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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散去以后，拉拉就忙了起来。她麻利地收拾好一个个行李袋，把枕头塞进去，扎紧带子，央求帕沙和女看门人千万别帮忙，免得碍她的事。
一切都及时准备停当了。安季波夫夫妇一点也没有耽误。仿佛同送行的人手中摇动帽子的动作相配合，火车徐徐开动了。当人们不再挥手并从远处第三次向他们喊叫的时候（可能喊的是“乌拉！”），火车加快了速度。
一连三天都是坏天气。这是战争开始后的第二个秋天。第一年取得战绩过后，情况开始不利。集结在喀尔巴吁山一线的布鲁西洛夫的第八军，本来准备翻过山口突入匈牙利，结果却是随全线后退而后撤。我军让出了战事开头几个月占领的加里奇亚。
他过去叫尤拉，如今大家越来越多地用本名和父名称呼他为日瓦戈医生，此时正站在妇产医院产科病房门外的走廊里。刚由他送来的他的妻子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就住在这间病室里。他同她告别后，正在等着助产士，想告诉她必要的时候怎么通知他，以及他如何从她那儿了解东尼妞的健康情况。
他很忙，急等着回自己的医院去，在这以前还要到两个病人家里出诊，可现在却在这里白白浪费宝贵的时间，眼看着窗外被一阵阵秋风搅乱的左右歪斜的雨丝，仿佛是风雨中田野里东倒西歪的麦穗。
天还不很黑。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眼前看到的是医院的后院、洁维奇田庄几所住宅的有玻璃棚顶的凉台和一条通向医院楼房后门口的电车线。
尽管风很大，仿佛被落到地上的从容流淌的雨水激怒了似的，这愁人的秋雨却只管不紧不慢地下着。阵风不时地撕扯着凉台上爬满了的野葡萄藤上的嫩枝，似乎要把它连根拔起，在空中抖一抖，再像奶一件恶心的破衣服那样扔到地上。
从凉台旁边朝医院驶来一辆挂着两节拖车的铁路压道车。一些人开始从车上往医院里抬伤员。
莫斯科的所有医院都已人满为患，特别是卢兹克战役之后，伤员都安置在楼梯拐角的平台和走廊上。城里各家医院已经超员的情况也开始影响到妇产科病房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转过身来背向着窗户，疲倦地打了一个呵欠。他已经不能集中思考，但突然间想起一件事。在他工作的那所红十字医院的外科，几天前死了一个女病人。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断定她得的是肝胞虫病。可大家都不同意他的看法。今天就要进行尸体解剖，查明病因。不过，医院解剖室主任是个狂饮无度的酒徒。天晓得他会怎么办。
夜幕很快降临了。窗外已经分不清任何东西。接着好像魔杖一挥，家家窗内亮起了灯光。
产科主任医生、妇产科专家从隔开走廊和东尼姬病房的小风门里走了出来。他每逢回答别人问题的时候，总是眼望天花板，耸着肩膀。这些动作再加上说话时的表情，仿佛在说，我的老兄，不管知识多么渊博，总有些连科学也解不开的谜。
他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身边走过的时候，微笑着点点头，用掌心很厚的胀鼓鼓的两只手摆动几下，意思是说，一切都得听其自然，耐心等待，然后就到候诊室吸烟去了。
这时，这位沉默寡言的妇科专家的一个女助手从里面出来找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她跟这位专家完全相反，很喜欢讲话。
“我要是您的话，就回家去了。明天我给您往红十字会打电话。在这以前恐怕不会出什么事。我相信是顺产，不需要采取什么措施。不过，她的骨盆稍微狭小，胎位仰面向上，产妇没有痛感，子宫收缩也不明显，这倒值得注意。不过现在还不能下断语。一切都看临产时她的肌肉紧张程度如何了。过一段时间会看出来的。”
第二天，医院里接电话的传达人员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要挂上，然后就跑去查问，足足让他等了十分钟，最后只说了一点笼统的、没头没脑的情况：“让我转告您，您把太太送来得太早了，应该接回家去。”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听了他的话气得不得了，要求我个了解情况的人来听电话。“还没有临产的迹象，”护士对他说，“请您这位医生别着急，恐怕还得等一天。”
第三天他才知道，临产是夜间开始的，天亮的时候出现了羊水，剧烈的阵痛从早晨起一直没停止过。
他急忙赶到医院，穿过走廊的时候从一扇没完全关好的门里听到了东尼娜令人心碎的叫声，仿佛是从车轮下边往外抬的一个压断了肢体的人喊出来的。
他无法到她身边去，把弯起来的一根手指咬得快出血了。他走到窗前，外面下着雨，像前两天一样。
助理护士从产房里走出来，门里传出初生婴儿尖细的哭声。
“她没事儿了，没事儿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高兴得自言自语地说。
“是个儿子。顺顺当当地生下来了，给您道喜。”助理护士拖长声音说，“现在不能看。到时候才能让您看呢。您可要舍得为产妇花钱。她真受了不少罪。这是头胎，头一股总免不了吃苦。”
“得救了，终归得救了。”高兴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并没有明白助理护士说的话，也没有理解到她说这些话是把他当成刚刚发生过的这件事的一个当事人。可是这跟他有什么相干呢？父亲，儿子——他看不出在这轻而易举取得的父亲身份当中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也丝毫感受不到这天生的亲子之情。这些都是他所意识不到的。最重要的是东尼妞，这一度受到死亡的威胁而又幸运地避开了它的东尼妞。
他有个病人就住在产院附近。他到这个人家里去了一会儿，半小时后又返回来。从走廊穿过风门和从风门通向病房的两扇门都半开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自己也不知道想干什么，便溜进了风门。
那位穿白大褂的妇科专家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迎着他叉开双手。
“到哪儿去？”为了不让产妇听到他们的谈话，他低声说，拦住了他。“您发疯了？她有伤口，出了血，还要防止感染，更不用说精神上的刺激。您可倒不错！亏得还是个医生呢。”
“我并不是……我只看一眼。就从这儿，从门缝看一眼。”
“哦，那倒是另一回事啦。就算是这样吧。您可瞒不过我！……
看看吧！要是让里边发现了，我可轻饶不了您，准叫您身上没好地方。”
产房里背朝门站着两个穿白大褂的女人：助产士和卫生员。卫生员手里有个发出尖细声音的娇柔的小生灵，像一块深红色的橡皮在蠕动。助产土正在往脐带上缚线，好使胎盘脱落。东尼妞躺在屋子中间一张用托板支起来的手术台上。她躺的位置相当高。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因为过度兴奋把什么都看得过大，所以觉得她躺的高度同人站在前面写字的那种高腿斜面写字台一样。
有时候把死去的人头部垫高，而东尼妞现在躺着的姿势比这还要高，头朝上脚朝下地斜躺着，像是跑得疲惫不堪的人那样浑身冒热气，正在享受经过痛苦折磨以后的休息。她高高地躺在产房中间，仿佛港湾里刚刚下旋就已卸去了重载的一艘帆船；它跨过死亡的海洋来到了生命的大陆，上面有一些不知来自何方的新的灵魂；它刚刚把这样一个灵魂送到了岸上，如今抛锚停泊，非常轻松地歇息下来；和它一同安急的还有那折损殆尽的桅墙索具，以及渐渐消逝的记忆，完全忘却了不久前在什么地方停泊过，怎样航行过来又如何停泊抛锚的。
谁也不了解它悬挂的旗帜所代表的是哪个国家，因此，也不知道对它应该使用哪一种语言。
他回到自己的医院，大家抢着向他祝贺。“他们知道得好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感到惊讶。
他来到主任医生办公室，大家都把这儿叫小酒馆和脏水坑，因为医院拥挤，已经超员，现在都在这间屋子里换衣服，穿着套靴来来去去，有的人把从别的房间带来的不相干的东西忘在这儿，而且到处都是烟蒂和废纸。
窗前站着脸上皮肤松弛的解剖室主任，他举起两只手对着亮光从眼镜上面观看瓶里的混浊液体。
“恭喜你。”他说了一句，眼睛始终朝着原来的方向，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连看都不看一眼。
“谢谢。我非常感动。”
“不必谢我。这和我没关系。是波楚什金解剖的。但大家都大吃一惊，原来是水胞虫。大家都说，这才算是诊断医师呢！大家都在谈论这件事。”
这时候医院的主任医生走了进来。他同他们两人寒暄后说：
“真见鬼。这儿简直不是主任医师办公室，是个过道，真不像话！不错，日瓦戈，您知道了吧，是水胞虫！我们都诊断错了。祝贺您。可是，还有一件木太愉快的消息。对您的专业类别又重新审查过了。这次可留不住您了。军医人员奇缺。您不得不闻闻火药味儿了。”
安季波夫夫妇在尤里亚金安顿下来，竟出乎意料的顺利。这可得记住吉沙罗夫的好处，他使拉拉减少了在一个新地方安家立业必然会遇到的困难。
拉拉完全被辛劳和操心的事占据了。她要照管一个家和三岁的小女儿卡坚卡。不论在安季波夫夫妇这里帮忙的长着火红色头发的玛尔富特卡怎么尽力，靠她帮助还是不够。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得参预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的所有事务。她自己还在女子中学教课。拉拉毫不懈怠地工作着，感到很幸福。这正是她渴望的那种生活。
尤里亚金这地方很得她的喜爱。这是她感到亲切的城市。它坐落在中、下游都通航的雷尼瓦河边，同时又在乌拉尔的一条铁路线上。
在尤里亚金，冬天临近的标志就是有船的人家都用大车把船从河里拖上来运到城里去，放在各家各户的院子里过冬，直到第二年春天。在尤里亚金许多院落深处反扣在地上的白色的船只还意味着另一件事，那就是此时在别的地方已经可以看到南飞的鹤群，或是降了初雪。
安季波夫夫妇租住的这家院子里，也有这样漆成白色的一只船，底朝天扣在那里，卡坚卡在它下面玩耍，就像在花房的圆顶底下一样。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从心里喜欢偏远的地方，包括当地那些穿着毡靴和暖和的灰法兰绒上衣、操着浓重的北方口音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那种对人的纯朴的信任。拉拉总是眷恋着土地和普通的老百姓。
奇怪的倒是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他作为莫斯科一个铁路工人的儿子，却是一个很难改变的、习惯于首都生活的城里人。他对待当地的尤里亚金人要比妻子挑剔得多。他们的蛮性和没有礼貌使他感到恼火。
如今回过头来看已经很清楚，他在博览群书过程中具有非凡的汲取和积累知识的本领。过去常常是在拉拉帮助之下他才读了许多书。在外地深居简出的这几年，他的求知欲更加旺盛，以至于拉拉在他眼中都是学识不足的人了。他在自己那些教育界的同事中间已经出人头地，而且抱怨与这些人为伍感到郁闷。他们那些在战争时期时髦的爱国主义的言谈举止，总是带着官样文章和一些酸溜溜的味道，和安季波夫的爱国思想的复杂形式不相适应。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是古典语文学校毕业的。他现在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