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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直截了当地问她，你拿得出白岩松的授权吗？这女人说我跟朱宏钧说过。我说你认识白岩松的妻子跟认识白岩松是两回事。
她答得倒也有趣：在跟朱宏钧的交往中，我把她和白岩松看成是一个人。不过越接近事实的核心，比如签名和题词是怎么来的、有没有得到白岩松夫妇的认可等等这些问题，她就一概糊弄过去，就算旁边有摄像机对着，她也毫不改色。
到了后来，我已经烦了，这人整个一空手道嘛！其间不断有报社同事进出办公室，见我跟一中年妇女对坐着“探讨”问题，旁边还有一摄像机伺候着，都觉得有点搞笑，有人居然还拿出相机来拍。真是，什么立场！
那天刘洁晚上六点多才走，最后大概她也意识到这次有些失策，脸色不算好，跟进门时的趾高气扬有了天壤之别。那天的场景我又详细记录下来，发在第二天的报纸上。4当时我以为，这件事已经差不多了。没想到那天上午，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位读者马先生打来的，他说除了《赢在起点》这本书外，周某还写过另外一本书叫《芝麻开门》，这两本书是一套丛书，里面都有吹捧刘洁的肉麻文字，但是马先生发现那本《芝麻开门》绝大部分内容都是从《卡尔·威特的教育》、《井深大早期教育法》、《斯特娜的自然教育》这三本译作中抄袭过来的，但是在书里却成了刘洁提供并“审校”的内容。
这个读者电话让我本来已经放松的神经又绷了起来。因为刘洁之所以这么有恃无恐，一方面是因为早教市场毫无章法可言非常混乱，另外一方面也跟她周围像周某这样的写手卖力的吹捧不无关系。如果没有接二连三的在媒体上露面，谁知道刘洁是谁啊？
况且很多家长是因为看了报纸的报道才高价请刘洁去做咨询的。中国老百姓对媒体有种天然的、朴素的信任感，如果利用这种信任感牟取利益，是非常不齿的行为。
编辑本来也准备就此为止了，但是听到这个情况后也同意让我再做一次采访。
马先生是一位博士，孩子刚4个月大。他不仅拿出了《芝麻开门》和其他三本书，还把书中一模一样的地方都找了出来。其中《斯特娜的自然教育》一书几乎是被整个克隆到了《芝麻开门》中。另外我居然在《芝麻开门》的前、后分别找到两部分完全一样的文字，并不是印刷错误，也不是一段两段，而是好几页。想了半天，唯一可能的原因就是：抄重了，又忘了。
这次采访还有一个意外收获，我从马太太那里知道，她按照书上留的联系电话打过去想找刘洁，没想到接听的“育婴专家”竟然是李某，也就是周某27岁的妻子。她也在从事和刘洁一样的工作，而且收费也和刘洁一样，顾客上门一年4800，她上门一年10000。这让我很吃惊，因为8号这夫妻俩亲口告诉我，他们不过是写东西的记者而已，跟刘洁的经营没有任何关系。
回报社后我就给周某打电话。大概是第一篇稿子对他手下留情的缘故，他对我印象很好，但这次我就没那么客气了，直奔主题，一是这书内容是怎么回事，二是李某什么时候从记者变成了育婴专家的。
他开始死活不承认书是抄的，但是马先生提供的证据很扎实，他最后说：“其实你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嘛……”很有点讪讪的。
他也说白了，这本书就是一个字：吹。明明没有出过国，却说他和李某周游列国，宛如多年修炼；大段大段别人的研究成果也成了刘洁“审校”过的东西，还拉来个什么美国早期教育研究中心合作，一回答不出我的问题就拿它当挡箭牌———要在前两年估计还成，现在这样的事大家也见多了，知道在美国注册个什么研究中心跟放个屁一样容易，再说了，别以为扯上美国就没人较真，不就是个美国嘛，我用英语采访没问题，想蒙新时代的青年才俊，没那么容易！
第二个问题就更有意思了。他开始也不承认李某在做收费咨询，只说她给一家婴儿产品公司代理产品销售。我就说马先生家是录音电话，他老婆说价钱的话都给录了下来（不好意思，骗他的）。他立马就承认了，然后苦苦哀求，看在同行的份上，放他一马。
至于李某为什么变成了“育婴专家”，我就懒得细说了，估计大家心里都明白，一个字：钱。这行钱好挣啊，一没标准，二没人管！
5
关于“第一月嫂风波”的第三篇稿子《谁炒热了“第一月嫂”》在2003年2月12日见报了———至此它已经成了当年第一件热点新闻。
在《中国青年报》和我们之后，各大媒体都开始关注这件事。不过与媒体的声讨声浪相比，事件的回音却根本听不到：派出所虽然接到报案，却连案都没有立，因为刘洁经营的那家咨询公司证照齐全，他们觉得应该由工商部门来查；而工商部门却也不愿意介入，因为早期教育根本就无法无制度可依。这事情就那么吊着了，苦的是那些交了高价又和刘洁撕破了脸皮的家长，乐的是刘洁，她这几天还在上下活动，还说：“他们都是诬陷，我根本没事，要不怎么还没被抓起来呀？”瞧这事闹的！
周某工作的报社部门负责人后来找到我，因为此事的曝光让他们非常被动，想对周某的行为做出处理，希望我能提供他剽窃和以职务之便给刘洁做虚假宣传的采访材料、录音。尽管他们的态度很真诚，但是我最后还是拒绝了，因为那些东西只能用来证明我发在报纸上的文字的真实性，至于周某应该受到什么样的处理，则不是我能决定的问题，而且那种做法我也觉得不大合适。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在我们和《中国青年报》之前就已经做完了关于刘洁涉嫌诈骗的专题，我们对周某和李某的调查他们不仅做了，还拍到了画面，包括家长找刘洁、找李某咨询的内容，但是直到两家报纸把这事掀了个底掉，这期节目还是没有播出。
2004年2月，刘洁将最早报道此事的《中国青年报》告上法庭，这篇采访手记因为记录了当时的一些场景而成为《中国青年报》呈交法庭的证据之一。
在之后的半年里，法院一审、二审先后判决刘洁败诉。
副市长下跪，我惭愧
这个一年多时间里宁愿承受旁人种种揣测的目光也要举报副市长的女子，不知怎么，一想起她，我忽然觉得愧不能当。
1
2004年7月底的“副市长下跪事件”是这一年最吸引眼球的新闻之一。我关注它了几个月，费了很多周折，终于还是发了出来。但是很奇怪，我的心里并没有以往那种畅快感，反而觉得，非常惭愧。
并非是这稿子内容让我惭愧，我可以为自己发表出来的每一个字、每一个细节负责，但是有些东西是超越文字的，它们让我在回想起这件事情时，内心不安。
2004年4月18日，我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是个女子，说刚刚看到我发的那篇“质疑平舆杀人案死亡数字”的稿子，觉得有件事我可能会感兴趣。一问，是关于一副市长违法乱纪的事情。当时我还沉浸在河南挖尸体的兴奋中没完全拔出来，再说现在官员违法乱纪的也比较多，也就没有特别在意，只让对方把材料寄给我。
4月19日是星期一，刚到办公室就发现桌上有一封特快专递。拆开，先看到几张照片，一个表情尴尬的中年男人跪在地上———从没见过这样的照片，有趣。
翻过来一看，每张照片上都写着字，某年某月某日，李信在某处下跪，求我不要做某事……真正让我吃了一惊的是照片中这个李信的身份———山东济宁市在任的副市长！
副市长下跪？这可是个稀罕事，反正我是从来没有遇上过，兴趣立即从无到有，开始膨胀。
拿着这些照片，跟着就冒出些问题：这照片是谁拍的？李信是不是自愿接受拍照的？如果是自愿他跟对方究竟是什么关系？……不要怪我八卦，看到这样的照片谁都会先问这些问题，因为这关系到这些照片的真实性，也是这件事情成为轰动新闻的必要前提。
同事们看了照片后，都是啧啧称奇，只是担心，此人还在位，采访能否顺利进行？我说试试看吧，先跟寄照片的人取得联系再说。
杨问我，你觉得这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拿出照片之外那堆材料，其中有好几封李信的亲笔书信，内容有的恳求哀婉，有的措辞严厉，还有一封他写给情妇的，用词极其少儿不宜，此外还有以100万元“封口”的书面“协议”以及一些银行转账记录。我说，尽管还没见过这寄信人，但是常识告诉我，要想伪造这些证据实在不容易，这个副市长多半有问题；这个寄信人跟他的关系，自然也不一般。
2
大约一周后，我跟寄信人李玉春约在报社做采访。她进来时，我有点意外，因为我并没有想到她是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子，身材高挑，眉目清秀，谈吐也很得体。她告诉我，今天来《北京青年报》报社之前，她刚找过《新京报》，把照片和材料递了过去，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有回音。
“媒体对这样的事情应该会感兴趣。”我这么说是想安慰她，没想到这话好像勾起了她很多感慨。她说她跟李信2002年初认识，2002年底“合作”开办公司，2003年2月发现对方涉嫌“洗钱”开始举报遭到报复，后来便不断地举报、被报复、又被举报、又被报复，从2003年11月开始，她躲到北京，开始向她所能接触到的媒体求助。
“今年2月，中央电视台一个栏目告诉我，他们准备调查这事。”李玉春说，“他们甚至还去了上海调查我被绑架、打伤以及李信洗钱的事情，但是李信的弟弟是公安局长（实际上是济宁市任城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后来也被停职），中央电视台记者在济宁的采访非常不顺。”
我跟李玉春见面是4月下旬，而央视采访她是2月底，去上海则是3月初。我问了一下那个栏目的名字，顿时知道节目搁浅的原因，这件事如果被它播出来，绝对是爆炸性新闻，因为它们分量太重，结果3月16号就成型的片子，到一个多月后的4月底，依然遥遥不见天日，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播出来。
有个问题，在她进门时我就想问，也曾经一度想放弃，因为不知道这么问出去会不会让她认为我心存龌龊，但是掂量了半天，我还是问了，问的时候关掉了采访机：“你跟李信除了是生意上的伙伴外，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关系？”
李玉春很警觉地看着我：“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难道这些东西都不能证明李信的确做了违法犯罪的事？”
我说，这是任何一个看了照片的人都会问的问题，尽管我相信你的话都是真的，尽管我也相信李信这个副市长的确有问题，但是我还是必须问清楚，因为这直接关系到照片是否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