗的需要，鲁迅虽然在文体上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但是在行文中，却也常常打破彼此在形式上的限界，同时使用最富于个人智慧和力量的手段。在评论中，习惯使用一些日常性材料，以支持他的论点，正如政治家
潘恩将他的关于人权的政治小册子命名为“常识”一样，这样的常识，可能并不见于知识分子的词典，却是实实在在的常识，有一种真理的自明性；在论战中使用，则具有特别的杀伤力。比如在《“硬译”和“文学的阶级性”》中反驳梁实秋所谓的“普遍的人性”时，他这样写道：“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这是常识，当然无可辩驳。此外，还有一大特点，便是比喻。其中有的带有总体的象征性，如说“无声的中国”，说“老调子已经唱完”等；“痛打落水狗”，“脚踏两只船”之类，取喻是为了突出事物或事象的典型性；更多的比喻乃出于论证过程的需要，目的以图像化代替逻辑推理。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演讲中，当鲁迅说到“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时，便援用了原始部落和动物世界中的事例，说是猴子的首领要它们怎样，它们就怎样，又说部落里的酋长要他们死，也只好去死。题为《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同样使用了这个比喻，只是别有意义，
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彻底批判了买办文人胡适、梁实秋等鼓吹的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
旨在证实思想自由对于颠覆一个专制政体的作用。在反驳“第三种人”时，有一个有名的比喻：“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自然，他的评论有许多精警之处，仍在于直话直说，短兵相接。《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就是这样。他说：“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
鲁迅发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表示坚决拥护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
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又说：“抓到一面旗帜，就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惟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是有害的。”完全以率直出之，由伦理而政治，造就一种质疑、抗辩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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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危险的意义
一个反抗者的精神文本（5）
彻底的批判精神是鲁迅评论的灵魂。正是批判性使他的评论不同于学院派，或者官派。胡适和他的朋友曾经创办过《现代评论》、《独立评论》等刊物，其实所载不是讨匪的檄文，便是媚官的策论，遗风是很古远的。倒是鲁迅这个从莽原和荒坟里走来的不挂任何好看的名目的人物，以他的野性文字，显示了评论这一文类的现代性与独立性。
散文： 记忆断片
我们说鲁迅的散文，习惯地指他自己称之为“回忆文”的《朝花夕拾》集子内的文章，其实还有不少收在杂文集里，明显地如一些悼文，此外，
鲁迅所著散文集《朝花夕拾》。
还有题作“夜记”者，或相类似的文字。目前所见的“夜记”有三篇，据许广平回忆，鲁迅是准备写十多篇，一并以《夜记》为名出版的。后来书没有出成，但他确曾把一批较为散漫的文字集中另存一处；说明在他那里，有一类文字同杂文是有所区别的。
即使按照狭义的散文概念，这样的文字在鲁迅集中为数也颇不少，鲁迅的散文突出的是，所写全是关于“人事”的方面，表面看起来，题材显得相当狭窄。他始终远离自然，这却是的确的。即便文中夹杂写景的文字，也都是为了写所感，而与风月无关。例如《怎么写》所写的一段便如此：
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后窗外骨立的乱山中许多白点，是丛冢；一粒深黄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前面则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
文字是漂亮极了的。就算这样的段落，作者也很悭吝，总是把笔端尽快地收束到人事中来。
鲁迅散文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自我经验的表现。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现在鲁迅散文中有三种不同的方式： 一是个人回忆录，收入《朝花夕拾》里的文字，基本上是按照个人生命史的线索，有组织地进行叙述的。这类文字，使用的是直叙和白描手法，形象的再现非常生动。然而，在由个人贯穿起来的若干个小小的镜面里，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窥见民间的形象，迅速而又迟缓地变动着的时代的面影。像《无常》中的迎神赛会，《二十四孝图》和《五猖会》中的旧式儿童教育，《琐记》中的《天演论》出版前后的知识社会氛围，《范爱农》中的革命的降临与终结，都因为个人的介入而表现得特别真切。第二类是纪念和悼亡的文字。比较《朝花夕拾》，这类文字的重心明显地从自我转向他人，久居于作者心中的敬爱者与挚爱者。《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忆韦素园君》、《忆刘半农君》、《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是其中的名篇。鲁迅对人物的评价，并不限于道德文章本身；他总是不忘把他们置放到历史的大背景下，从改革和进步的视角切入来看待各自的缺失或贡献，憎爱分明，且极有分寸感。这里仅以《忆刘半农君》的结尾为例，他写道：“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明澈，宛转，博大，深沉。这部分文字，最充分地体现了作为战士者鲁迅的健全的理性和丰富的情感，是他的散文中以大提琴演奏的最具抒情的华章。第三类既非个人回忆，也非回忆他人，但又与此种种相关，还夹杂了许多别样的材料，而统一于作者即时的感悟。作者题为“夜记”者，盖属于这个部分。所谓“夜记”，鲁迅在一篇文章的附记里说是“将偶然的感想在灯下记出”的那种“随随便便，看起来不大头痛的文章”。大约“夜记”是介于散文与杂感之间的一种特殊品类，不同于正宗的散文，是由于它的杂；而不同于一般的杂感，则又因为它多少与自我的经历相关。《怎么写》如此，《在钟楼上》如此，《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也如此，连后来的《阿金》、《我要骗人》、《这也是生活……》、《女吊》、《死》也无不如此。这里有记实，有时评；有生活，有哲学；有激愤，有幽默；有生之热情，又有对死的讥嘲。恰如一面大海，波谲云诡，吐纳万物而变幻莫测。这就是一个天才作家的创造力。
鲁迅写作散文，大抵处在激战或大病过后，或者经过一场劫难之后的精神休整时期。因此，相对获得一种“痛定”的闲静，有了抒情的余裕。他的散文是特别富于抒情气质的。这种情感，比较杂文的战斗豪情，偏于绵长、凝重和深沉，显示了精神渊深的方面。在大体上完成小说创作之后，他的寂寞感，内心深处的某种倾诉的欲望，多借了散文和通信的形式流露出来。扩大一点说，其实通信也是散文。惟是在他作着平静的叙述时，却因时时翻动的记忆而恩仇交迸，于是在柔肠中乃见侠骨的暴突的锋棱。
散文诗： 灵魂的战栗
散文诗可以说是一种边缘文体，既具有诗的美质，又不受格律的拘限，而能享受散文的散漫自由。在中国古代，《庄子》或《楚辞》的个别断片，魏晋南北朝的一些小赋，如《小园赋》、《枯树赋》之类，约略近之。但是，作为一种完整的文体形式毕竟是从异域移植过来的。中国现代散文诗的产生，从发表的作品看，当始于１９１８年，基本上与新文学运动同步。一批诗人如刘半农、沈尹默、郭沫若等人都曾有过尝试性写作，却十分幼稚。鲁迅的《野草》的出现，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鲁迅自称是一个散文式的人，他写过几首新诗，确是不押韵的，可是本质上是一个诗人。当他善感的心灵受到触动，或身在大苦闷中而意欲作诗的突围时，采用散文诗的形式是适宜的。在写作资源方面，无庸置疑的是，他接受过尼采和波特莱尔的影响，用他的话说，是摄取了“‘世纪末’的果汁”。尼采是旧轨道的破坏者，一生与“庸人”作战，著作多用箴言集成；波德莱尔写人间“罪恶的圣书”，没有尼采似的强者的力，而竟陷入颓唐。两人在鲁迅这里构成一种奇异的结合，他以一个东方人的巨大的创造力，吸纳了代表日神与酒神两种完全相悖的原质，使《野草》充满内在的张力，虽然篇幅有限，却显得更博大，更深遂，更富于瑰奇的色彩。
鲁迅从来视生命为第一义，重视无数个体生命的保存、充实和发展。他的小说和杂文，就是面对生命遭到压迫和残害所作的抗议性言说。《野草》同样表现出对生命的极度关注，不同的是更多地从客体返回主体，是作者对于生命的一个自我眷顾与反思。他明白地把世界分为“身外”和“身内”两部分，个体生命于是成了黑暗的承担者，或竟至于黑暗本身。《野草》有两组词： 人与兽，友与仇，爱与不爱，生与死，形与影，梦与醒，过去与未来，等等。它们不可分割地共同构成为一种关系，一种境遇，一种选择，概括起来就是： 绝望与反抗。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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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危险的意义
一个反抗者的精神文本（6）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多次为鲁迅所称引，不妨看作是《野草》全书的大纲，倘置换为鲁迅自己的说法，则是：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鲁迅毫不讳言在他看来乃是实有的黑暗与虚无，却又认为，不是没有可能从反抗中得救。希望在这里被悬置起来了，反抗成了惟一可把握的现实。反抗若从外部看，或许是快意的，如《这样的战士》，有一种热情昂扬的调子。但是，更多的是一种挣扎，带着时间的重负和精神的创伤，如著名的《过客》，它有着加缪的《西西绪斯神话》一般的意涵，却显得更加悲壮。如《复仇》，如《颓败线的颤动》，如《死后》，在报复中一样有着内心撕裂的痛楚。当作者专注于自我解剖时，那敞开的深渊般的黑暗，无疑地更为惊心动魄。《影的告别》、《求乞者》、《墓碣文》等篇的文字占去全书大半，鲁迅虽谦称为“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却大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