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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的处理也就此终结。我原本以为至少会因为冒死把车开走而给李二明一个说法，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为了这事，我满怀悲愤地闯入政委办公室，打算与他理论。我记得自己当时很激动，结结巴巴地说了一大堆，试图让领导收回成命，但政委一句话就把我击溃了。
谁让你派他出车的，嗯？政委问我。
我无言以对。呆立半晌后，我敬礼退了出去。
我写了申请，自请处分。出了这种事，撤职是免不了的。请不请求处分都没什么意义，我只是需要一种渠道来缓解我的悔恨。我没想到的是，连长也要求在申请上署名，尽管那天他并不在场。我们平时有些矛盾，曾为了经费使用、骨干调整之类的事在支委会上不止一次吵过架，最严重的一次冲突曾导致我们半个月没讲话。出了这事，我想他会很高兴地看到我倒霉，看来我错了。人这个东西很怪，你所看到的听到的和想到的是一回事，而事实往往又是另一回事。那几天，我除了被叫去盘问之外，就是在宿舍里收拾自己的东西，随时准备离开汽车连。一天中午，连队都在午休，我心情坏透了，就独自踏雪去了车场。张建军这次没看武侠，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坐在桌前发呆。我敲了敲门，他像被电击了似的，以极快的速度从椅子上跳起来，看到是我，身体才松弛下来。
干嘛呢你？我问他。
没干啥。
我走近一看，桌上放着一本摊开的影集，里面都是士兵们在值班室喝酒时照的相片，其中有李二明，也有我。
他是个好兵。我说。
是。张建军说。
我可能快要离开连队了。沉默了一阵我说，以后咱们怕是不能经常见了。
张建军用他那双尼古拉斯·凯奇式的眼睛定定地望着我，像是反应不过来似的。
你要想回连队，我走之前就让你回去。你已经值了一年班，足够了。
你不会走的。张建军看着我，竟然微笑了一下。
李二明的后事处理完后，开始处理有关责任人。油运股马助理被降职降衔，职务从正连降为副连，军衔从上尉降到中尉，贬至沙漠北部全团条件最艰苦的一个雷达站任副站长；我受记过处分，但并没有调走，而是继续留任；连长受严重警告处分，同样继续留任。这让我始料未及。过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士兵们联名起草了一封给团长和政委的信，请求允许我和连长戴罪立功，连队当时在家的四十七名士兵都在上面签了名，按了手指印。几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组织股见到了这封信，我立刻认出那是张建军的笔迹，也是他第一个签名。我看信的时候，签过字的士兵基本上都复员回家了，他们散落在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这一生都不可能再次重聚，只有这封信表明，我们曾经在一起度过了不算太短的一段时光。那封信，硬是看湿了我的眼睛。
同样出人意料的是，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李二明在当兵前就已经结婚，儿子今年刚好四岁。此前谁都没朝这个方面想，因为已婚男子并不属于被征召入伍的范围。我们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未婚，不然，他为什么总是不停地和姑娘们来往？更令我费解的是，他为什么要来当兵？我见过他妻子，一个小巧贤惠的四川女人，当我看到她哭肿的眼睛时，计划中所有用来安慰的话语都找不着了。我把在李二明出事现场找到的那枚钮扣装在一个红色丝绒的小盒子里，交给了她。那是距离李二明最近的东西，还残存着他的体温。
接下来，我们继续生活。李二明的死对我而言是一次重创，因为如果我不派他去运油的话，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他现在会在老家过着闲适的生活，可以逗逗孩子、跑跑运输或是喝喝酒钓钓鱼打打麻将什么的，但就因为我一句话，一切就都改变了。这让我明白，生活看上去有许多种可能性，但实际上它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我们所经历并即将经历的这一种。那段时间我情绪灰暗，早上起床时觉得一切都他妈的没有意义，也懒得再在早晨去放窦唯或张楚的歌。我知道生活就是不停地向前，但我真的不知道它为什么向前。我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壁思过，有时会不由自主地打自己两记耳光，我觉得这么做可以缓解悔恨造成的痛苦。这种情绪持续了大概半年左右，我渐渐地又恢复了正常。
张建军已经被晋升为下士，而那时我也刚被晋升为上尉。命令仍然是我在车场向他宣布的，下士肩章也仍然是我替他更换的。此外，我觉得他完全够条件入党了，但他迟迟没有向我递交申请书。我曾含蓄地提醒过他，但他没什么反应，所以我也就不再说什么。
据我的经验，兵当到第三年以后，就步入了一个成熟期，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或不该干什么，就像现在的张建军。在我眼里，他就像一株杨树，我看着他被植入戈壁，也看着他渐渐成长，这是种微妙而令人欣悦的感觉。新司机到车场时，也会尊称他为“班长”，一切都在不经意中改变了。
一天傍晚，我吃得发撑，便一个人去炊事班转了转，找了两块肉骨头装在塑料袋里，提着去了车场。这个时候的戈壁比较温柔，漠风宛如女人的长发轻轻拂过脸颊，让人觉得愉快。我回想起军校毕业刚刚分到水青时，对这里的一切都充满了厌恶，唯一的念头就是赶快逃离此地，以免把自己年轻的水汪汪的生命在这个荒凉干燥的地方蒸发掉。然而水青后来教会了我查找与搜索快乐的能力，让我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又一个美丽可爱的事物，比如夏夜晚风，比如雪后天空，比如羊肉面卷，也比如我的士兵。这感觉如同一场包办婚姻，起初我被迫与戈壁生活在一起，然后，我成功地爱上了她。
到车场门口，我把肉给了“副场长”。它现在变得高大而英俊，而且见到我也不像小时候那样淘气，倒像是一位彬彬有礼的绅士。张建军的管理教育工作卓有成效，除了连里的弟兄，他不吃任何人提供的任何食物，这种对诱惑的抵抗力令人心存敬意。我让它舔了舔我的手，那感觉真是很惬意。
我就是带着那种没来由的愉快推开了值班室的门。不幸的是，我看到了一些不该看到的东西。我看到张建军面朝墙站着——他面朝哪里其实都无关紧要，哪怕他倒立我也不奇怪，问题的关键在于——身后有个女孩用双臂环抱着他的腰，年轻的脸蛋靠在他的背上。我认出那是大老刘的侄女。
这可能是爱情。在脑袋变大前的那一秒，我想。
士兵有权享受爱情，是的，我同意。然而，车场值班室不是爱情的温床，张建军和大老刘的侄女也不是合适的男女主人公。士兵不允许在驻地谈恋爱，就连我也认为这是怪异的军规，可是作为连队主官，我不得不全力执行并维护这条军规。张建军和大老刘的侄女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着错误的行为，尽管我只看到了其中的一个镜头，但这个镜头对我来说已经够了。
张建军脸涨得通红，和大老刘侄女的脸一样红。我想我的脸也涨红了。我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我可以训斥张建军，但我无权训斥这个女孩，她不在我的管辖范围之内。
你滚吧。张建军的喉结动了动，对刚才还抱着他的女孩说。
女孩呆呆地望着张建军，眼中充满了泪水。
我叫你滚你听见没？滚！滚！张建军突然间像一只瘦削而暴怒的狮子，冲着女孩怒吼道。
女孩哇地一声，哭着跑出了值班室。我听到“副场长”在院子里认真负责地狂叫着，叫了很久。
苦肉计。我说，这招不好使。
张建军低着头，一言不发。
她是谁？
张建军依然沉默。
说话。
刘霞。
哪的人？
刘庄。
多大了？
十九。
干什么的？
裁缝。
怎么认识的？
大老刘……的侄女。
狗也是她给你的？
是。
上次住院她去看过你？
是。
认识多久了？
一年四个月。
你记得倒清楚。我好半天才想起来应该冷笑，你们什么关系？
没关系。
放屁！
是。
你喜欢她？
我不知道。
她喜欢你？
是……不是！我不知道。
你想娶她？
不。
她想嫁你？
我不知道。
她来过这里几次？
三次。
多少次？
三次。
你们上过床了？问这个问题时我心大幅度地跳了一下，妈的，我还是个处男呢。
张建军猛地抬起头，吃惊地看我一眼，只是一眼。没有。他惊慌失措地答道。
你还准备和她怎么发展？
不。
你应该继续让她来车场。
不。
她长得不错，我看她对你很有意思，你复员的时候干脆把她带回家得了。
不。
干吗不？
不。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知道。
你刚才为什么对她那么粗暴？
我不知道。
好吧，我没什么可说的了。说完这句话，我拉开门走了出去。进这道门之前，我愉快，出了这道门之后，我愤怒。
指导员！张建军追了出来，紧紧跟在我屁股后面，指导员我错了，你处分我吧！
我看都懒得看他，径直走了。
从车场回来的路上，我唯一的想法就是马上把张建军从车场调回来，可是回到连队后，这种想法又消失了。李二明在的时候，我没有抓住过任何确凿的把柄，却毫不犹豫地让他搬了回来；现在我亲眼目睹了张建军的爱情片断，却下不了让他搬回连里的决心。人是奇怪的动物，自己都搞不清自己。我在宿舍里坐了很久，最终决定让这件事到我这里为止。我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虽然其他人或许早已知道，可我不会让这件事从我嘴里说出去。我一直信任张建军，现在我得为这种盲目的信任付出代价。
两天后的上午，文书从团部取报纸和信件回来后，给我送来一封信。
女性笔迹，水青邮戳。文书说，符合条件的就这一封，张建军的。
我点点头，扔给文书一根烟，他笑嘻嘻地接过去点上。张建军的事给了我一个教训，所以我让文书注意每天的信件，如果是“女性笔迹、水青邮戳”的信都拿给我看后再发下去。我从来也不与爱情作对，我自己甚至也渴望遭遇爱情，但对我来说，爱情的地位永远次于军规。军规不允许受到任何玷污和挑战，至少在我这里不允许。
信很薄，落款是“内详”。这种欲盖弥彰毫无创意的伎俩真是幼稚。我拿着信看了好一阵。我不知道那个刘霞写了些什么，问题是，我想知道。我举起信，对着阳光仔细观察，但什么也看不到。我不想侵犯公民通信自由也不想窥探他人隐私，我只是想知道这他妈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知道怎么在不损坏信封的前提下把信打开吗？我问文书。
简单。文书说，放在开水壶嘴上，用蒸汽把封口的胶水化开，看完再粘上就对了。
这么专业，你不会是经常偷看别人的信吧？
我哪里敢。就是上高中的时候偷看过一次。文书嘿嘿地笑，我看上我们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