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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这么告诉自己的，所以在接到那通电话的时候，我依旧怀揣着对他们这种人群的抵触情绪，我很爱我的祖国，不过我对那群吃着百姓的供养，却仗势欺人的人，实在是没有好感。于是我有点酸溜溜的说了句，没事，我不打车，我自己有车，不用你们报销了，以此来表达我对他们看到民众态度的不满。
赚他们的钱，算的上是最痛快的，因为他们有钱，钱是怎么来的我并不清楚，不过所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作为人民的一份子，我想我还是有充足的理由来狠敲一笔，我吃饱喝足了，起码我们又多了个丰衣足食的百姓。
上午出门，中途在路上的邮亭下了道，一个人独享了一次邮亭鱼的美味，我始终无法抗拒对鱼类的偏爱，小时候就听说爱吃鱼的人聪明，长大能当科学家，而我这么一个爱吃鱼的人，却没有天理的选择了当一个猎鬼人。
到了他们办公室大概是在中午1点多，大厅门口的保安栏了我很久，说他们下午2点才开始上班，死活不让我上楼去，看在我打不过保安的份上，我只能给先前打来电话的那个主任联系，几分钟后，他来到大厅，把我带进了他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不算大，却只有他一个人的办公桌，从这一点来看，他这个主任大小是个官。他递给我一张名片，我才知道他姓苟，没错，就是苟同和苟且偷生的苟，苟主任看上去接近40岁的样子，他大概没有想到一个干这行的人看上去竟然如此年轻，几句简单的寒暄以后，他招呼我坐下，接着他关上他的办公室门，还拉下了百叶窗，一副想要潜规则我的样子。接着把他的凳子拉到我跟前坐下，对我说起了他们这次遇到的情况。
他说，他们现在接到一个拆迁的命令，对他们当县的一大片平房区进行拆迁，因为某个重庆知名本土地产商要在此修建一个大型的生态公园，附带一部分临湖的楼盘，投资巨大，原本跟当地的居民谈好了拆迁赔款的条件，却始终有那么几户人家坐地要价，不肯搬迁，后来顺藤摸瓜的又说服了几家人，到最后还剩下一家人始终不肯露面，连回音都没一个。去他家敲门想要和谐沟通下，人家始终是大门紧闭，不肯见客，于是他们部门就把这家人拉入了黑名单，称之为“钉子户”。直到大概半个月前总算拿到了法院的强制拆迁令，才开始动土。
钉子户的传闻，我常年有所耳闻。我记得在我念小学的时候，我的老师总是会面带红潮，异常激动的对我们说，同学们，我们每个人都是祖国的一颗钉子，祖国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拧在哪里，说完还要带头鼓掌，激起一群同学的盲目拍手。如果我这辈子还能有幸见到我的那位老师，我一定会当面纠正他的错误，因为我原本也以为我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颗螺丝钉，我也曾经满怀抱负和理想，希望祖国把我拧到最需要我的位置，可是到后来我才发现，原来再精致的钉子，经过日晒风吹后，也是会生锈的，生锈后的我们，不再有人需要，我们就如同一拨废品，等待着回收再利用，却没有人记得，在等待的途中，我们还得为自己的一日三餐忙碌，我们还在为日益增加的房价而叹息，我们还在为医疗体制的缺失而拖着病情，精神的再富裕也难以抵挡物质生活的最低要求，紧接着，每个人都成了财迷，都成了满身铜臭的蛀虫。
于是当苟主任说起这个“钉子户”的时候，我在没有缘由的情况下，竟然先对他给予了足够的同情。
苟主任告诉我，住在那间平房里的那个钉子户，实则已经是早年开发另外一片地的时候拆迁出来的人了，本身是个农民，当时要求也没这么高，就赔了些钱，分了一间平房，他也就知足了。60多岁，没有工作，低保户。这次拆迁的时候也是考虑到他们家的特殊性，特地给了比较优厚的条件。这家户主姓郭，家里还有个女儿，早年在外地念书后就嫁去了外地，也在外地工作，女儿还算孝顺，尽管好几年也没办法回家，但是总是给家里寄来生活费。因为嫁出去了所以户籍也迁走了，但是这次拆迁，他们还是充分考虑了郭老头毕竟是一个人，钱拿少了养老成问题，也就还专门给郭家女儿也算上了一份人头费。不过到了后来就找不着人了，拆迁通知下来了，从郭老头家的窗户看进去东西都还在，就以为大概是出远门，也就没能够具体商量一些事情。后来法院强制拆迁的命令来了，他们也担心郭老头当初闭门不见，为的是做最后的反抗，因为电视里屡屡都能看见**上身爬上屋顶，汽油瓶煤气罐什么的都来，手持菜刀叫嚣着谁上来谁就死，还有人在房屋周围用白布拉起横幅，上面用黑墨水张牙舞爪的写着房在人在房毁人亡的标语。而此刻的拆迁大队全副武装手持铁锹盾牌，强行推进，路上遇到干扰的人，一律打。最终大脚趾拗不过大腿，房子垮了，拆迁队得意洋洋的笑，老百姓头破血流的哭。电视里都是这么演的，我也只是在实话实说。但是苟主任告诉我，当他们用挖土机强行推到老郭家的一堵墙以后，乘着其他的墙没有垮下来，就派人进去查看，看有没有什么值得抢救出来的东西，以后等郭老头回来了，还能交还给他。于是他们在客厅找到了一些家电相册和温水瓶等，却在里屋老郭的卧室床上，发现了老郭的尸体。
听苟主任说到这里，我突然意识到怎么还出人命了？于是我更加认真仔细地听他继续说下去。他说，当时进去的几个人就被吓到了，所幸开挖的时候没有直接把房子推掉，否则在废墟里找到尸体，那就说不清楚了。他们看到这个情况以后，赶紧退出屋子来汇报，结果当时的领导就立刻打了电话叫了医院和警察，还通知街道的人立刻帮忙联系郭老头的女儿。后来查勘结果是，老郭死于心肌缺血，大概是在床上睡觉的时候，安然死去的。郭家女儿回来以后，悲痛过后给郭老头处理了丧事，他们拆迁办还给了一部分奠礼。郭家女儿从言语中也表示不会责怪他们的强拆，也充分理解这当中的误会是因为自己父亲的突然去世，才造成的沟通问题。等到火化了老人的尸体，并且顺利安葬后，郭家女儿才回到推掉一半的平房，把能见的废墟中的自家东西收拾了一下，才通知拆迁办继续拆迁。
我问苟主任，这不是就完结了吗？人家家属都没有意见了，你们只管拆不就是了吗。苟主任一拍大腿，满脸纠结的说，问题就出在这儿，本来他们拆迁队的工人，觉得推房子推出个死人来，是很晦气的事情，于是再度开工的时候，特别要求他们请了个师傅来测日子，却在继续动土的时候，挖土机一碰到房子就熄火，司机检查也发现不了什么问题，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但凡走进那个屋子废墟的人，都会莫名其妙的晕眩，有些甚至直接晕倒，再请问那个风水先生，他说这地方是被某个力量保护着的，地方没挑对，还疯疯癫癫的说了些什么那附近有个湖叫龙水湖，这房子的地方就是龙的经脉，还说这次的开挖，是挖到了龙脉。请他化解，他又不肯，说他帮不上忙，弄得大家提心吊胆，总不可能挖了一半就停下来，大家也不敢再靠近那个屋子，传言也在周围四起，而且越传越厉害，说什么郭老头的鬼魂要顽抗之类的。作为拆迁方当局，觉得也有必要控制下事态，还要安抚好民心，这才联系了我。
我说，你能不能把当初进过屋子，而且身体有剧烈反应的人叫过来，我了解下再说，他说他们都在拆迁房附近的板房里呢，这几天大家都不肯动工，如果你要问的话，我带你去好了。
于是苟主任指路我开车，绕啊绕啊的就到了那个拆迁的地方。这个地方风景算得上是不错了，远远的能够看到一个大大的湖，路上苟主任跟我说，他们这个地方，最有名的就是这个湖和一处石刻，原本作为发展旅游经济，周边的一群人也渐渐开始富裕起来，建筑商就盯上了这个机会，因为现在湖边的房子肯定能够卖个好价钱。这也是在为了这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人，让他们享受下自己家乡的财富。我听在耳里，觉得特别刺耳。我虽然不懂建筑，也不懂政治，同时我也知道一些没有存在价值的旧东西去除掉，替代上一些能够代表城市发展进度的新建筑，这其实也是无可厚非，只要你们拆迁的不是那种文化古迹，也谈不上可惜。不过我也清楚，作为地方有权利的人，低价收购百姓土地然后高价卖给地产商的行为，自然也是各地都存在的，要不然哪来那么多农转非，哪来那么多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要我说，农民虽然生活条件个人素质文化程度都不高，但是他们却是真正的养活我们大家的人，没有农民，我们只能吃粪。所以城市在扩大的同时，耕地也就渐渐在减少，产量自然也就相应的减少，这样一来，物价的上涨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还常常利用媒体公信力来说城市收入如何如何高，别扯蛋了，若真是如此，那我们大部分人还真的是扯了城市的后腿，有些还真扯到了蛋。
到了工地，苟主任立刻安排我见了几个当初进屋的工人，他们言之凿凿的说，起初一进屋子，就会感觉天旋地转，跟缺氧一样，然后耳鸣，觉得耳朵里有那种不间断的嗡嗡声，断断续续的，音调也有变换，感觉好像是有人在跟他们说话。身体好点的踉踉跄跄也就跑出来了，不好的就直接晕倒，然后被人抬出来。我问他，这情况是整间屋子都是这样还是只有郭老头的房间才这样，他们说应该是整间屋子，但是靠近郭老头房间的时候，那种感觉就非常明显了。我问他怎么个明显法，他说，就是觉得肩膀和脖子之间的那个地方会发麻，像是一只粗糙的手在按一样。
我听完以后，觉得如果这群工人没有撒谎的话，那应该是遇到鬼事了。那个房子之前只住了郭老头一个人，而且前不久才去世了，想来就一定是他。不过我无法确定这个事情描述的真伪，但是又想不出他们要骗我的必要性，于是我对苟主任说我问完了，苟主任通知工人们回去自己寝室等通知，我则在工人离场后，要求他带我去房子看一看。他说好，但是他不会进去，离这里不远，来都来了，看看也无妨。于是我俩歇了歇，就步行去了郭老头的房子。
周围都被夷为平地，只剩下郭老头的房子还剩下一半立在那里。垮掉一大半的墙上，还有用红色喷枪画了个圈，然后中间有半截“拆”字。一滩一滩的，像是在吐血一样。我没敢贸然进屋去，因为我也可能会跟那些工人一样晕倒。于是我招呼苟主任原地等着我，我则拿着罗盘围绕着这孤零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