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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和他之间存在着更严重的差异。我不清楚他是否知道我是性骚扰委员会的一员，但在我看来，这一点就使我不可能跟他交朋友。
此时此刻他高高兴兴走向我，特别令我惊慌失措。先前我参加的会议刚讨论到他，现在如果被人看见我与他称兄道弟，一定会损及我的立场，尤其是有这么一批学生紧随在他身旁。我也很怕现在跟他友善交好，几星期后却在会议上评判他，会因此显得像个叛徒。
“进城吗，劳伦斯？”他问，自动从一个女孩（大二学生，也在我教的其中一班）刚从刺绣背包掏出的一包烟里拿了一根。
“是的。”
“我们也是。”
我微笑，不发一语。
有我在场，那些学生的态度似乎收敛了些。我当然感到好奇，不知他们跟教师一起去纽约做什么——这种举动就算并非不合规定，也是相当不寻常。但我担心如果我问了，之后可能会显得好像是在收集罪证。
“你住在城里哪一带？”布鲁诺问我。
我告诉他东村，他的黄绿色眼睛亮了起来。
“我们也是要去那里。”
“哦。”我注意到他长大衣下摆的背后开衩，样式是一种奇怪的巴洛克风格，一块突起的长方形底下伸出两条黑色厚羊毛料的长燕尾。 “我们要去看一出戏，《老单身汉布伦菲德》，改编自我们正在读的卡夫卡短篇小说。你知道这篇小说吗？”
“不知道。”
“哦，哇塞！”一个学生说，那是个矮小圆润的女孩，戴着秘鲁式羊毛帽。“你一定要读！”
另一个学生，一个脸如手斧、眼睛狭窄、目光游移的男孩，开始把故事情节说给我听：“小说讲的是一个寂寞的老头子，一天晚上回到自己的公寓，发现有两颗球到处乱跳不停。真的很好笑……”
火车来了，我不得不跟布鲁诺和那些学生坐在一起。戴秘鲁毛帽的女生取出V8摄像机，朝满是刮痕的车窗外照。铁路旁有条掺杂冰块碎石的油腻腻小溪，溪里满是半泡在水里的废车和废弃家电。
“哈罗明日……”另一个金发流浪儿似的女生唱道。
“拜托，老兄，这很美，好不好！”眼神游移的男生说。
他们把摄像机转向布鲁诺，他朝镜头抛了个飞吻，然后镜头转向我，我露出礼貌的微笑。
“卡萝好吗？”布鲁诺问。我忘了他早就认识我妻子——他们是好几年前在盖提研究所认识的。
“她很好。”我才不会告诉他我们分居了。
“你也来看戏嘛，带她一起来啊。”
我谢了他，但说我们不能去。 他转过头朝V8咧嘴一笑：“米勒教授很冷落我们哦。”
学生们大笑。
回到B大道和C大道之间我住的那个街区时，夜色已经降临。几年前，卡萝和我搬到这里时，这条街还充斥快克（Crack）——人行道上满是小玻璃瓶，好像变形的铺路石；戴着铁钉项圈的毒贩站在建筑物门口，身旁是拴着皮环铁链的狗，跟他们一模一样，满脸凶恶；一间挂羊头卖狗肉的小杂货铺，橱窗里永远不换的肥皂粉已经积了灰尘，总有不成人形的人蹒跚进出……这一切现在都不见了，被市长扫荡一空。这市长在我看来，似乎是以《自作自受》里清除维也纳红灯区的安奇罗为榜样。以前在英格兰时，我为了准备“O级考试”＇ZW（＇译注：英国中等教育制度的学历考试，通常分为两级：O级（Ordinary level）与A级（Advanced level），前者为16岁（约等于初中）学生程度，后者为18岁（约等于高中）学生程度。的英文科考试读过这部剧作，从此它就牢牢印在我脑中，再也没有其他书可堪比拟。别笑那耗子贪吃，不知道吞下的是毒饵；人也是这样，为了满足那七情六欲，会饮鸩止渴，把自己的命也赔上了译注：语出莎剧《自作自受》（Measure for Measure），第一幕第二场。本书中的译文皆引自方平所译《新莎士比亚全集》27（台北：木马，2003），该剧人物名亦从方译。：克劳第让一个女孩怀了孕，就得等着被砍头。小杂货铺如今成了网咖，街角那处常有毒虫注射毒品的空地变成小麦草果汁摊，对面的快克交易店也变成健身中心。 我爬上六层楼到我那间公寓，想着这种完全孤身一人的生活实在愈来愈难过。我在纽约结识的少数朋友全因为占据美国人生活重心的工作而四散各地，不然就是因为有了小孩而搬到市郊。对于不能接受布鲁诺的邀请，我心里有一点遗憾。当然我是绝不可能跟他一起去的，但想到他们快快乐乐坐在一起看戏，我还是忍不住感到些许惆怅。
既然没别的事好做，我决定读一读被改编为剧作的那篇小说。我小心避免去看窗台上的电话答录机（只要不确知卡萝没打电话来，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告诉自己她可能打过），走向书架，取出卡夫卡短篇小说集，找到那篇小说。
故事情节非常奇怪，讲的是两颗蓝色纹路、来路不明的球，在布伦菲德的公寓里到处跟着他，但几乎比情节更奇怪的是（也跟我对布鲁诺所言相反的是），我显然读过这篇小说。而且不只读过，还教过！字里行间到处是我自己在词句下画线、手写注记的痕迹。尽管如此，这篇小说读来一点也不眼熟。半个字也不熟悉！“秘密过着不受注意的单身汉生活，毕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事，因为现在有人，不管是谁，穿透了这个秘密，送来这两颗奇怪的球……”我怎么可能忘记这么特殊古怪的情节？我脑袋里的内容一定整个清除过，现在读来没有一个字是熟悉的。为了摆脱那两颗球，布伦菲德使出一招——倒退爬进衣柜，它们因之也得跳进去。“就在柜门即将关上的那一刻，布伦菲德猛然跳出来，他已经好多年没这么用力跳过了；他砰然关上门，转动钥匙，两颗球便锁在柜里。”布伦菲德松了口气，擦擦额头上的汗，离开公寓。“现在他跟那两颗球分开了，他几乎完全不担心它们……”
我还没读完这篇小说，视野角落突然出现一个跳动的银色小点。
尽管我十二三岁之后便不曾再有过这种经验，但我立刻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放下书，紧张起来。
一如我所畏惧的，那个小点愈来愈大，在我眼前来回闪烁跳动，像一群被激怒的昆虫。我站在客厅中央，无助地看着窗外，任眼前的幻象逐渐挡住中庭里的臭椿树和对面公寓窗内的灯光。片刻后，能看见的只剩天花板和四周墙壁的零星片段，再过一两分钟，我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站在那里，试图保持冷静，听着突然变得明显清晰的夜间声响——猴叫般的警车警笛声，中庭对面那家比萨店厨房屋顶上通风口的嗡嗡声。楼上的邻居库尔文先生打开一台电视，踩着沉重的脚步走到公寓另一端打开另一台电视。隔壁有人冲马桶。然后，一如来时那般快速，挡在我眼前的东西消失了；接着，分秒不差，就在幻象的最后一丝痕迹消失的同时，我的头开始阵阵剧烈作痛，痛得我忍不住叫出声来。 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常有这种偏头痛：同样是银色光点逐渐扩散，让我什么也看不见，然后消失，留下严重激烈的头痛，一连五六个小时不会稍减，不管吃什么药都不见效。最后母亲带我去看一个顺势疗法的医生，一个芬兰老头，在气味奇特的房里，四周摆着一个个盘子，盘内放着长石和一种黏黏的物质，他告诉我那是捣碎的红蚂蚁。他给了我五粒小小药丸，吩咐我每天晚上吃一粒，连吃五天。从此我的偏头痛再也不曾发作——直到现在。
我走进卧室，在黑暗中躺在床上。疼痛集中在前额中央，仿佛那里有什么东西想破骨而出——一会儿用榔头，一会儿用鹤嘴锄，一会儿用电钻。楼上库尔文先生的两台电视轰然作响，声音穿过薄薄的层石墙壁传来。自从他妻子几个月前死去，他就一直这样。有一次我半夜上楼向他抱怨，他打开门，不但毫无愧色还横眉竖目。他那张满是白色胡楂的满月脸有点奇怪——过了一会儿我才醒悟，他有一只眼睛是玻璃做的假眼，比另一只更亮更蓝。他身后的黑暗中有好几只小狗尖声吠叫，两台电视将耀眼色彩投射在对面墙壁上。“我老婆才癌症死掉没多久，你就叫我把电视关小声一点？”他只说了这么一句。在楼上的噪音和前额的阵阵剧痛夹击下，我感觉房间的墙壁仿佛往内收缩，慢慢把我压扁。那个芬兰人的小药丸有什么成分？我纳闷。我用病人的混乱逻辑，试着思考什么物质可能跟这种形式的疼痛有顺势疗法的关系，最后判定是咖啡因：喝太多咖啡，偶尔会让我头痛。我起身，抓起外套出门。屋外密密下着软而湿的雨雪，像冰冷的芒刺挥之不去。我本想走到两条街外的那家波兰咖啡馆，但在这情况下只好直接走进那家网咖——这是我第一次来这里，点了一杯三倍浓缩咖啡。 这地方到处是看起来颇为富裕的小鬼，身穿利落整洁的黑毛衣和便裤。在我自己这一代之后出现的可以清楚定义的两三代人之中，就属这一代最令我焦虑。在他们面前，我第一次感觉到随年龄增长而来的某种隐晦的羞辱。他们瞳孔缩小的平滑脸孔被显示屏映成蓝灰色，有棱有角的苗条肢体在键盘、鼠标、饮料、PDA之间优雅移动，手指点击不停，仿佛他们已经跟这些附加物一同演化了千百年。我喝着咖啡，看他们鱼贯钻出门去，仿佛一批有钱有势的蚂蚁，这时某样东西吸引了我的视线。角落有个公布栏，上面钉着各式传单，其中一张是舞台剧的宣传海报，上面写着：《老单身汉布伦菲德》，法兰兹·卡夫卡原著。 海报上模糊的图案是一个躲在衣橱里的男人，底下一排小字写道：伯戈米·楚米齐克改编。
楚米齐克！再度看见这名字，我感觉心里一阵微微动荡或起伏，仿佛远远某处换了档。先前在火车站那种稍纵即逝的不安又回来了，而且这一次，可以说相当惊讶地，我看出了原先就应该很明显的一点：铜钵里那枚硬币的消失只可能代表一个意思，就是我近来意识到楚米齐克这人的存在，也促使他相对意识到我的存在。此外，我不禁觉得他取走硬币（假设我猜想得没错，这事确实是他做的）这个行为有种侵略性，或至少是侵略性的守势，仿佛他要不就是想威胁我，要不就是视我为威胁。无论如何，他的名字如此意外地重现眼前，在此刻头痛欲裂的我看来，仿佛是召唤我也必须采取行动。 我起身付账。咖啡在我脑袋里飞掠、迸冒火花，在我脑中阵阵震动的干雷之外又增添了闪电效果。出了店，我往北、往东走，离开那些变得高档的街区，来到我所熟识的昔日的字母这里为版面，如版面更改，请注意！！！译注：曼哈顿东村一带有此别名，因为有A、B、C、D四条直接以字母命名的大道。有焦黑的分租公寓和宣泄郁积情感的涂鸦。然而即使在这里，也能感觉到市政府大力开展的新秩序。C大道与横向街道交叉的街角，以前都站着应召女郎：有些有毒瘾，短得不能再短的裙子底下露出骨瘦如柴的大腿；有些住在东河廉租房，有快克瘾、有小孩，踩着高跟鞋走来走去，眼睛闪闪发亮。现在她们都不见了，就像安奇罗宣言要扫荡罪恶之后，维也纳的鸨母也都消失无踪。如今这里唯一闪闪发亮的东西是重新安装的公用电话，一身“贝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