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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我很欣赏，可惜一口就醉。在酒朋友旁边醺得面红耳赤倒是常有的事。
但是，我能体会得到“酒”是很妙的东西。
独酌的时候有点像填词、作诗或写散文，啜那么一小口，一粒虾米干丢进喷香的嘴里，仰天眯眼，摇头摆尾，会心之处，难与君说。
如果我有毛主席那么大的权力，我就会说：“酒性就是人性。”
因为酒里头没有遮拦，一旦喝将起来就是娘老子都不认的。喝醉了的小打小闹，绝搞不出人民战争。所以“酒”具备一种和平的素质。醉鬼毫无组织能力，更谈不到战略思想，战争史上从无上千上万炮火连天的“酒鬼战役”。
酒人天生谦虚。给他倒酒你毋须勉强。他说：“少点，少点……”你就顺从地给他倒个浅浅的小半杯。下一杯你倒得再满，他也会对你微笑。……
凤凰县有两父子在家对饮。半酣时父亲对儿子说：“你晓不晓得，我是你爹？”儿子举杯说：“晓得，晓得！喝，喝！”席中时父亲又问：“你晓不晓得，我是你爹？”儿子举杯回答说：“喝！喝！晓得，晓得！”不久，大家都喝得差不多的时候，父亲又问了同样的话，儿子却大叫起来：“你他妈！我才是你的爹！喝！喝！”……
最大的好处是醉了会醒！！！
五十八年前，在国统区，日本人把我们追到没有路跑。我流落在江西寻邬县解散了的《天声报》朋友徐立那里。为的是寻找当时的女朋友（即后来的贱内）是否真的还在离城七十五里的乡下“公平墟”？消息确实，我就背上包袱，（包袱里有一点送给她姐姐儿女的饼干、糖果和一些换洗衣服）上路了。
一下在山顶，一下在山凹，走了一小半路程，累得也相当可以的时候，远远山下有个小茶棚子，走近了，却是卖酒。
甚么酒呢？米酒。近乎古时“醍醐”的饮料，浅红，倒是比较浓稠。
看起来不像酒，喝起来也不像酒，炎热天有这么清甜而冰凉的米汤下肚，三十多里的辛苦完全抛在脑后。付了酒钱，谢过店主，继续赶路。
以后的十来里路是怎么走法的已如南柯一梦。“今宵酒醒何处”？除遮羞的底裤之外，只剩下毫无诗意的林梢高处一轮明月和远远传来狗日的瀑布之声。
庆幸剥我衣冠，掠我细软的狗强盗，没有把我剁成人肉包子馅。只可惜那双刚买的汽车轮胎做的可穿万年的凉草鞋……我猜那帮强人在开剥我时一定边说边笑（我若在场也会放声大笑）。
大清早赶回到《天声报》，徐立正喝着粥，见到我，粥在下巴上挂了半尺长……
喝酒朋友我有的是：几十年前北京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传达室六十多岁老赵，就是个与酒形影不离的入。它上唇有撮浓浓的胡子很像个清朝的县官。
有人到美术家协会办事必到传达室老赵那儿填登记表，他把登记簿给来人时，会醉眼陶然地说：
“干杯！”
大家跟他开玩笑说，他死了，用个大玻璃瓶把他泡起来，像医学院的胎儿标本一样。他开心地说：“行！行！那得挑好酒啊！”
“啤酒！”有人说。
“喝！那哪行，啤酒不是酒，泡久了我会走形，不可！”
“那来一吨茅台如何？”
“嗯，好是好！倒是要考虑加强保卫工作了，说是说一吨两千斤，到时候参观的人来多了，冷不防一人一勺，用不了多大功夫，剩我一个人干蹲在空瓶子里你想多寒碜！”
喝酒在政治上误事，或差点在政治上误事的故事从古到今比比皆是，我就亲眼见到过，不过“误”得不大。
好友吴甲丰是美术理论家，开国以后第一个有胆介绍法国印象派的正派学人。论本钱身体似“掌中轻”，到不了一百斤，政治面目“群众”。原没什么好耍的却偏偏像“四进士”里头那位宋世杰，爱为人打点小小抱不平。
我那个“猫头鹰冤案”，就他一个人在小会上为我叫屈辩理。会虽小，胆子的确好大！那年月，谁有胆惹那个婆娘？
吴兄爱喝那么三两杯。到了军垦农场，三年间我们都找机会碰碰头。他的军用水壶里盛的是酒，我的军用水壶里盛的是铁观音茶。他的水壶空了，我便陪他步经坝上到十里外叫“黄碧村”的小乡村合作社里去打满，然后再散步回来。这一路上各喝各的物事，浩叹各种东西……
我有一首“打油”送他，写的当时我们两个人的行为。
两斤红黍酒，
十里黄碧村，
塞草弄石头，
秋风刮老兵。
秋天了，原上野草黄成一片，我们让军队管着，有时也蒙惜称我们一声“农场战士”。
一天下午，连上通知开会听报告，并交待“别忘了带酒瓶！”
甲丰兄对欢欣的到来总是比较沉着：“喝！甚么会？还要喝上一杯？嗯？国庆、中秋照理还没到嘛？……”他素来动作缓慢，提了个酒瓶一步一步还没走到晒谷场，远远发现在座的人没一个带酒瓶。
他醒过来了，要带的是批判苏修的“九评”学习文件。他轻轻把酒瓶放在一棵树旁边……
“文革”后我去国近十年收到他一封足足五页的钢笔书信，字体已显龙钟，浓稠的情感落在最后引用的两句古诗里：
“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
我回到北京，他离开人世已两年。他在暮年能到荷兰参加梵高百年纪念展会，信中满是兴奋快乐。一位一生研究美术的人第一次出国。我不晓得是跟他一起开心好，还是一个人难过好？
蓝玉菘，前中央音乐学院中国弦乐系主任、书法家、金石家、兽医。改革开放以前火车上车厢里挂着的那块玻璃框的铁路章程也是他草拟的。古典戏剧学者、文物收藏家、右派。小我一岁。
每年京剧界的琴手都要找机会向他请教琴弦功夫，弄得玉菘的夫人也怀疑起来：
“在家里从未听他拉过京胡，他讲的那些道理真那么顶用吗？”
“有，有！太有用了。听了蓝公一席话，我们的琴技就拔高一级！”
我用的那个大圆形朱文名章，就是他刻的。他也常把得意的草书（大多用毛边纸）带来送我。书法非常精到，笔法飞舞间夹带着万重悲凉……
那是“文革”晚期全民有幸能在夹缝中喘口气的时候。他的光临总在夜晚八九点钟以后，且大多是刮风、下雨、下雪天气。所以碰到雪夜，我妻子就会看看窗外飞雪打趣地说：“蓝玉菘该来了！”
进得门，轻轻放下手中的小布提包，从里头取出个小小青花提梁壶放在圆桌上： “这次是‘宣德’。” 再取出个小豆彩酒杯： “成化！” 于是自斟自饮起来。 我的是茶，跟他对聊。 家人和孩子早就在里屋睡了，就我们两人，“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我们不谈讨厌的东西，包括造反派活动，中央领导关系，本单位新闻……不是不好奇，只是不想清静中徒增撩绕。
有时候也冷场一两分钟或五六分钟。于是忽然：
“张宗子也做作，重叠的句子为了做文章，不是感觉……”
“我不下棋，说是静穆养气，其实是一个‘争’字……”
“……你知道赵叔问吧！两句诗罢了官：‘太平宰相堂中坐，天竺观音却下山。”
我们也学习主席诗词：
“……搅得周天寒彻，人或为鱼鳖，你看这两句 ……精彩吧？”
“……有人请刻图章，凡想刻某人诗词的，石头一律没收……”
温温的，淡淡地有一句没一句的……十一点、十二点左右，喝干了一壶酒，取出块小毛巾拭干净酒杯，包好，放好：“好！我走了！”
十多年后我回北京，多方打听他。
平了反，恢复了公职，补还了工资。
我有了较好的住处，正适于痛饮的时候，没来得及等我呼朋唤友的当口，他却悄悄地走了……
上个月，我带了位家乡烧菜大师到北京家里来，他烧得一手家乡菜，尤其麻辣活精彩。年纪四十多一点，不爱说话，也欣赏北京生活，看样子优哉游哉，很有点风神。
前几天，有七八位外头来的朋友谈事，且说定在舍下晚餐。于是我就吹起这位大师父如何了得，并介绍事先准备好的菜式。
下午三点客人到齐，喝茶，到了五点，也算是客人的一位当官的女同乡附在我耳边说了一句让我蹦起来的话：
“你那位厨师喝得大醉，起不来了！”
“一点醒的希望都没有？”我问。她摇摇头。真像上医院探访快要断气的长辈，向护士打听消息“那，那后事怎么办？”
“别急！别急！晚上这顿饭包在我身上！”她捋手进了厨房，解了我的危。
第二天早晨可能他接着又喝了一顿，请他来说话，带进满屋“酒鬼”之香，摇摇晃晃眼看不是说话的时候，明显宿酲未醒又添新醉。……
这气势对我的藏酒明显带来危机。“伏寇在侧”，不利我待客的泉源，于是好言相劝，送回凤凰。
世上酒、色、赌难劝难改，唯独一个“酒”字不可侮。偷酒偷书最好都不用“偷”字，谁都不忍心眼看这善良行为的沦落。
那位厨师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可以交这样的朋友，但难以共事。
兰亭曲水流觞那种雅行，难以想象，我倒是真的听说过类似的热闹场景。
三年困难时期，青岛市一家靠海的大酒厂的酒窖一口几十吨酒桶爆漏，形成决澜形势。一股洪流好酒自大门奔腾而出流向大街小巷，流向低洼适于荡漾的所在，于是周近的酒徒们挈妇将雏，提桶捧盆勺之舀之，来回呼叫，真是做到我们常用的那句“形势喜人”的场面。另一批有学人士则带了开花蚕豆，炒或炸或煮的花生米，顺着大街涓涓流淌的小酒河，罗列成兰亭式的前后上下优雅局面，盘坐举杯，互祝平安幸福……
真是活脱一场魏、晋风度。有那么巧，没那么好。流淌的全是珍贵财物，享受的大多下里巴人，却没一个违犯国法。看的人比喝的人多，里头听说还有大笑的公安警察，想想，谁不怜惜心痛这一帮可爱的酒徒呢？
我祖父黄镜铭，帮熊希龄做了几十年事，一直住在北京，香山慈幼院，就是他一手经办起来的，只是我查过有关香山慈幼院的材料都不见他的名字，原来他另一个名字叫做黄晓湖，那就对了。
祖父跟熊希龄好像有亲戚关系，到我们年轻这一代，一点影子都没有。我们文星街有三家姓熊的，没熊希龄有名的熊希岩应该是熊希龄的近亲，房子很有气派，石头门槛，左右有小石狮子，讨饭的就着石狮子边上向里头号叫。院子里两棵高齐房顶的红白大茶花。熊希龄的老屋被挤在隔壁小同子里，小小一个院子。另一家是街尾靠土地堂的熊皮匠，做钉鞋和简陋马具兼补点甚么皮刀带、手枪套和破布鞋，熊皮匠有节操，没听过他攀扯阔气有名的人家。
祖父在北京熊家做事，看起来是优厚的。他爱喝酒的深度受到熊希龄的亲切关注，我的“矮子二表哥”和远房小三叔在旁边照顾他而由熊家支薪可以证明。七十六七岁被安排回湖南芷江熊希龄别业工作时，那三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