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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襟上溅落成无数水星。
后来有人说，杨宏全仰倒的姿态近乎是完美的，身板笔直，铿锵有声，像是在演舞台剧。
许多人特意提到，杨宏全倒地的位置恰好在袁一平的头上方，从而为那个不成功的“大”字重重地添了一笔，构成一个难看的、然而却令人心惊肉跳的“天”字。
天。一个没有精确概念的概念。它总让人联想到命运。
此时，杨宏全的老母亲正在广场上转悠着找儿子。
儿子早上是赌着气从家里出来的，他想把家里的洗脸盆带走，母亲没有同意。家里就这一个盆，全家人洗脸洗脚都用它，你带走了，你爸用什么？
儿子刚一走，母亲就掉了泪。她从邻居那里借了两块钱，买了一个新洗脸盆，送到火车站来了。
当所有的人都被这起瞬问发生的血案惊呆了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姑娘在此时此刻却表现得从容而又镇定。她就是那个戴着一条大花围巾的姑娘。
她从水洼里拎起那只橙色的皮箱，用棉手套揩去皮箱上的泥渍，解下那条花围巾包裹在皮箱的外面，使它不再那么醒目扎眼。然后，她悄悄地又把它放回了行李堆里。
几分钟以后，这件标记着陈成名字的、沉甸甸的皮箱就被装上了行李车，发运到山西去了。
姑娘目送着皮箱被拉走了，缓缓地舒了一口气。她对于袁一平和杨宏全之间的流血惨剧，似乎完全不在意。
后来有人坚持认为这个姑娘就是王星敏，陈成名义上的女朋友。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许多材料都可以证实王星敏当时肯定没有在现场。如果在场的话，她应该是可以制止惨剧发生的第三个人。
那么，这个姑娘到底是谁呢？
搬运工人注意到，姑娘的左手有残疾，手背上那道深紫色的疤痕使她的手不能完全合拢。
这时，广场四周的高音喇叭中传出一个甜美的女声，通知赴雁北的知识青年们开始进站登车了。随后。她开始一遍又一遍地诵读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一声又一声地代表首都人民向他们表示“最最崇高的敬意”。她的音调高亢而造作，亢奋中掩饰不住局外人的幸灾乐祸。
有一点是清楚的，袁一平和杨宏全都不可能再登上这次专列奔赴他们寄予希望和野心的农村广阔天地了。
他们中的一个已经死了，另一个也仅仅多活了几天。他们以死的方式留在了故乡，留在了城市中。
5
悲剧并没有完全结束。这批知识青年到达县里以后，又接连发生了几起流血事件。
因为正好赶上新年，加之县里的具体分配方案还没有制订出来，知青们被留在县城招待所住了五天。
元旦那天的晚饭吃饺子，大部分女生都到食堂去帮厨，男生们就一拨又一拨地往食堂跑，寻找自己“对眼”的姑娘。后来就在食堂的操作间里发生了冲突。
起因也极简单。一位女生从一个男生手中接过一摞饺子皮的同时，也接过了一封信。问题在于这封信写得太拙劣了，内中竟有诸如“白天并肩耕耘，晚上亲密播种，共同孕育革命的种子”之类的粗言秽语。也很难怪他，男生们到了这时几乎人人都急了眼地忙着找“终生伴侣”。
女生读了信以后，认真地看了那个男生一眼，嫣然一笑，随手就把信交给了身边的一个胖胖的姑娘，轻松地说：“喏，看信，给你的。”
胖姑娘很认真地看信，看完了又琢磨了好一会儿才突然哭了。她捂着脸跑出食堂，接着是一大群怒冲冲的男生涌进食堂，把写信者打得头破血流；随后，写信者的哥儿们也闻讯赶来，双方用菜刀、面杖大打出手。
多年以后，还有许多当年的知青提起这桩求偶事件，他们称之为“播种工程”。这项工程整整延续了十年，伴随其中的是难以言说的屈辱、痛苦、流血甚至付出生命。
也有幸福，但这种幸福多半是另一类型的痛苦。
笔者后来找到了这起事件的两个当事者。当年的胖姑娘仍很胖，可是已经老多了，以至于我几次脱口而出地称她为“大娘”。有意思的是，她返城以后一直在一家集体性质的食堂工作。提起那封信，她笑了，笑过之后却有几分感伤。她说：“那时候真傻，兴许那是一桩好姻缘呢。”她现在的婚姻不太顺利，丈夫开了一个餐馆，外面有三四个“野娘们儿”。
那位情书中转者现在是一个中学的校长，精明干练中绝不缺乏女人的温存和风韵。不知是褒是贬，学校的老师们都说她是“人精”。
人精的婚姻也不顺利。下乡的第三年就嫁给了一个农民。现在没有丈夫，据说有好几个男人与她有交往，说不清是什么关系。不过，这几个男人个个都官位显赫。
在县城的第五天，即分配到各公社和大队去的前一夜，知青中又发生了一起命案。死者是个学生干部。知青们到达县里那天，在欢迎会上代表六所中学的知青向——县领导表决心的就是这个戴着一副白框眼镜的文质彬彬的男青年。
那天晚上县礼堂为知青们放了一场电影，同学们看完电影回到招待所时，他已吊死在房间的横梁上。
他留下了遗书，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党的满腔赤诚和无以报国的痛苦。只有死才能剖白自己，他说。
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一起成功的谋杀，他没有情敌，是政敌对他下了毒手。但县里却认定他是自杀，而且是“畏罪”。欢迎会之后，县领导在一夜之间就接到了十几封揭发信，揭发他在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时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和敬爱的江青同志的种种罪行。揭发信中还建议县领导，此人家庭出身是大地主，应该让全县贫下中农都知道这一点，以便加强对他的监督改造。
县领导找他核实过这些揭发信的内容，为的是对他本人和革命事业负责。
6
那一代知识青年凡是活到了现在的，似乎人人都是思想深邃的哲学家。在谈到北京站那起凶杀案时，他们注重和强调的是“流血惨剧的理论意义”。
一位在华北某中等工业城市当了五年副市长并于最近当选为市长的原北京插队知识青年曾亲眼目睹了血案发生的全过程。据他说，袁一平被刺中时，紫红色的鲜血一下子出来，许多在场的人身上都沾满了血渍。
身上有血渍，不知是语义双关呢，还是实有所指。于是，我问他：“您身上也沾了血吗？”
“是的，许多人身上都有血。”他的声音很低但是语气坚决、肯定，没有一丝犹豫。
那天晚上，我和市长在他独居的宽大寓所里对酌通宵。作陪的秘书小姐毫不掩饰地向市长撒娇作媚以及市长暗地里做出的亲昵动作，使我颇有几分不自在。但是市长在那天晚上讲了许多话却使我感到有极大的震撼力。他说：在以后漫长的十年中，还有难以数计的知识青年死亡了。他们有的死于贫病交加，有的死于自然灾难，也有的死于政治运动或某种社会黑暗势力。人们耻言或讳言的，然而却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他们之中更多的人是死于同根相煎、同类相残的血腥内争、残酷倾轧和生存角逐之中。告密、争宠、陷构、迫害以及各种形式的虐杀、叛卖甚而落井下石，这些构成了知青生活史上的一部分极为重要的、永远也不能抹掉的内容。没有一个人可以否认，自己曾经是凶手，或者是帮凶。
市长说，西方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认定文化大革命中的老三届中学生是中国历史上最出色的一代人。这一代人所受到的社会教育是得天独厚的，因而他们在今天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将是共和国的社会中坚和栋梁。如果这是符合实际的客观评价的话，那么这一代人也只是在这种残酷的、无耻的、近乎炼狱般的历程中才熔冶锻造了自己。当然，这个过程也在最大限度上帮助他们淘汰和清洗了自己种群中的赢弱者。
淘汰？
更时髦的词汇是“优化”，市长说。这个优化了的群体是强悍的，因为每一个人都在学会了进击的同时也学会了谄媚和妥协。过来人中不再有天真或纯洁，不再有轻信或无保留，也不再相信虚无的人权、公正和民主。这些都曾经是我们的理想啊，可为了它们，多少青年人流了血。
说完这句话，市长猛的灌下一大口白酒，用手死死地捂住自己的脸，无声地抽咽起来。
他肯定有一段令人不忍回顾的往事。
夜半，当秘书小姐终于不胜酒力而轻车熟路地钻进卧室去以后，我问市长：“凶杀案究竟是因为什么发生的？陈成和这个案子有关吗？”
市长用久经历练、极具城府的目光淡淡地回望着我，轻轻的摇摇头，微微地叹息，然而，无语。
再追问，他仅回答三个字：无意义。
他应该是知情者。他也是青年湖中学高二‘七班的学生，并且与陈成一直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前不久，这个市与一家在香港注册的公司做成了一笔大生意，因为市里的部分违约责任以及合同条款中的隐性疏漏，使市里仅拿回了预定收益的不足二成。全市对此沸沸扬扬，议论纷纷。据一封群众举报信反映，市里一批中层于部得到了数额相当可观的“酬谢金”。
这家公司的幕后老板就是陈成。
市长本人未参与其事，后来也是市长亲自出面力争，才迫使陈老板以捐赠形式又返回了一部分利润。
事后，市长亲自主持了对那一批干部的查处。有的背了处分又丢官免职，有的则据情予以解脱。后一部分人在政治上继续受到信任和重用，丢官者却一个个又成了新组建的集团公司“老总”。一笔不成功的生意，却使市长建立起了忠于他本人的两支干部队伍。
谁是最大的赢家呢？
这是只有他们那一代人才能设计出来的杰作。
因此，我知道，许多问题的答案就在他以及他们那一代人的心里，他们也只能把它永久地保留在心里。失去道德约束的历史使命感允许他们做出任何事情，却绝对禁止他们把最黑暗的东西向外人宣示。这是那一代人独有的经历和痛苦、财富和耻辱，他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品味它。
清晨，我走出市长的寓所，漫步在小城冷寂的街头。
清凉湿润的风从大海的方向吹拂过来，我觉得自己的头脑十分冷静。我又想到了袁一平和杨宏全。
从任何意义上说，袁一平应该成为载人史册的第一个知青死难者。他生前曾是校革委会委员、保卫组负责人。毕业分配时，他报名参军，因父亲的历史问题未能通过政审，于是就写了血书坚决要求到最贫苦的农村去干一辈子革命。他是那种学生领袖式的人物，心理阴暗、骄横跋扈，但却积极靠拢组织；一贯能出人头地，却未能躲过这场灾祸。他死得绝不辉煌，甚至有几分龌龊、滑稽，但是他毕竟走出了家门，虽然仅仅是半步。他理应成为那个在今天倍受尊敬的群体的一员。
还有杨宏全，他也没有能活到今天。根据许多人的说法，这是一个小市民习气很重的市井子弟，家境贫寒但不思进取，行为苟且但并无劣迹。这个对社会本无伤害的人却一再受到社会的伤害，他的委屈和痛苦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或许死于年轻和庸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