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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囊庖逵兴寤帷＃�6］如此：指上文所说的“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7］造：去、到。［8］环堵（ｄǔ赌）：房屋四壁。堵，墙壁。［9］短褐：粗布短衣，穿结：指衣服破烂。穿，破。结，缝补。［10］箪（ｄāｎ丹）：盛饭的圆形竹器。瓢（ｐｉáｏ嫖）：舀水的葫芦。［11］晏如：安然自得。［12］赞：古人常用于传记体文章的结尾处，表示作传人对被传人的评论。［13］黔（ｑｉáｎ前）娄：春秋时鲁国人，无意仕进，屡次辞去诸侯聘请。他死后，曾子前去吊丧，黔娄的妻子称赞黔娄“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贫贱，不忻忻于富贵。求仁而得仁，求义而得义。”［14］戚戚：忧虑的样子。［15］汲汲：极力营求的样子。［16］极其言：推究她所说的话。兹：此。指五柳先生。若人：那人。指黔娄。俦：类。［17］无怀氏：与下面的“葛天氏”都是传说中古朴淳厚的上古社会中的帝王。
班超传（节选）
［南朝·宋］范晔
【作者小传】范晔（398—445），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县东南）人，晋豫章太守范宁之孙，宋侍中范泰之子。因出继堂伯范弘之，得袭封武兴县五等侯。年轻时曾入刘裕子义康部下为冠军参军；刘氏代晋称帝，封义康为彭城王，晔入补兵部员外郎，出为荆州别驾从事史。元嘉五年（428），因父丧去官；服阙后，为征南大将军檀道济司马，领新蔡太守，迁尚书吏部郎。元嘉九年冬，因在彭城太妃丧葬期间聚会酣饮，以听挽歌为乐，左迁宣城太守；后复迁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元嘉二十二年九月，因与散骑侍郎孔熙先兄弟等谋立义康，为丹阳尹徐湛之告发，于同年十二月以谋反罪被处死。
晔少承家学，博学多才。据《宋书》本传，“（晔）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性精微有思致，触类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损制度，世人皆法学之”。晔一生以“仁为己任，期纾民于仓卒”（见《后汉书·荀 彧传论》），虽杀身亦在所不惜，故无意于文名“常耻作文士”。然所著《后汉书》体大思精，其中包括十纪、十志（未成）、八十列传，是继《汉书》后记载自东汉光武帝刘秀至献帝刘协近二百年史事的重要史书。其《列女传》、《文苑列传》、《逸民传》、《党锢传》、《宦者传》等，或填补旧史空阙，或反映一代风尚，足称良史。由于范晔生前未完成全书，后梁代刘昭为之作注时取司马彪《续汉书》之八志补入，成今本一百二十卷。
【题解】西北方匈奴的不断入侵中土，是两汉四百多年来在边境上一直存在的隐患。如何正确处理这个问题，关系到汉代政治经济的发展和与西域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因此为历朝统治者所重视。班超（32—102）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位杰出将领。他以非凡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在西域的三十一年中，正确地执行了汉王朝“断匈奴右臂”的政策，自始至终立足于争取多数，分化、瓦解和驱逐匈奴势力，因而战必胜，攻必取。不仅维护了祖国的安全，而且加强了与西域各族的联系，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后汉书》中这篇著名的人物传记即详尽而又生动地记述了班超在西域戎马倥偬、浴血奋战的一生。文字雅洁，叙事流利，头绪虽多而脉络不乱。人物形象鲜明，写来有声有色。这里节选的是传文的主要部分。
班超，字仲升，扶风平陵人［1］，徐令彪之少子也［2］。为人有大志，不修细节，然内孝谨，居家常执勤苦，不耻劳辱。有口辩，而涉猎书传。
永平五年［3］，兄固被召诣校书郎［4］，超与母随至洛阳［5］。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6］，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7］，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8］？”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壮士志哉？”其后行诣相者，曰：“祭酒［9］，布衣诸生耳，而当封侯万里之外。”超问其状。相者指曰：“生燕颔虎颈［10］，飞而食肉，此万里侯相也。”久之，显宗问固［11］：“卿弟安在？”固对：“为官写书，受直以养老母［12］。”帝乃除超为兰台令史［13］。后坐事免官。
十六年［14］，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匈奴［15］，以超为假司马［16］，将兵别击伊吾［17］，战于蒲类海［18］，多斩首虏而还。固以为能，遣与从事郭恂俱使西域［19］。超到鄯善［20］，鄯善王广奉超礼敬甚备，后忽更疏懈。超谓其官属曰：“宁觉广礼意薄乎？此必有北虏使来［21］，狐疑未知所从故也［22］。明者睹未萌，况已著耶？”乃诏侍胡诈之曰［23］：“匈奴使来数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状［24］。超乃闭侍胡［25］，悉会其吏士三十六人，与共饮，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与我俱在绝域［26］，欲立大功以求富贵。今虏使到裁数日［27］，而王广礼敬即废，如今鄯善收吾属送匈奴，骸骨长为豺狼食矣［28］。为之奈何！”官属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从司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29］，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30］。灭此虏则鄯善破胆，功成事立矣。”众曰：“当与从事议之。”超怒曰：“吉凶决于今日。从事文俗吏［31］，闻此必恐而谋泄，死无所名，非壮士也。”众曰：“善。”
初夜，遂将吏士往奔虏营。会天大风，超令十人持鼓，藏虏舍后。约曰：“见火然［32］，皆当鸣鼓大呼。”余人悉持兵弩夹门而伏［33］，超乃顺风纵火，前后鼓噪。虏众惊乱，超手格杀三人，吏兵斩其使及从士三十余级，余众百许人悉烧死。明日，乃还告郭恂。恂大惊，既而色动，超知其意，举手曰：“掾虽不行［34］，班超何心独擅之乎［35］？”恂乃悦。超于是召鄯善王广，以虏使首示之，一国震怖。超晓告抚慰，遂纳子为质［36］。还奏于窦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並求更选使使西域。帝壮超节［37］，诏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选乎？今以超为军司马［38］，令遂前功［39］。”
超复受使，固欲益其兵［40］，超曰：“愿将本所从三十余人足矣，如有不虞［41］，多益为累。”是时于阗王广德新攻破莎车［42］，遂雄张南道［43］，而匈奴遣使监护其国。超既西，先至于阗，广德礼意甚疏，且其俗信巫［44］，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汉？汉使有騧马［45］，急求取以祠我。”广德乃遣使就超请马。超密知其状，报许之，而令巫自来取马。有顷巫至，超即斩其首，以送广德，因辞让之［46］。广德素闻超在鄯善诛灭虏使，大惶恐，即令攻杀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赐其王以下，因镇抚焉。
时龟兹王建为匈奴所立［47］，倚恃虏威，据有北道，攻破疏勒［48］，杀其王，而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明年春，超从间道至疏勒，去兜题所居槃橐城九十里［49］，逆遣使田虑先往降之［50］。敕虑曰［51］：“兜题本非疏勒种，国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执之。”虑既到，兜题见虑轻弱，殊无降意。虑因其无备，遂前劫缚兜题。左右出其不意，皆惊惧奔走。虑驰报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将吏，说以龟兹无道之状，因立其故王兄子忠为王，国人大悦。忠及官属皆请杀兜题，超不听，欲示以威信，释而遣之。疏勒由是与龟兹结怨。
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国大丧［52］，遂攻没都护陈睦［53］。超孤立无援，而龟兹、姑墨数发兵攻疏勒［54］。超守槃橐城，与忠为首尾，士吏单少，拒守岁余。肃宗初即位［55］，以陈睦新没，恐超单危，不能自立，下诏征超。超发还，疏勒举国忧恐，其都尉黎弇曰［56］：“汉使弃我，我必复为龟兹所灭耳。诚不忍见汉使去。”因以刀自刭［57］。超还至于阗，王侯以下皆号泣曰：“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互抱超马脚，不得行。超恐于阗终不听其东，又欲遂本志，乃更还疏勒。疏勒两城自超去后，复降龟兹，而与尉头连兵［58］。超捕斩反者，击破尉头，杀六百余人，疏勒复安。
建初三年［59］，超率疏勒、康居、于阗、拘弥兵一万人［60］，攻占墨石城，破之，斩首七百级。超欲因此叵平诸国［61］，乃上疏请兵曰：“臣窃见先帝欲开西域［62］，故北击匈奴［63］，西使外国［64］，鄯善、于阗，即时向化。今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复愿归附［65］，欲共并力，破灭龟兹，平通汉道。若得龟兹，则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66］，卒伍小吏，实愿从谷吉效命绝域［67］，庶几张骞弃身旷野［68］。昔魏绛列国大夫［69］，尚能和辑诸戎，况臣奉大汉之威，而无铅刀一割之用乎［70］？前世议者皆曰取三十六国，号为断匈奴右臂［71］。今西域诸国，自日之所入［72］，莫不向化［73］，大小欣欣，贡奉不绝，唯焉耆、龟兹独未服从。臣前与官属三十六人奉使绝域，备遭艰厄，自孤守疏勒，于今五载，胡夷情数［74］，臣颇识之。问其城廓小大，皆言依汉与倚天等。以是效之［75］，则葱领可通［76］；葱领通，则龟兹可伐。今宜拜龟兹侍子白霸为其国王［77］，以步骑数百送之，与诸国连兵。岁月之间，龟兹可禽［78］。以夷狄攻夷狄［79］，计之善者也。臣见莎车、疏勒田地肥广，草牧饶衍［80］，不比敦煌、鄯善间也［81］。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且姑墨、温宿二王特为龟兹所置［82］，既非其种，更相厌苦，其势必有降反，若二国来降，则龟兹自破。愿下臣章，参考行事，诚有万分，死复何恨？臣超区区，特蒙神灵［83］，窃冀未便僵仆［84］，目见西域平定、陛下举万年之觞［85］，荐勋祖庙［86］，布大喜于天下。”
书奏，帝知其功可成，议欲给兵。平陵人徐干素与超同志［87］，上疏愿奋身佐超。五年，遂以干为假司马，将弛刑及义从千人就超［88］。先是莎车以为汉兵不出，遂降于龟兹，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复反叛［89］，会徐干适至，超遂与干击番辰，大破之，斩首千余级。多获生口。超既破番辰，欲进攻龟兹，以乌孙兵强，宜因其力［90］，乃上言：“乌孙大国，控弦十万［91］，故武帝妻以公主［92］，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93］。今可遣使招慰，与共合力。”帝纳之。八年，拜超为将兵长使［94］，假鼓吹幢麾［95］，以徐干为军司马，别遣卫侯李邑护送乌孙使者［96］，赐大小昆弥以下锦帛［97］。
李邑始到于阗，而值龟兹攻疏勒，恐惧不敢前，因上书陈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毁超拥爱妻［98］，抱爱子，安乐外国，无内顾心。超闻之叹曰：“身非曾参，而有三至之谗［99］，恐见疑于当时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责邑曰：“纵超拥爱妻，抱爱子，思归之士千余人，何能尽与超同心乎？”令邑诣超受节度［100］。诏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与从事［101］。超即遣邑将乌孙侍子还京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