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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来。这时我才知道那两个穿便装的陌生人，是北京某公安分局的刑警。然后，大家开始研究抓捕方案，而我的脑子却乱成了一锅粥，晃的全是张建军那双尼古拉斯·凯奇式的眼睛。
听听王股长的，他带的兵。他们商议着诸如拒捕、自杀、脱逃等可能出现的情况，众口纷纭莫衷一是，最后政委又点我的名。
我不知道说什么。似乎过了好久，我才开口。我说，不用那么多人，我一个人就够了。
扯淡！你是零零七？出了这事，团长必定觉得很没面子，言语间火气很大。
让这个小伙子说完。处长摆摆手制止了团长。
他一个人住在车场，你们把车停到门口，我一个人进去就行了，他即使要跑，也跑不了，而且，我相信他不会跑，也不会拒捕。
你凭什么这么认为？处长问。
他是我带的兵。
让他跑他也跑不了，刑侦干事说，戈壁滩没地方跑，再说我们还带着枪。
对，如果要跑，就先打腿。副政委补充道。
我默默地听着，心中充满了厌恶。对他们来说，张建军不过是一本卷宗一个名字或者一张照片，还他妈不是彩色的。而对我来说，他却是我的士兵，我的兄弟，是我一天天把他从列兵带到中士的。他们不明白这一切。
那就这样。王股长，你马上给连里值班干部打电话，就说军里来人突击检查节假日情况，让他们全部呆在连里，任何人不允许外出。处长看着我说道，打电话的时候一定要自然，明白吗？
是。
接电话的是新任指导员。当我说到务必让张建军呆在车场准备迎接检查时，他却问我，张建军是谁？
你们的车场值班员。我说，那个瘦瘦的兵。
噢，好像是有这么个人。他嘻嘻地笑着，我认人认得慢，现在光能叫得上几个干部的名字。
挂了电话，我又直接给车场打了过去，这次用的是免提。张建军听到我的声音显得很兴奋。
你什么时候来连里啊。张建军说，这么久不见你，我真不习惯。
马上。我说。
当张建军问我要不要准备纸杯和茶叶时，会议室里所有的人都紧张地盯着我，我觉得自己快窒息了。
不用，你准备报告就行了。说完这句话，我立刻挂了电话。我明白，处长赞成我的想法是因为他不想把动静搞得太大，最好在没有任何人知道的情况下，把张建军带走。而我这么做是为什么？也许，是因为我对面的几个人正在检查武器并把锃亮的子弹压进弹匣。张建军来连队的时候是完好无损的，他走的时候，也应该完好无损。
你有把握吗？处长问。
我点点头。
还有什么问题吗？处长问。
他是不是会判得很重？我问。
什么意思？你心软了？处长逼视着我，这不是心软的时候。你要觉得不行，就换别人。
没有。我冷冷地说，我只是想知道他能判多重。
这个不好说，看法官了。处长缓和了口气，这种情况我们还没有遇到过，他是入伍前作的案，所以应该移交地方司法机关处理。不过他作案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不适用死刑。所以枪……处决肯定是不会的。处长看着我说。
五分钟之后，我开车到了车场。张建军果然很听话地呆在值班室里。我推门进去的时候，他立刻起立，立正，敬礼。
上尉同志，雷达团汽车连副班长张建军正在值班，请指示！报告完毕，他咧开嘴笑道，指导员，我这么报告可以吧？
我默默地注视着他，无法回答。
你怎么了指导员，脸色这么难看，身体不舒服吗？他吃惊地问，仍称呼着我从前的职务。
你在北京打过工吗？我死死地盯着他，问道。
刹那间，张建军眼中的光亮熄灭了。他瘦削的脸变得像纸一样苍白，看上去像秋天的树叶一样伤感。他已经预感到自己的凋落。
短时间的沉默后，我从裤兜里摸出了手铐。张建军呆呆地望着我，嘴唇不停地颤抖着。那一刻，我突然涌起了一种强烈的愿望。我希望他像上次一样拿出匕首架在我的脖子上，或者，干脆就刺入我的心脏。然而，什么也没发生。我只是看着他慢慢地向我伸出双手，那双冻疮尚未痊愈的手。
最后，我摘下了他的领花和肩章，这是我替他戴上去的，我不想它被别人狠狠地撕掉。这个过程如同一个缓慢摇动的镜头，在我的记忆里显得漫长而忧伤。张建军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地站着，眼泪流得满脸都是。我正想对他说点什么，门开了，张建军被带了出去。
我呆立在车场值班室，这小小的房间在一瞬间变得辽阔而空旷，我能够清楚地听到自己的心跳在苍茫的戈壁中回响。
责编 石一枫
我刚干指导员的时候，觉得四年的时光漫长得像四个世纪；当我知道自己即将离开的时候，觉得四年短暂得像四秒钟。这是感觉的相对论。军队的职务晋升人事安排永远都是热门的话题，所以在正式任命以前，我就已经知道自己将去政治处任保卫股长。这听上去是件令人高兴的事，然而我没有任何兴奋的感觉。连队是个奇异的组合，一张张命令把一群素不相识的人集合在一起，你必须要接受他们，适应他们，融入他们，然后学会爱他们。我觉得我接受了，适应了，融入了，也爱了，可是，就像我必须到来一样，现在，我必须离开。
那几天，我又轮流在每个班里睡了一晚。我也想去车场睡一晚，但车场只有一张床，只好作罢。住在班里的那几个晚上，我和士兵们躺在床上，小声地聊着天，这是我四年任期内唯一一次允许并参与他们熄灯后的谈话，放在以前，熄灯后讲话的宿舍会被我猛地推开，然后被我训斥。
不想睡了是吧？不想睡现在就起来去打扫猪圈！老兵们告诉我，这是我在发现他们熄灯后讲话时最爱说的一句话。听到他们惟妙惟肖的模仿，我们都不禁在黑暗中轻笑起来。
我听说军士们正在暗中策划我的欢送仪式，这让我觉得不安。因为我觉得自己四年的连队生活有太多缺憾，最主要的是，我还没有尽我所能地关心爱护他们，尽管他们都是些不求回报的棒小伙，而且我似乎也赢得了他们的爱戴，但我并不能就此认为自己已经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比如李二明。然而，这一切已然无法弥补了。
虽然没去车场睡一晚，但我还是专程去车场同张建军告别。现在的张建军已经戴上了漂亮的中士军衔，并获得了汽修班副班长的任命。虽然他是连里住得离我最远的一个兵，但我一直很喜欢这小子。
这次我真的要走了。我看着窗外湛蓝的天，对张建军说。
张建军没说话。
我没想到一直让你值了两年多的班，我不相信你真的愿意在这里值班。我说，来汽车连以后，你去过几次水青？
张建军依然沉默。
我好像告诉过你，我问你话的时候你应该回答。
我说着，又转回身看他。这时我才发现，张建军的眼睛红红的。
两次。他一说话，眼泪立刻涌了出来。我的心变得像戈壁上空的云一样柔软，从前我一直觉得他是我手下的兵，而现在，我觉得他更像是我的兄弟。
别那么没出息。我说。
是。他赶快擦掉了泪。
如果让你选择，你想干什么？
我？张建军沉默了一会儿，要是有仗打就好了，我想去打仗。我想跟着你出生入死，在最危险的时候，我要替你挡住一发子弹。我老是这么想，我觉得我最想死在战场上。我谁也没告诉过。
我想笑，可是没笑出来。我头一回听见张建军一口气说这么长一句话，也是头一回在我的士兵口中听到这样书面的语言，而且是语无伦次的答非所问的场合不适的无头无尾的书面语言。我觉得奇怪，也有点别扭。这他妈的不像是真话，但我却没有任何理由否认这就是真话。
以后没事可以给我打电话。我说。
是。
你干得不错，我希望你继续好好干。
是。
还有什么事吗？
你的大衣还在我这里。
拿来。我说。
我在大衣衬里写上我的名字，把它送给了张建军。
离开连队那天，士兵们披挂整齐，在三月初寒冷的漠风中列队，请我作告别讲话。那会儿我脑袋木木的，这可能跟我前一天晚上喝得太多有关。炊事班为我的告别会餐精心准备了极好的菜肴，可我只吃了几个花生，胃里的空间全被啤酒填满了，说不定我的血管都被灌进了啤酒。我跟连里每个人至少喝了一杯，活了快三十年没喝过那么多酒，最后喝得大醉，不知道怎么回去的。早饭时，连长笑说你挺能装，这几年我一直以为你没我能喝呢。我说我本来就没你能喝。连长说还装，昨晚喝那么多酒回来还在连部跟大家聊了一个多小时，还酸不溜秋地引用了一些大家都听不懂的唐诗宋词。我说扯淡，昨晚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时光宛如一架磨床，把长久以来堆积的附着层全部磨掉，剩下的只是记忆这种材质本身闪亮的光泽。连长请我在队列前作告别讲话，事实上，我在前几天也认真地准备了一篇自觉文字优美感情充沛催人泪下的演说稿，可当我站在我的弟兄们面前，望着这些无比熟悉无比亲切的面孔时，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我记得当时我张了张嘴巴，没吐出一个字，眼泪却很不体面地流淌下来。我觉得比较丢人，可是，靠！我真的忍不住。那是我四年任期内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流泪，对我来说，这无疑是个值得纪念的细节。我张着嘴巴在队列前站了半天，最后敬个礼走开了，什么也没说出来。
老贾作为连队资深的专业军士，在队列前代表全连弟兄发言。他高度赞扬了我的英明神武丰功伟绩和高尚情操，听上去感觉即使没有上善若水最起码也准备厚德载物，搞得我几乎人将不人。最后，老贾真诚祝愿我早点找个善良美丽温柔贤惠喜爱做饭会生孩子的姑娘结婚，因为弟兄们都在同情我至今赤贫的爱情——真他妈的让人受不了。讲完后，他赠给我一本纪念册。里面有全连所有弟兄的照片和留言，遗憾的是，李二明加了黑框的照片下面是空白。队伍解散后，司机们把大大小小所有的车都开了出来，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车队送我。
我走了你们是不是很高兴啊？我说，跟他妈送瘟神似的。
我们要让你一辈子记住今天。老贾说。配合他的，是士兵们“嗷嗷”的起哄声。
他们成功地阻止了我的阻止。我坐在由连长驾驶的切诺基里，走在车队最前面。长长的车队以五公里的时速缓慢开进，先绕着连队营院转了一圈，又驶向车场，在围着车场绕行一周后，开往团部大院。经过车场时，我看到张建军以标准的军姿站在大门口，向车队敬礼。他的右手一直举在帽檐边，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切诺基的后视镜里。此起彼伏的喇叭声震碎了戈壁宁静的空气，所有的车载录音机反复播放着许巍的《在别处》，他们知道这是我喜欢的唱片，可我不知是他们中的谁想出的点子。车队经过时，三三两两的路人们驻足观看，那感觉仿佛是一场婚庆，抑或是一次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