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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便，辄施以利人。南越尉伦，自立为帝，召贵伦兄弟，以德怀之，伦遂称臣。与匈奴结亲而背约入盗，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恶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群臣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等受赂金钱，觉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人，是以海内殷富，兴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
或问傅子曰：“汉太宗除肉刑，可谓仁乎？”对曰：“匹夫之仁也。夫王天下者，大有济者也，非小不忍之谓。由此言之，班固以太宗为仁，不在除肉刑矣。《景帝赞》曰：‘孔子称：“斯人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
信哉！周秦之弊，纲密文峻而奸宄不胜。汉兴，扫除苛烦，与人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人醇厚。
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哉！’此王道也。”＇
【译文】
有人问：“班固赞颂周朝，推崇周成王、周康王；赞美汉朝，推崇汉文帝、汉景帝。班固的看法正确吗？”
虞世南说：“周成王继承周文王、周武王的传统，以周公、召公为相，教化愚昧憨厚的民众，因为仁德的风气日积月累，能象疾风吹荡草丛一样，自然会同泰民安，这并不值得眩耀。至于汉高祖，登基之后，日理万机，已亡的秦国遗留下来的不利因素仍然存在。汉文帝以仁慈宽恕为本，以清静怡淡为法，扫除了秦始皇、项羽残酷暴烈的作法，恢复了黄帝、尧舜温和淳厚的风气，很少使用刑法，这样治理国家，是非常不容易的。假如他不被新垣平的妖言所惑，大搞迷信活动；不因梦见有人助他登天而宠幸邓通的话，汉文帝就非常接近王道了。至于用汉景帝来比拟周康王，在德行上还有所欠缺。”
＇《史记》称赞汉文帝说：“文帝即位，二十三年没有增加宫室园林、车骑服饰；臣民有不方便的地方，就用国家的积蓄施舍，为人民谋福利；南越王赵陀自立为帝，文帝将赵陀的兄弟都召来，各给厚赐，以德感化，赵陀大为感动，于是改帝称臣。文帝与匈奴曾有兄弟之约，但匈奴背约入侵，文帝派遣大将镇守边关，只守不攻，担心深入匈奴腹地会侵扰百姓。被分封到东南沿海地区的吴王因故与文帝不和，借口有病，不肯上朝，文帝不但不怪怨，反而派人送去手杖赏赐吴王，并传语吴王年老，可以免朝。群臣虽然劝文帝用宣吴王人朝的办法将其软禁，文帝表面上听从他们的意见，实际上不采纳。
郎中令张武曾接受过吴王的贿赂，被文帝发觉后，不但没治罪，反而赏赐他，让他心怀惭愧。凡此种种，表明汉文帝一心一意以德服人，因此才出现海内殷富，国家繁荣的景象。这都是由于用礼义文明来振兴国家的结果啊。
“另一方面，汉文帝勘断案件数百起，很少使用刑罚。真可谓是一位仁德的君王。”
有人问傅玄：“汉文帝废除了断趾、割鼻等肉刑，这可以说是仁政吧？”
傅玄说：“这是匹夫之仁。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要为天下苍生谋求长远利益，决不能仅仅注意这些小事。正因为如此，班固也认为汉文帝的仁德并不在于废除肉刑。他在《景帝赞》中说：‘孔子称这类人能继承三代一直传下来的正确的治国之道。确实是这样啊！周代和秦国坏就坏在政策法规周密而严峻，尽管如此，奸臣、内乱仍然层出不穷。汉朝建立后，扫除烦琐苛刻的政令刑法，与民休息，到了文帝，增加了以恭顺勤俭的方略，景帝遵守先辈的路线，五六十载之间，便做到了移风易俗，民风醇厚，谈周必称成康，言汉必称文景。美啊！’这才是真正的王道！”＇
【经文】
或曰：“汉武帝雄才大略，可方前代何主？”
虞南曰：“汉武承六世之业，海内殷富。又有高人之资，故能总揽英雄，驾御豪杰，内兴礼乐，外开边境，制度宪章，焕然可述。方于始皇，则为优矣。至于骄奢暴虐，可以相亚，并功有余而德不足。”
＇《武帝赞》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人，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阀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大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法，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齐斯人，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推此而言之，彼汉武秦皇，皆立功之君，非守成之主也。＇
【译文】
有人问：“汉武帝雄才大略，可以与前代的哪个皇帝相比？”
虞世南说：“汉武帝继承六代的帝业，海内殷富，又有高人相助，总揽英雄，驾驶豪杰。内政方面，提倡礼教，外交方面，开拓疆域。制度宪章，焕然可述。比起秦始皇来更其伟大。至于骄奢淫佚，残暴肆虐，也仅次于秦始皇。功劳有余，德行不足。”
＇班固的《武帝赞）说：“汉朝承接了历代弊端，高祖拨乱反正，文帝、景帝注重养民，对于考究古代礼乐制度之事，还很缺乏。汉武帝一登上宝座，就高瞻远瞩，罢黜百家，推崇六经，独尊儒术。接着在全国访求、推荐优秀人才，使其建功立业。兴办太学，修建祠庙，改正月为一年的第一个月，确定历法，规范音乐诗歌的章法，修建祭天禅台，顶礼各种神灵，封地给周朝的后裔。汉武帝时的号令建制，光彩焕然。他作为断承人遵循先祖的伟大事业，有高祖、文帝、景帝三代人的风范，象武帝这样雄才大略的人，假如不改变‘文景之治’的谦恭俭朴以救助百姓的政策，那么，就是《诗》《书》所称赞过的制度又能超过汉武帝多少呢？”
由此推断，秦皇汉武，都是创业之君，但不是守成之主。＇
【经文】
昔周咸以孺子继统，而有管、蔡四国之变；汉昭幼年即位，亦有燕、盖、上官逆乱之谋。成王不疑周公，汉昭委任霍光，二主孰为先后？
魏文帝曰：“周成王体圣考之休气，禀贤妣之胎海，周召为保傅，吕望为太师。口能言则行人称辞，足能履则相者导仪。目厌威容之美，耳饱德义之声，所谓沈渍玄流而沐浴清风矣。犹有咎悔，聆二叔之谤，使周公东迁，皇天赫怒，显明厥咎，然后乃寤。不亮周公之圣德，而信金膝之教言，岂不暗哉？夫汉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养惟盖主，相则桀、光。保无仁孝之质，佐无隆平之治，所谓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然而德与性成，行与礼并，在年二七，早知夙达，发燕书之诈，亮霍光之诫。岂将启金膝，信国史，而后乃寤哉？使成、昭钧牟而立，易世而化，贸臣而治，换乐而歌，则汉不独少，周不独多也。”
＇大将军霍光及上官桀秉政，桀害光宠，欲诛之，乃诈为帝兄燕旦上书，称光行上林称跸等事。帝不信。＇
【译文】
从前周成王年少登基，又有管、蔡等四国叛乱；汉昭帝八岁即位，也有燕王旦、益长公主和上官架的谋反。成王不怀疑周公的忠诚，昭帝委任大将军霍光摄政。二人谁做得更好呢？
魏文帝曹丕认为：周成王体现了武王美善的气质，继承了贤母的胎教，召公为保傅，吕望为太师。会说话的时候，负责朝见的官员就教他辞令，能走路的时候，负责宫庭礼仪的官员就引导他学习礼节。所以他从小就养成了满足于仪容要威严壮美、言谈要合乎德义的习性。就是说成王是在沐浴德行的清风中长大，骨肉里淀积着高贵的血液。即便如此，他还误听管、蔡对周公的诽谤，迫使周公率兵东征，去平定叛乱，致使上天震怒，显出凶兆来，然后他才皤然悔悟。他一直不相信周公的高尚品德，却相信秘藏在金柜里周公的祷告，这不是很糊涂吗！
而汉昭帝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父亲汉武帝不象武王一样仁德，母亲“拳夫人”钩弋不象邑姜一样贤惠，伺侯他幼年生活的是大姐盖长公主，辅相是上官架和霍光。当老师的没有仁孝的品质，作辅臣的没有治国安邦的才能，完全可以说是出生在深官之中，成长于妇人之手。然而他的美德天性生成，他的品行与生俱来，在十四岁的时候，就表现出早熟和素有的明达，发现燕王刘旦诬陷霍光的书信有诈，不但不怀疑霍光，而且表扬了他的忠诚。昭帝不是等到开启了类似金拒的秘密，看了史官的记录才醒悟的啊。假如让成王和昭帝壮年时执政，换个时代，换了辅臣，改变原来的文化氛围治理国家，那么汉昭帝可称赞的地方不见得比周成王少。
＇大将军霍光和上官架共同执政辅佐昭帝，上官禁妒恨霍光受宠，一心要除掉他，就以燕王的名义起草了一封伪书，诬陷霍光以帝王的仪仗检阅羽林军以及种种意欲谋反的行为。昭帝没有相信。＇
【经文】
或曰：“汉宣帝政事明察，其光武之侍欤？”
虞南曰：“汉宣帝起自闾阎，知人痰苦，是以留心听政，擢用贤良，原其循名贵实，峻法严令，盖流出于申、韩也。古语云：图王不成，弊犹足霸；图霸不成，弊将如何？光武仁义，图王之君也。宣帝刑名，图霸之主也。今以相辈，恐非其侍。”
＇议曰：元帝之为太子，尝谏宣帝，以为持法太严。帝作色曰：“我汉家以霸王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化，用害政乎？”虽以此言之，知其度量不远，然宽猛之制有自来矣。昔高祖入秦，约法三章，秦人大悦。此恙缓刑之美也。
郭嘉说曹公云：“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言严刑之当也。故《传》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人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书》曰：“刑罚世轻世重。”《周礼》日：“刑新国用轻典，刑乱国用重典，刑平国用中典。”
由此观之，但问时代何时耳。严刑恶足小哉。
【译文】
有人说：“汉宣帝明察政事，难道不是汉光武一类的国君吗？”
虞世南说：“汉宣帝在市井里巷长大，知道民间的疾苦，所以对政务非常留心，提拨重用有才能有学识的人。他之所以采取严刑重法的政策，探究其中的原因，其根源在于法家申不害、韩非子那里。古人说过：‘图王不成，用其有弊病的权谋足以称霸；图霸不成，霸术中有弊病的权谋将会是什么后果呢？只有身败名裂。’汉光武大仁大义，是位成就王道的皇帝。汉宣帝以法治国，是位成就霸业的皇帝。将此二人相较，恐怕不能类比。”
＇元帝在做太子时，曾向宣帝提意见，认为他执法太严。宣帝变了脸说：
“我汉家向来交错使用霸道、王道，怎么能只用仁德感化来危害政权呢！”
虽然从这句话可以知道宣帝的谋略不够远大，但是他采用或宽容或强硬的法制还是有原因的。从前汉高祖进入秦国，曾约法三章，秦人非常满意。这是从和缓刑法的好处方面讲。曹操的军师郭嘉劝曹操说：“汉末的政治失败在太宽松，袁绍却以宽松去救偏，所以不得要领。你用强硬的法规来纠正，上下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