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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打上绷带，有些特别紧急的也只能作些简单的手术。这些伤员都是半小时以前炮火稍停的时候，从堑壕前面的开阔地上运下来的，数量多得吓人，其中半数以上昏迷不醒。
把他们运到办公室门廊前的时候，卫生员带着担架从屋子里出来开始卸车。一个护士用一只手从下边撩开帐篷的底边儿，向外观望。现在不是她值班，闲着没事。帐篷后面的树林里有两个人在大声争吵。苍翠高大的树木用很响的回声把争吵的余音传播开来，不过具体的话却听不清。伤员运到的时候，争吵的两个人从树林里来到路上，朝办公室走去。那个怒冲冲的年轻军官朝医疗分遣队的医生不住地叫嚷，一定要从他那里打听到原先驻扎在树林里的炮兵辎重队转移到哪里去了。医生什么也不知道，因为这和他毫无关系。医生请那位军官等一等，不要喊叫，伤员已经运到了，他有事情要做。可是军官仍旧不肯罢休，把红十字会、炮兵机关和世界上的一切都大骂一通。日瓦龙来到医生跟前，两个人寒暄过后，就沿台阶进入林务所。那个军官带点动靶人的口音继续在骂，一边解下拴在树上的马，跳上马背往树林深处跑去了。那个护士一直在看着。
突然，她的脸吓得变了样子。
“你们要干什么？是不是发疯了？”她朝两个不用人扶、自己走在担架中间往包扎所去的轻伤员喊着，一面从帐篷里跑出来，直奔路上追了过去。
担架上抬着一个伤势特别吓人、血肉模糊的不幸者。一块炸开的炮弹壳碎片把他的脸炸得不成样子，嘴唇、舌头成了一团血酱，可是人还没死，那块弹片牢牢地卡在削掉了面颊的那个部位的颌骨缝里。这个重伤员发出轻微的、断续的呻吟，完全不像是人的声音，听到的人都会觉得这是在请求尽快了结他，解除这不可想象的拖长的痛苦。
护土仿佛看出，旁边走着的两个轻伤员在这种呻吟声的影响下，正准备徒手从这人的面颊上把那块可怕的铁片拔下来。
“你们要干什么，难道能这样？这得外科医生来做，要用专门器械。但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必要。”
戈尔东在心里说：“上帝啊，上帝，请把他召去吧，可别让我怀疑你的存在！”
眨眼之间，就在上台阶的时候，这个血肉模糊的人喊叫了一声，全身一抖，就断了气。
死去的这个五官残缺木全的人是预备役的士兵吉马泽特金，在树林里吵嚷的那位军官是他的儿子加利乌林少尉，护土就是拉拉，戈尔东和日瓦戈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他们都同在一个地方，彼此就在近旁，可是互相都没有认出来，其他人更是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当中有些事永远无法确定，有些事只有等下一次机会，等另一次萍水相逢，才会知道。
这一带奇迹般地还保存下来几个村庄。在这一片毁灭的海洋之中，它们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劫后余生的小岛。傍晚，戈尔东和日瓦戈回到住的地方去。太阳已经落山了。在他们路过的一个村子里，一个年轻的哥萨克在周围人的哄笑声中，把一枚五戈比的铜币抛起来，强迫一位穿长袍的白胡子犹太老人用手去接。老人总是落空，铜币每次都擦着他那双可怜地叉开的手掉到泥地上。他一弯腰去捡铜币，哥萨克就打他的屁股，围着的人从两边扶着他，笑得哼哼哟哟地直喘气。这是最让大家开心的地方。虽然暂时还看不出有什么恶意，可是谁也不能担保这样下去不会变得更严重。这人的老伴儿从对面的小屋子里跑到路上，叫喊着向他伸出双手，可是因为害怕，又躲了起来。两个小女孩哭着从屋子里看着窗外的祖父。
赶车的士兵觉得这很好笑，就让马一步步慢慢地步，好让车上的老爷们开开心。可是日瓦戈把那个哥萨克叫到跟前来，骂了几句，让他停止这个恶作剧。“是的，老爷。”那人很顺从地回答说，“我们不懂事，只是为了开开玩笑。”
后来，一路上戈尔东和日瓦戈都沉默着没有讲话。
“这真可怕。”看到了他们住的那个村子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开了口。“你大概想象不到，在这次战争里犹太居民遭到什么样的苦难。打仗的地方正好是在指定的犹太人居住区。除了受罪、交纳种种苛捐杂税和倾家荡产以外，还得应付许多不合理的摊派，忍受侮辱和责难，说他们缺乏足够的爱国心。要是在敌人那边可以享受一切权利，在我们这边受迫害，他们的爱国心又能从哪儿产生呢？归根结底，就是对他们怀着强烈的憎恨心理。他们贫困、吝啬、软弱和不会抵抗，这本来是应该同情和体谅的，反而让人生气。真弄不明白，这里边似乎有点儿宿命的味道。”
对他的这番议论，戈尔东什么也没说。
他们又是各自躺在那扇狭长的窗子的两头。已经是夜里了，两个人还在谈话。
日瓦戈向戈尔东讲他如何在前线看到了沙皇。他说得有声有色。
那是他在前线度过的第一个春天。他被派去的那个部队的司令部设在喀尔巴吁山的一个盆地里。部队的任务是封锁从匈牙利方面通往盆地的人口。
盆地底部是个火车站。日瓦戈给戈尔东描述当地的地形，那些长满了粗壮的枫树、松树的高山顶端镶着朵朵白云，森林中隐现的灰色板岩和石墨岩峭壁像是浓密的毛皮当中磨出的秃疤。那是天还没有亮的四月里的一个清晨，潮湿而又灰蒙蒙的，就像那岩石一样；四周让高山围着，所以一切都显得是凝滞不动的，非常闷热。地上蒸发的水汽笼罩了盆地，不断形成一股股气流向上升腾，中间还夹杂着从车站来的火车头的烟气，湿淋淋的草地是灰色的，山也是灰色的，衬托着苍黑的森林和片片乌云。
这些天，沙皇正在巡视加利奇亚地区。突然有通知说，他要到由他担任名誉长官的驻守在这里的部队来。
他随时都可能抵达。站台上布置了欢迎的仪仗队。人们疲乏地等候了一两个小时。然后，接连通过了两列豪华的火车。又过了一会儿，沙皇的专车开到了。
在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爵的陪同下，陛下检阅了这支由近卫军组成的精锐部队。他那嗓音不高的每一句问候的话，仿佛是摇荡着一桶桶的水一样，激起了一阵阵雷鸣般的欢呼。
带着腼腆笑容的沙皇，给人的印象似乎要比纸币和勋章上的肖像显得苍老和没有精神。他面容倦怠，略有点浮肿。他不时像带点儿歉意似的侧过头来看一看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不知道在这种场合要求他作出什么表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毕恭毕敬地弯身凑到他的耳旁，用不着说话，只是通过眉头或肩部的动作就让他摆脱了窘迫。
在这个灰蒙蒙的湿热的山区的清晨，让人感到沙皇也很可怜，而且一想到那种怯生生的矜持和拘谨可能就是这位统治者的本来面目，决定生杀予夺的就是这种软弱性格，简直使人不寒而栗。
“他本应当讲些这类的话，比如说：‘我，我的剑和我的人民……
’就像威廉皇帝那样，总之是这方面的话。不过一定要提一提人民，这是必不可少的。可是你要知道，他天生是俄罗斯化的，可悲的是还要更加鄙俗。问题在于这种矫揉造作在俄国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本来就是装腔作势，难道不是吗？如果说是凯撒治下的那些民族，像高卢人，或斯维夫人，或伊利里亚人，我还可以理解。可是从那个时期往后，这个名称只不过是个虚构，为的就是让那些皇帝、政客和王公在演说时可以这样讲：人民，我的人民。
“这么一来，前线上的采访人员和新闻记者可就多得成灾了。写出了各式各样的‘见闻’，记录了种种的名言警句，探视了伤员并且提出了有关民意的新理论。这简直就像达利先生再世，同样是精于杜撰的、有文字痹的、追求文章辞藻的写作狂。这是一类。还有另一类，最喜欢用不连贯的词句，精雕粗刻，又带有怀疑和厌世的味道。比方说，我曾读过的，有一位就写了这么一段有深寓意的文字：‘天色阴沉，宛如昨日。一清早就开始落雨，遍地泥泞。临窗眺望大路，那是鱼贯行进着看不到头的俘虏。车上运的是伤员。大炮正在射击。今天又在射击，和昨天一样，明日仍如今朝，每日每时，周而复始……’你看，这够多深刻，多俏皮！不过他为什么要迁怒于大炮？要求大炮打出花样来，太自命不凡了！为什么对大炮感到奇怪，而不对他自己每天发射大量的用远号隔开的流水账似的词句觉得奇怪呢？为什么不停止这种像跳蚤蹦跳一样匆忙发射出来的字面上的仁慈呢？他应该明白，不是大炮而恰好是他才应该有新面貌，不要旧调重弹；靠笔记本记下大量言之无物的东西永远也不会有什么内容；如果没有自己的见地，如果缺乏那么一点奔放的天才或是某种传奇的色彩，事实也就失去了意义。”
“非常正确，”戈尔东打断了他的话，“现在我要说说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个场面。这个拿一位长者嘲笑取乐的哥萨克，完全同无数类似的情况一样，是最普通的一种卑劣下贱的举动。很清楚，对这种举动用不着讲大道理，抽他的嘴巴就行了。要是说到整个犹太人的问题，就需要哲学，而且它会出乎意料地翻个个儿。不过，我也提不出任何新的见解。你我的这些思想，都是从你舅舅那儿来的。
“人民是什么？——这是你刚才问到的。对他们是不是需要过分迁就照顾？凡不是存心打算取悦于人民，而是用自己的丰功
伟绩使万民趋之若骛并受到颂扬而留芳百世的人，这不就是他应有的本分吗？哦，这是当然的。话说回来，在基督教的时代还需要谈什么民族呢？因为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民族了，而是被说服和教化过的，所以关键在于转变，而不在于恪守；目的基础。我们不妨回想一下《新约》。它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呢？首先，《新约》并不曾规定：要这样，要那样。它只提出一些朴素的、稳重的主张。它提出：你愿不愿按照以前从未有过的新的方式生活，愿不愿得到精神上的幸福？结果，上下几千年所有的人都采纳了这个建议。
“当它谈到天国里既没有古希腊人也没有犹太人的时候，难道仅仅说的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吗？不是的，只为这个也不需要《新约》，在这以前，希腊的哲人、罗马的圣贤和价日约》的先知早就了解这个道理。不过它说的是这个意思：在深思熟虑的心灵里，在新的生活方式当中，在被称作天国的新的交往范围里，没有民族，有的只是个人。
“你刚才说过，如果不加进某种思想的话，事实也是毫无意义的。基督教和个人奉行的宗教仪式，正应该加进事实中去，从而才使它对人具有意义。
“我们已经谈到了那些对生活和世界总体上说无所贡献的庸才，那些眼光狭小的二流货色，他们感兴趣的就是总要有那么一种关于人民的话题，人民最好还是弱小的，所以就要受苦受难，因此也就听任对他们的摆布，同时在他们身上还可以满足大发善心的欲望。这种灾难的独一无二的、百分之百的牺牲者就是犹太人。民族的意识已然规定他们必须麻木不仁地永远充当百姓，世世代代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