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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品行的臣子，就不会来侍奉你了。孝敬父母就象曾参一样，抱定不离父母身边才是孝子的道理，连在外面过夜都不肯，你又怎能让他不远千里来侍奉弱小的燕国及其地位并不稳固的国王呢？廉洁自好就象伯夷那样，为了高义之名，连孤竹国国君的继承人都不愿做，连周武王的臣子都不愿当，甘心饿死在首阳山之下，你又怎能让他步行千里到齐国游说，建功立业来博取功名富贵呢？守信用就象尾生那样，与女子约会在桥梁下面的柱子旁边，女子未能按时赴约，大水来了，也不离开，最后抱着柱子淹死了。这样的人，他怎么肯极力吹嘘燕国、秦国的声威以吓退齐国强大的军队呢？＇韩非说：“许由、续牙、卞和、隋候、务光这几个人，都是看到厚利不喜欢，遇到危难不畏惧的人。如果见到厚利也不喜欢，那么赏赐再重也不会对他起作用；如果遇到危难不畏惧，即使用严刑峻法来胁迫他，也不会达到目的。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无法使用的人。连古时的圣明之君都不能使他们臣服，当今之世，他们又有什么用呢？”＇再者说，讲信义，是用来完善自己的品行，而不是为别人效力的，是为自我保存而不是为建功立业的。然而夏、商、周三代圣王相继而起，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越王勾践相继称霸，都不是为自我保存，你认为自我保存是对的吗？那么齐王远在营丘（今山东临淄，当时是齐国都城）就足以使你不敢窥砚边境之外的地方。＇过去郑国的子产向晋国报告入侵陈国胜利的消息。晋国的国君问他：“为什么要欺负小国？”子产回答说：“根据先王的遗命，只看谁有罪过，而不管它是大国小国，都要治它们的罪。再说，过去大子的领地方圆千里，诸侯国的领地方圆百里，以下依次递减。而如今大诸侯国的领地大都已经方圆千里了。假如不侵占小国的领地，怎么能使自己的国土扩大呢？”晋国国君也就无法再责难他。＇再者说，我还有老母亲远在东周故乡，我离开老母侍奉你，抛开自我保存之道来建功立业，我所追求的本来是不符合你的意愿的。你不过是只求自我保存之君，而我却是建功立业之臣。我就是人们所说的因为太忠诚了才得罪了君主的人啊。”燕王说：“忠诚守信又有什么过错呢？”苏秦回答说：“你是不明白这个道理的。我有一个在远处做官的邻居，他的妻子有了外遇，在丈夫将要回家时，那个情夫很担忧，而妻子却说：‘用不着担心，我已经准备下药酒等着他了。’过了二天，丈夫回来了，妻子就让侍妾捧着药酒给他喝。
侍妾心知这是药酒，给男主人喝下去，就会毒死他；说出真相吧，女主人就会被赶出家门，于是假装跌倒，把药酒全洒了。男主人大怒，用皮鞭狠狠抽打侍妾。侍妾泼掉药酒，对上是为保护男主人的生命，对下是为了保护女主人的地位。这样的忠心耿耿，仍不免于被主人鞭打。这就是忠诚过度的不幸啊！我所做的事，恰恰与那侍妾倒掉药酒一样，也是好心不得好报啊。再者说，我侍奉你，是以高义希求有益于国，如今却有了罪，我怕今后来侍奉你的人，再没有谁敢坚守高义了。再说，我游说齐王的时候，并没有欺骗他，今后谁再为你游说齐王，恐怕都不会象我这样诚挚，即使有尧舜那样的智慧，也不敢听从他的话了。”燕王说：“说得对。”于是重新厚待苏秦。
由此就可以明白欺骗就是诚信，诡诈就是忠实，欺骗诡诈的品行就是忠实诚信的根本了。
【按语】
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他老先生还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都是说不问是非黑白，只顾实践自已的诺言并不能成为大人君子，而只能是不明事理的胡涂虫。明智的人是既要守信，又懂得权变的。如“男女授受不亲”
是原则，“嫂溺援之以手”便是权变。如果死守“男女授受不亲”之经，嫂嫂掉到水里快要淹死了也不拉一把，就成了见死不救的小人了。同样的道理，对国家忠诚是原则，但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使用一些诡诈的手段，可以不履行自已的诺言。如文中解扬曾向楚王承诺去向宋国传达与他肩负的使命相反的话，然而一旦见到了宋国人，便立即违背诺言，仍然传达的是晋国国君的意旨。他向楚王的承诺便是为完成本国国君的使命而使用的诡计。从楚王的角度看是不讲信用，但从晋国的角度看是弃小信而守大信。
我们在日常生活或工作中，往往也会遇到两难的情况，有些事情如果做了会违背做人的道义，而不做又会违背对朋友的承诺。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弃小信而守大义，而不该弃大义而守小信。也不要幻想有什么两全之计，因为鱼与熊掌往往不能兼得。
如果你是某一部门的主管，在用人时尤其要注意“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句铭言。三国时的曹操尚有重用“不忠不孝而有治国强兵之术”的人才的雅量，我们就更不应求全责备，只要大节不亏，对国家、对本单位的实际利益有所贡献，即便有些诸如贪求名利、说了不算之类的小毛病，也应大胆使用，不必苛求。这样才能充分 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否则，虽然可以找到没这些毛病的“完人”，但很可能只是个庸才，永远干不成大事的。
忠疑二四
忠心耿耿而被猜忌的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忠于一方，必定会受到另一方的疑忌；你所效忠的这一方也会因听信谗言，毁谤你，疑忌你。这后一种情况当然更令人心寒。所以有忘于功名的人，对忠心反而受忌的可能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以增强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
【经文】
夫毁誉是非不可定矣。以汉高之略而陈平之谋，毁之则疏，誉之则亲。
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绳之以法则为罪，施之以德则为功。知世之听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即听必悖矣。何以知其然耶？
《吕氏春秋》云：“人有亡斧者，意其邻之子，视其行步、颜色、言语、动作、态度无为而不窃斧者也。窃掘其谷而得其斧，他日复见其邻之子，动作、态度无似窃斧者也。其邻之子非变也，已则变之。变之者无他，有所尤矣。
邾之故，为甲裳以帛，公息忌谓邾之君曰：“不若以组。”邾君曰：“善！”
下令，令官为甲必以组。公息忌因令其家皆为组。人有伤之者曰：“公息忌所以欲用组者，其家为甲裳多以组也。”邾君不悦，于是乎止无以组。邾君有所尤也。邾之故为甲以组而便也，公息忌虽多为组何伤？以组不便，公息忌虽无以为组亦何益？为组与不为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说也。凡听言不可不察。
楼缓曰：“公父文伯仕于鲁，病而死，女子为自杀于房中者二人。其母闻之，勿哭。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勿哭乎？”其母曰：“孔子，贤人也，逐于鲁而是人弗随之。今死而妇人为自杀。若是者，必其于长者薄而于妇人厚。”故从母言之，是为贤母，从妻言之，是不免于妒妇也。故其言一也，言者异则人心变矣。
乐羊为魏将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遗之羹，乐羊尽啜之。文侯曰：“乐羊以我故，食其子之肉。”堵师赞曰：“其子且食之，其谁不食？”乐羊罢中山，文侯赏其功而疑其心。
《淮南子》曰：“亲母为其子扢秃，出血至耳，见者以为爱子之至也，使在继母，则过者以为戾也。”事之情一也，所以观者异耳。从城上视牛如羊，视羊如豚，所居高也。窥面于盘水，则圆于亏，面形不变，其故有所圆有所亏者，所自窥之异也。今吾虽欲正身而待物，庸讵知世之所自窥于我者乎？是知天下是非无所定也。是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今吾欲择是而居之，择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是非者，孰是孰非哉！
＇议曰：夫忘家殉国，则以为不怀其亲，安能爱君？卫公子开方、吴起、乐羊三人是也。若私其亲，则曰：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桴鼓则忘其身。穰苴杀庄贾是也。故《传》曰：“欲加之罪，能无辞乎！”
审是非者，则事情得也。＇
故有忠而见疑者，不可不察。
【译文】
毁谤与赞誉，肯定与否定本来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以汉高祖刘邦那样的雄才大略和汉丞相陈平那样的足智多谋，有人毁谤陈平时，汉高祖就疏远了他，而有人赞誉陈平时，汉高祖又亲近信任了他。以汉文帝那样的英明和云中太守魏尚那样的忠诚，由于呈报战绩时，多报了几颗首级，便被绳之以法，就地免职。经冯唐在文帝面前为他辩解之后，又被法外施恩，重新重用，建立了大功。由此可知，人们在做出判断时，往往出错误，一出错，结论必然相反。怎么能明白这道理呢？
《吕氏春秋》里有这样一个寓言：“有一个丢了斧子的人，内心认为是邻居的儿子偷了他的斧子，因而看邻居的儿子走路的样子。脸上的颜色神态，说话以及一举一动，没有一样不象是偷斧子的。无意中挖坑，找到了自家的斧头，过几天再看到邻居的儿子，动作、态度，没有一点儿偷斧子的样子了。
他邻居的儿子并没有什么改变，而是自己的看法改变了。改变的原因不是别的，是当初的判断错了。
邾国过去缝制铠甲使用的是丝帛，公息忌对邾国的国君说：“不如用丝带。”邾国的国君说：“好吧。”于是下令制铠甲必须使用丝带。公息忌因此也命令自己家中制作铠甲时用丝带。有人在国君面前中伤他说：“公息忌所以建议用丝带，是因为他家制铠甲都用丝带。”国王听后很不高兴，于是下令不准再用丝带制铠甲。这是邾君的判断有错误。如果过去邾国制铠甲用丝带有利，公息忌家中用丝带再多又有什么妨害呢？如果用丝带制铠甲无利而有害，公息忌即使不用丝带又有何益？无论是公息忌用丝带还是不用丝带，都不足以说明公息忌的建议有什么错。所以凡是听别人的话，不能不经思考就贸然相信。
楼缓说：“有一个叫公父文伯的人，在鲁国做官，病死之后，有二名侍妾为他在家中自杀。公父文伯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并不悲伤哭泣。随嫁的侍妾说：“哪里有儿子死了，母亲不哭的？”公父文伯的母亲说：“孔子是个非常贤明的人，被鲁国弃置不用，去周游列车，文伯却不去追随孔子。如今他死了，侍妾却为他自杀。可见他对有德的长者不亲近，而对待妾却过分宠爱。”这话出自母亲之口，人们就认为是贤明的母亲，可是如果出自妻子之口，人们就不免会认为他的妻子好吃醋。所以同样的话，出自不同人的口，人们评价的态度就不一样。
乐羊被任命为魏国大将，率军攻打中山国，而他的儿子此时正在中山国。
中山国君把他儿子煮了，把肉做成羹汤，送给乐羊，乐羊毫不犹豫全吃光了。
魏文侯知道后说：“乐羊为了我的缘故，才吃自己儿子的肉。”而堵师赞却说：“连自己儿子的肉都吃的人，又有谁的肉他不敢吃呢？”乐羊灭掉中山国后，魏文侯虽然奖赏了他，却从此怀疑他的忠心了。
《淮南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