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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家伙叫米夏尔，是个大学生……”
“中学生。”
“……是个中学生，有……多大，十七岁？”
我点点头，她把我说大两岁，我感到很自豪。
“……十七岁了，当他长大的时候，想当一个著名的……”她犹豫着。
“我不知道我要当什么。”
“但你学习很用功。”
“就那么回事吧。”我对她说，她对我来说比学习和上学还重要，我更愿意经常地到她那儿去。“反正我得留级。”
“你在哪儿留级？”她坐了起来，这是我们之间第一次真正地交谈。
“高一。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由于生病我落下的课程太多了。如果我要跟班上的话，就必须用功学。这真无聊。就是现在也应该呆在学校里。”我告诉了她我逃学的事儿。
“滚！”她掀开鸭绒被子，“从我的床上滚出去2如果你的功课做不好的话，就再也别来了。学习无聊？无聊？你以为卖票、验票是什么有趣的事吗？”她站起来，一丝不挂地在厨房里表演起售票员来。她用左手把装票本的小夹子打开，用戴着胶皮套的大拇指撕下两张票，右手一摇就把挂在右手腕上来回摇摆着的剪票钳子抓在了手里，喀喀两下说：“两张若坝河。”她放下剪票钳子，伸出手来，拿了一张纸票，打开放在肚子前的钱夹把钱放了进去，再关上钱夹，从钱夹外层放硬币的地方挤出了零钱。“谁还没有票？”她看着我说：“无聊，你知道什么是无聊。”
我坐在床沿上，呆若水鸡。“很抱歉，我会跟班上课的，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跟上，还有六周这个学期就要结束了。我要试试。可是，如果你不允许我再见到你的话，我就做不到。我……”起初我想说“我爱你”，但是又不想说了。也许她说的有道理，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她没有权利要求我去做更多的功课，也没有权利把我做功课的情况作为我们能否相见的条件。“我不能不见你。”
过廊里的挂钟敲响了一点半的钟声。“你必须走了，”她犹豫着，“从明天起我上白班，五点钟就上班，下了班我就回家，你也可以来，如果在这之前你把功课做好的话。”
我们一丝不挂地、面对面地站在那儿。她对我来说是不可抗拒的，如果她穿着工作制服，其不可抗拒性也不过如此。我弄不明白所发生的事情。这到底是关系到我，还是关系到她？如果说我的功课无聊话，那么她的工作才是真正的无聊，这样说是对她的一种伤害吗？不过，我并没说谁做的事情无聊。或许她不想让一个功课不好的人做她的情人？可是我是她的情人吗？我对她来说算什么呢？我磨磨蹭蹭地在穿衣服，希望她能说点什么，可她什么都没说。我穿好了衣服，她仍就一丝不挂地站在那儿。当我和她拥抱告别时，她一点反应都没有。
9
为什么一想起过去我就很伤心？这是一种对过去幸福时光的怀念吗？——在随后的几周里，我的确很幸福愉快，我拼命地用功学习而没有留级；我们相亲相爱，仿佛世界上只有我俩。还是由于我后来知道了事实真相？
为什么？为什么对我们来说那么美好的东西竟在回忆中被那些隐藏的丑恶变得支离破碎？为什么对一段幸福婚姻的回忆在发现另一方多年来竟还有一个情人之后会变得痛苦不堪？是因为人在这种情况下无幸福可言吗？但是他们曾经是幸福的！有时候人们对幸福的回忆大打折扣，如果结局令人痛苦。是因为只有持久的幸福才称得上幸福吗？是因为不自觉的和没有意识到的痛苦一定要痛苦地了结吗？可什么又是不自觉和没有意识到的痛苦呢？
我回想着过去，眼前出现了当时的我自己。我穿着一套讲究的西服，那是我一位富有的叔叔的遗物，它和几双有两种颜色的皮鞋——黑色和棕色、黑色和白色、生皮和软皮，一起传到了我手里。我的胳膊和腿都很长，穿妈妈为我放大的任何制服都不合身。我胳膊腿不是为穿衣长的，而是为动作协调长的。我的眼镜的式样是疾病保险公司所支付的那种，价钱最便宜。我的头发是那种蓬松型，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梳理它。在学校里，我的功课不好不坏。我相信，许多老师没有把我当回事，班里的好学生也没把我放在眼里。我不喜欢我的长相，不喜欢我的穿戴举止，不满我的现状，对别人对我的评价不屑一顾。希望有朝一日变得英俊聪明，超过其他人，让他们羡慕我。不过，我有多少精力，多少信心？我还能期待遇到什么新人和新情况呢！
是这些令我伤感吗？还是我当时的勤奋努力和内心所充满的信念令我伤感？我的信念是对生活的一种承诺，一种无法兑现的承诺。有时候，我在儿童和青少年的脸上能看到这种勤奋和信念。我看到它们时，我感到伤感，一种令我想起自己的过去的伤感。这是一种绝对的伤感吗？当一段美好的回忆变得支离破碎时，我们就一定伤感吗？因为被追忆的幸福不仅仅存在于当时的现实生活中，也存在于当时没有履行的诺言中？
她——从现在起我应叫她汉娜，就像我当时开始叫她汉娜一样，她当然不是生活在承诺中，而是生活在现实中，仅仅生活在现实中。
我问过她的过去，她的回答仿佛像从布满灰尘的老箱子里折腾出来的东西一样没有新意。她在七座堡长大，十七岁去了柏林，曾是西门子公司的一名女工，二十一岁时去当了兵。战争结束以后，所有可能的工作她都做过。有轨电车售票员的工作，她已经干了几年了，她喜欢那套制服和这种往返运动，喜欢变换的风景还有脚下车轮的转动。除此之外，她并不喜欢这份工作。三十六岁了，仍没有成家。她讲述这些的时候，仿佛讲的不是她自己的生活，而是另外一个她不熟悉、与她无关的人的生活。我想详细知道的事情，她往往都不记得了。她也不理解我为什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感兴趣：她父母从事什么职业？她是否有兄弟姐妹？她在柏林是怎样生活的？她当兵时都做了什么？“你都想知道些什么呀！小家伙。”
她对未来的态度也是如此。当然，我没有想结婚组建家庭的计划。但是，相对而言，我对朱连·索雷尔与雷娜尔的关系比他与马蒂尔德·德拉莫尔的关系更为同情。我知道，腓力斯·科鲁尔最后不愿在他女儿的怀里，而愿在他母亲的怀里死去。我姐姐是学日耳曼学的，她曾在饭桌上讲述过关于歌德和施泰因夫人的暧昧关系的争论。我强词夺理地为他．们辩护，这令全家人感到震惊。我设想过我们的关系在五年或十年之后会是什么样子。我问汉娜她是怎么想的，她说她甚至连复活节的事都还没想。我们曾商定，复活节放假时，我和她骑自行车出去。这样，我们就可以以母子身份住在一个房间里，可以整夜呆在一起了。
我的设想和建议很少有不令我痛苦的时候。有一次和妈妈一起度假，我本想为自己力争一个单间。由妈妈陪着去看医生，或者去买一件新大衣，或者旅行回来由她去接站，这些我觉得都已与我的年龄不相称了。如果和妈妈在路上遇到同学的话，我害怕他们把我当做妈妈的宝贝儿子。尽管汉娜比我妈妈年轻十岁，可也够做我妈妈的年龄了。不过，和她在一起，我不但不怕别人看见，反而还为此感到自豪。
如果现在我见到一个三十六岁的女人，我会认为她很年轻，但是，如果我现在看到一个十五岁的男孩，我会认为他还是个孩子。汉娜给了我那么多自信，这使我感到惊讶。我在学校取得的成绩引起了老师们的注意，他们已对我刮目相看。我接触的女孩们也察觉到，我在她们面前不再胆怯，她们也喜欢我这样。我感到惬意。
我对与汉娜最初的相遇记忆犹新，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这使得我对后来发生的事情，即从我与她的那次谈话到学年结束之前的那几周内发生的事情，反而记不清了。其中原因之一，是我们见面、分手都太有规律了。另一个原因是，在此之前，我从未有过这么忙碌的日子，我的生活节奏还从本这么快过，生活从未这么充实过。如果我回想我在那几周内所做的功课的话，我仿佛感觉到我又坐在写字台旁，而且一直坐在那儿，直到把我生病期间所落下的功课都赶上为止。我学了所有的生词，念了所有的课文，证明了所有的数学习题，连接了所有的化学关系。关于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我在医院的病床上就读过了。还有我们的约会，在我的记忆中，这时约会的时间持续最长。自我们那次谈话之后，我们总是在下午见面。如果她上晚班的话，就从三点到四点半，否则就到五点半。七点钟开晚饭。开始时，她还催我准时回家，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就不止呆一个半小时了，我开始找借口放弃吃晚饭。
这是由于要朗读的缘故。在我们交谈之后的第二天，汉娜想知道我在学校都学什么。于是，我向她讲述了荷马史诗、西塞罗的演讲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的故事——老人怎样与鱼、与海搏斗。她想知道希腊语和拉丁语听起来是什么样。我给她朗读了《奥德赛》中的一段和反对卡塔琳娜的演讲。
“你还学德语吗？”
“你是什么意思？”
“你是只学外语呢，还是自己的本国语言也有要学？”
“我们念课文。”我生病期间，我们班读了《爱米丽雅·葛洛获》和《阴谋与爱情》。这之后，我们要写一篇读后感。这样，我还要补读这两本书。我每次都是在做完其他作业之后才开始阅读它们。这样，当我开始阅读时，时间就已经很晚了，我也很累了，读过的东西第二天就全忘记了，我必须重读一遍。
“读给我听听！”
“你自己读吧，我把它给你带来。”
“小家伙，你的声音特别好听，我宁愿听你朗读而不愿自己去读。”
“是吗？原来如此？”
第二天，我仍去她那儿。当我想亲吻她时，她却躲开了：“你得先给我朗读！”
她是认真的。在她让我淋浴和上床之前，我要为她朗读半个小时的《爱米丽雅·葛洛获》。现在我也喜欢淋浴了。我来时的性欲，在朗读时都消失了，因为朗读一段课文时要绘声绘色地把不同的人物形象表现出来，这需要集中精力。淋浴时，我的性欲又来了。朗读、淋浴、做爱，然后在一起躺一会儿，这已成了我们每次约会的例行公事。
她是个注意力集中的听众，她的笑，她的嗤之以鼻，她的愤怒或者是赞赏的惊呼，都毫无疑问地表明，她紧张地跟踪着情节。她认为爱米丽雅像露伊莎一样都是愚蠢的、没有教养的女孩。她有时迫不及待地求我继续念下去，这是由于她希望这段愚蠢的故事应该早点结束。“怎么会有这种事呢／有时我自己也渴望读下去。当天变长的时候，我读的时间也长些，为的是在黄昏时才与她上床。当她在我怀里入睡，院子里的锯木声沉默下来，乌鸦在唱歌，厨房里也只剩下越来越淡的和越来越黯的颜色时，我也沉浸在无限幸福之中。
10
复活节第一天，我四点钟就起床了。汉娜上早班，她四点一刻骑自行车去有轨电车停车场，四点半她就在开往施魏青根的电车上了。她对我说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