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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头一看，身后被马蹄踏起的碎石和尘土四散飞溅，黄尘如金蛇狂舞在半空中舒卷。有十几个男孩子也飞跑着跟来，像冲锋的队伍奔跑在山间小道上。
我高兴地大叫道：“报告！ 我们的队伍多出了十几个人！ ”
“好！ 继续前进！ ”九九喊着。
这时，后面那些小孩也一起唱起了《打虎上山》：“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抒豪情——寄壮志——面对群山——”他们虽然唱得没调，几乎是喊，但气势却毫不逊色。
前面跑到了悬崖边，“高太子”收慢了步伐聪明地自动调头往回行。
“报告！ 队伍里又多出了四个人！ ”我发现身后跟来的孩子越来越多。
“好啊！ ”九九大喊，“革命的队伍应该壮大壮大再壮大！ ”
这一路山间狂放，那叫一个爽啊！ 我们在马上，姥爷亲掌坐骑，绝对不用担心发生什么意外，马上的豪情达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高潮，真可谓气冲霄汉、风光尽出。
在回到村口马棚附近时，一个总是跟在姥爷身后学驾马车的年轻人，手里捧了一只大酒坛子，大得简直就像腌咸菜的闷坛。走到那年轻人身边，姥爷吆喝着马停住，从那人手里接过酒坛子，仰脖儿往里灌，只见他那喉头如两只小葫芦一鼓一鼓地，胸脯连同肚皮都那么气势地颤动着。喝罢，他用手背一抹嘴，着实过了一把酒瘾。我真担心他喝醉了。不过，醉了也无妨，他已把我们安全地带下了山。
那天夜里，姥爷发起了高烧。晚饭前他就躺倒了。当时我不在，还在九九家，我们三人余兴未尽地还在那儿说着山上的风光和豪放之后的心情。我还对正信表示，以后要经常搞一些这样的“游山”活动，因为我相信，像正信这样生活在黑暗之中的人，只要他的心灵是敞亮的，而且人们帮助他多走出去，他仍然可以看到丰富多彩的世界，仍然可以活出激情，活出幸福！ 晚饭时，我回姥爷家一看，心立刻冰冻了。姥爷躺在炕上，面色蜡黄，腹部疼得特别厉害，几次滚到炕下边。姥娘一看不行了，一边骂我们“穷跑疯”，一边打发人十万火急跑到公社邮局给我妈妈打电话。
天完全黑下来，四围群山拉起了青灰色的狰狞面容。那夜，天空没有一颗星星，月亮也不知隐到何方去了。我急得大哭。姥爷已经昏迷不醒。
我跑到大门外遥望有无汽车的光亮，企盼我妈妈带车尽快赶到。
刚踏出门去，门外的情景让我惊讶不已。大概几乎全村的男女老幼都聚在我姥爷家门前，黑压压的一片，只有几声低低的、焦急的叹息声，除此而外，一片静默。我朝村南路口看去，村路上隔不远距离就有一盏煤油提灯在闪着橘红色的火苗，还有道道手电光划破黑暗，照向南边的公路。
终于，我妈带着军医院的救护车呼啸赶来。医务人员迅速将我姥爷抬上车。我哭着往车上爬，被我妈一掌打下，她一定恼我没有把姥爷在医院里看住，而且认定是我策划和鼓动的这场抒豪情寄壮志的最后疯狂要了她亲爹的命！ 姥爷这一去，真的没能再回来。
那些天，是我这一生当中最悲伤最悔恨的几天，我的肠子都悔青！ 我的心都痛裂！ 我的泪水亦流干！ 在这个凄清的深秋，落叶如纷飞雨，我这颗无忧无虑少年的心，平添了无限惆怅。我知道了什么是死亡。我感到了生命的尽头也许是轻烟，也许是一堆黄土。生命啊，它有时是沉重的，有时是顽强的，有时却是脆弱的。
还没有从沉痛中走出来，姥爷去世后的第九天，我收到我妈的信，叫我快回城里，信中说：“你的好日子到头儿了，是参军是进矿山还是插队去，这个月就要决定。赶快回来，你已经‘解放’得太久，早些回来收收心……”
最最难过的是同九九的分别。依旧是在那个开满野花的路边。秋后的野菊花一半凋零一半残存，迎着瑟瑟秋风，凄凄切切地抖颤着。
当长途车停在我们身边，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登车离去，耳边长时回响着九九撕心裂肺的哭声，眼前抹不去她躺在败花残茎的路边痛苦翻滚的影像。很多年很多年过去，想起这次的分别，我仍然感到心疼。
令我万万想不到的是，那次分手竟为诀别！ 那次离开，是1969年的深秋，之后有十年时间我再也没有回到过那座小山村。而在1979年我姥娘来北京我家小住时，我才知道九九和她的丈夫，一个在1975年夏季去世，一个在当年的冬季去世。
在北海公园的长凳上，姥娘对我讲述了九九和正信相继去世的原因。那是个细雨霏霏的傍晚，我打着一把花布伞，替我姥娘和我自己遮住雾一样的细雨。
在这样一个天气，听这样一个凄婉的故事，当这故事讲完了，长久地，长久地，我仍然沉浸在比这阴雨天还沉闷还压抑的伤怀中。
九九和正信，这一对特殊的夫妻，他们生命的终结，简直就是一首感人泪下的悲歌。
在我和九九一起奔跑于山乡热辣辣的阳光之下，她总是那么快乐，像个握有通往幸福花园秘密通道的孩子，眼里满是掩不住的笑影。关于她和正信，我永远也抹不去的记忆，是他们那温暖的荷塘边鸳鸯般的栖息，仿佛一池风动的层层红荷，映照在他们彼此的生命里便是永远的风景。
自从我离开那里以后，九九失去了我这个唯一的朋友，便整天和正信一起呆在大宅里，很少有人看到她出门。在那个深宅高墙中，他们安静地、无声无息地，无人知道他们是怎样过着他们的生活，是苦或是甜。
日子如此过了两年多，九九突然在秋天的季节里，像个男人一样出门干活了。我姥爷去世后，由民兵连长代理了两年支书，后来，村子里另外选出一名村支书，才三十几岁，是一个退职的化工厂工人。
新支书是倒插门女婿，姓崔。人们之所以选一个外姓人做支书，主要是他的亲戚在县城当领导，本人又懂文化，又是有着十年党龄的党员。
崔支书上台以后，取消了我姥爷当年给九九夫妻的所有优待，理由是正信已拿了国家给的优厚残废金，生产队不应再负担什么。如要分口粮，家属必须参加劳动。送柴火、派人担水，都被取消。
九九不得不为生活奔忙了。他们用残废金买队里的粮食，交了钱，粮食却要自己去地里、场院里往家搬运。分粮的那几天，谁也顾不上谁，越是人口多的家庭，粮食分得越多，搬运的次数就越多。在挑担子来来往往的山道上，九九融入了运粮大军，人们经常看到她披头散发地挑着半担粮食蹒跚而行，一趟又一趟，从早晨挑到晚上，只是中午不见她的身影。因为中午她还要为丈夫做饭、喂饭、收拾屎尿、擦洗身体。
姥娘那时特可怜和心疼九九，着急的是自己年龄已经五十多岁，又是小脚老太太，无法帮她上山挑粮食，只能过去帮她做些家里的活儿，比如柴草应该垛在哪里，搬回来的粮食如何晾晒如何收藏。九九去山里往家担玉米，我姥娘就去帮她晾晒好，坐在荷塘边把玉米粒搓下来，教她如何把玉米碾成面子。从前这些事情，都由生产队派人给做好。如今，农村生活中一切事情都得由九九自己做，而正信这个家中的男人心中只是焦虑，却一点忙也帮不上。
九九还要进山砍柴火，尤其在秋季要准备过冬用的柴火。姥娘知道她不会砍柴，便求村里一些年轻妇女上山砍柴时带上九九，帮她一把。
艰苦的生活，繁重的劳动，不到两年就把九九变成了一个粗糙能干的农村妇女。别人家有男人干的活儿，九九的男人什么也干不了，只有她自己把一切都扛起。她能从井边呼呼挑两大桶水回来，能从远山把自家几百斤口粮挑回家，上山砍柴还知道抢在别人前头，往往别人刚进山时，她就担着很高的柴火捆悠悠下山来了。她会像其他农妇一样，叉腰站在院中，看着高高大大的柴草垛，幸福地笑着，心想可以过一个温暖的冬天了，心里十分踏实。
到了1971年，九九发生了在农村人眼中最鄙视的事情。她不知道被谁搞大了肚子。幸亏我姥娘最先发现了这一情况。我姥娘也慌了神儿，心里骂着是哪个挨千刀的欺负一个彪子熳，同时采取紧急措施，把她圈在大宅不让她出门。当时看她那个肚子，我姥娘估计她怀孕已经七八个月。
我姥娘便找了几个好心眼儿的媳妇，她们都愿意帮助九九这个可怜的女人，并保证不说出这个秘密。
我姥娘曾问过九九，是什么人干的这事儿。九九只是傻笑着摇头，越问越摇头。庆幸的是，九九不知是真傻还是装傻，一直小心翼翼地，不让正信知道这件事，而正信看不见也摸不着，当然蒙在鼓里。
到了快生产那几天，姥娘急得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总不能让她生在自己屋里，那样就瞒不了正信了。正在姥娘想不出办法的时候，有天上午八九点钟，姥娘刚过大宅这边看看，九九就喊着肚子疼。姥娘知道她要生了，就赶紧对正信说：“她可能拉肚子，俺扶她上卫生室找‘赤脚医生’给看看。”“赤脚医生”是指乡村土生土长自学成医的土大夫。
我姥娘扶着九九到了我们家炕上，没敢找“赤脚医生”来接生，怕张扬出去，让人家都知道九九生私孩子，那她就会被唾沫星子淹死。
农村传这种事，比夏天的乌云还快。
姥娘颠着小脚，扭啊扭地，挨家去叫来那几个媳妇，幸好她们事先都有准备，有的拿着剪刀、酒精来接生，有的拎着铜盆跑来。姥娘也准备了许多月子里要吃的鸡蛋、小米、红糖等东西。
身高体宽的九九，干了两年的重活，生孩子真的没费多大事儿，虽然是第一胎，她没用半小时就产下了一个女婴。郭顺家的媳妇是带着一个嫁到四川的娘家亲戚来的，孩子一落地，那外乡女人用事先准备好的小毯，把孩子裹巴裹巴就抱走了。那个女婴就是长大后在芳邻路开酒楼和茶楼的万星。
生产后的九九，心里好像明白似的，眼睁睁看着婴儿被人抱走，“嗷嗷”地哭着。几个妇女一齐劝说：“这孩子本来就是人家的，跑错地方到你肚子里去的，人家来等着要回去，都等了好几个月啦！ ”“这事可不敢让人知道啊！ 不能告诉人家。”
弱智的九九就相信，就再也不提孩子的事。她挺皮实的，分娩之后只躺了两个多小时，一看快近中午，她从炕上爬起来就要回家给正信做饭。姥娘早打算好了，找出一条大围巾包住她的头，搀着她回到大宅，跟正信说她拉肚子很厉害，也传染，分炕睡，这些天由姥娘住九九炕上，方便照顾她。正信唉声叹气，他担心九九是干活累病的。
姥娘为他们做饭，两个人的饭分别做。九九需要大补，还需要喝汤药回奶。每到吃饭时，九九一定要下地亲自喂正信吃饭。还有，午饭后睡觉前九九也一定要为正信擦三次身，自己才肯休息。姥娘一直在那里给他们做了一个月的饭，精心照料着九九产后的身体。九九很快恢复到从前的健康状态。姥娘觉得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才舒心了。
谁料想，三年后九九又肚子大了。姥娘只得故伎重演，又给她做了处理。这回她生下的是男孩，生得更麻利，更不费功夫。孩子还在肚子里的时候，“下家”就已经物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