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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了一会儿，星文开始无话找话。他问刘伟：“您的法语是在哪儿学的？”刘伟说：“是在四川的一所学校学的。”这让我稍微有些惊讶，我一直以为他是北外毕业的。我所知道的四川在20年前就有法语专业的大学除了四川外语学院之外就只有四川大学了，我自己是川外毕业的，所以当时我也没有多想，顺着就问了下去：“是四川哪个学校啊，川大吗？”
刘伟摇头：“不，是四川外语学院，在重庆。”星文一听，指着张大嘴巴惊愕中的我说：“他也是川外毕业的！”刘伟也大吃一惊，有些不相信地看着我：“你真是川外毕业的？”我点头：“是真的啊，我是川外英语二系94级的！”
刘伟说：“我是78级的。”我说那时候法语系还和德语系合称法德系呢。刘伟眼睛一亮：“是啊，法德系，法德系！”我问他还记不记得在川外时的老师，他说专业课老师中他只记得冯光荣，另外还记得有个体育女老师蝶泳游得很好———那位女老师我知道，也曾经给我上过课，而冯光荣便是我在川外读书时的院长！
他说，我是他这么多年里见到的第一位校友。
如果说前几天听到的关于他的故事还只是让我觉得离奇的话，这个意外一下将我和这个故事的距离缩短了———因为自己和刘伟竟然会在万里之外的异域，发现彼此有着一块长达4年的相同记忆，它来自于同一个校园，也许甚至是同一棵树或者是同一扇窗户。
在最初的惊愕过去后，我和刘伟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他的神情已经不像先前那么自如了。我说：“您比我高那么多级，我得叫您大师兄。大师兄，我们俩拥抱一下吧。”说着我们俩就真的在雅温德炎热的阳光下一块小小的绿荫里拥抱了一下———我看见他的眼圈一下红了。
第二天就是离开喀麦隆的日子。中午我们正在收拾东西时，刘伟来了。我们将翻译费用付给他后，他并没有急着离去，坐在床边一边看着我们收拾东西，一边和我们闲聊。
“大师兄，我们照张相吧？”我拿出数码相机，让星文给我们拍了两张合影，相片上他的笑容很平静。
“好了，我走了。”拍完照片他就起身告辞了，我们重重地握了一次手，然后他转身就走了，我目送他走出大门，他没有回头。
两个小时后我收拾完东西，走到阳台上想伸个懒腰，忽然发现一个人正蹲在中国大使馆门前的树荫里，默默地抽烟。是刘伟。我看了一会儿，终于忍住没有叫他。
后来我和星文就离开了喀麦隆，继续我们的非洲之旅。其间经历了很多波折，也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麻烦，我都没有再抱怨一个字，因为每当这时候我就会想起刘伟，想起大使馆外那个沉默的背影。一个月后我回到国内，踏上北京的土地时，心里只有两个字：幸福。
回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几次想把这事写出来，都没成功，因为我怀疑这些文字能不能承受得住那么多年的爱恨哀伤，我也怀疑这个故事能不能承受得住时间的刻画———有一次我把这事情讲给川外的一师弟听，他惊讶过后第一反应居然是：“刘伟竟然会因为这个原因留在那里？要是现在……”
那年秋天接到陈顺和徐老师的电话，他们也回国了。我想问刘伟怎么样了，但是想了想又没问，因为我想生活的脚步总归是朝好的方向前进的，至少我希望是这样。
谁的机遇
他太担心放弃，可是不放弃哪儿会有收获；他也不考虑自己，因为他拿不准自己有没有变不可能为可能的力量。
1
在新闻学院读书的时候，10个人住在一个大宿舍，跟教室差不多，很宽敞，我是老九。老三是河南人，家是农村的，很艰苦朴素，为了来北京上学，他家借了很多钱，他继母为此还跟他父亲闹了很多别扭。跟我一样，穷人家的孩子都早当家，老三那时候是我们班的出勤冠军，从不缺课。
怎么说呢，我觉得人的未来有时候跟他的性格有很大关系，老三就是一个例子。他表面上性格很开朗，其实是个性格很矛盾的人，颇为自负，也颇为自卑；两个极端，两相辗转。
那年夏天，班长老五问我愿不愿意去《北京青年报》实习，说报社想找两个男生。我当时穷得丁当响，食堂里大师傅管我叫“刀鸡蛋”，因为我经常就是打一份米饭，炒两个鸡蛋当午餐。我说干吗不去，听说“北青”还给实习费呢，为了挣钱我也得去。实习名额有两个，另一个就给了老三。
第二天中午，班长带着我跟老三去北青报。那时报社还在东南三环的潘家园桥边上，一栋有些年头的六层楼里，而我们学校在石景山游乐园，北京西五环外，花了两个小时才横穿了北京城，见到了当时国内新闻部沈主任。我们问沈，实习都干些啥，要写稿子吗？沈说，不用写稿子，你们要做的就是每天把中央电视台各整点的新闻录下来，然后列表交给编辑，如果编辑需要，就把电视新闻转成文字，这就叫“扒稿子”。
我没想到工作这么轻松，求之不得，却没想到次日我去叫老三一起到报社的时候，他却说不去了。我很吃惊，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实习就想发稿子，要不以后找工作怎么办呢？———原来是沈的那番话让老三的心里起了变化，让他改了主意。
从此我就开始了一个人穿城去实习：上午十点出发，中午十二点到，正好录《午间三十分》，把其中有趣的内容整理成文字；下午编辑从报纸上找稿子（那时候网络还不像现在这样大规模地影响报纸运作），我就把稿子剪下来，贴在稿纸上，送到打字室录入；晚上又录《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以及《晚间播报》和《晚间新闻》，如果编辑需要的稿子多，经常要“扒”稿子到晚上十一点。等编辑签完版后，已经十二点，这时我才能回家，坐夜班车再次穿过北京城，回到宿舍已经一点多了。这样的实习，我坚持了整整一年。
2
在后来深夜里一个人坐在夜班车上时，我经常在想老三为什么要放弃。我记得当时还试图拿“北青实习能挣钱”来说服他改变主意，但是他来了一句“人干事不能为了钱”把我噎了回去；除了不能发稿子外，《北京青年报》当时如日中天的气势也对老三有一定影响。那时候我们学校研究生部在“北青”实习的人其实不少，他们带给我们的信息就是：去北青报实习也是白搭，那里绝对留不下应届生，都是从其他报社挖人。实习的终极目的当然还是为了找工作，既发不了稿子，又没留人的机会，老三放弃也是情理之中。
我一直很惬意地在北青实习着。老三后来去了《农民日报》还是《光明日报》实习，我记不得了，那段时间我早出晚归，跟他都没怎么见面。
扒稿子到了第三个月的某一天，沈开完编前会回来，说大家都在议论“李敖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一事，觉得挺奇的，想做追踪，又没想好怎么做。我说问问诺贝尔委员会不就清楚了。
沈说，人家在瑞典，怎么问。过了十分钟，我给了她诺贝尔委员会办公室的电话。她很惊讶，我说在网上用英文查到它的网站，都是瑞典文，看不懂，但是电话号码却是阿拉伯数字，谁都看的明白。
沈大喜，让我继续跟那边联系采访———那是我进北青后第一个采访任务，兴奋坏了。电话打到瑞典，用英语说了一会儿，接电话的是诺贝尔委员会首席执行官的女秘书，她用英文给我做了解释后，又怕没说明白，让我留下传真号码；半小时后，有执行官亲笔签名的一封答复函发了回来，答复得非常详细，事情不过是一场误会。采访加上我写稿子的时间，不过三个小时。
沈马上把稿子交给当时的总编，总编也很惊讶。从此我开始有了采访的机会，不过“扒稿子”仍是我的主要工作。实习了半年后，我居然也在《北京青年报》上发了不少稿子，这让老三觉得很惊奇。到了第二年二月，班上同学都开始找工作，我也茫茫然地跟着他们去参加考试，当时我根本没想到能进“北青”，因为它当时实在太火了，真是没敢想。3可是世界上的事情有时候就是这么奇特。在我没把进“北青”当回事的时候，沈突然告诉我，“北青”那年终于有了人事自主权，可能有留京指标，她可以帮我争取一下。我还是没在意，还继续参加了国际广播电台的考试，还通过了复试。
三月的一天，沈忽然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第二天就算有再重要的事情都放下，去参加体检———我当时真是又惊又喜，根本没想到的好事就这么不费吹灰之力地掉在了我头上。那年“北青”就留了两个应届生：我和时政部的同事小袁。
同学们知道了，都很惊讶，以为我花了很多钱，也有人说我跟报社领导肯定有亲戚关系。胡扯，我那时毕业连房租都是借的，哪儿有钱干那事。老三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单位，毕业前才跟一个研究所签了，去搞宣传，单位在香山，去天安门都说是进城。后来碰到他，他抱怨说做得不开心，想跳槽却又担心违约金。
大概在2002年，老三忍受不了，终于交了违约金跳槽到了一家行业杂志社；用他的话说，一个总编，一个主任，就他是干活的。嫌累，又想跳，却又没有合适的。
到了2004年，我们单位筹办《法制晚报》，要招人；我告诉了老三，他交了简历，还让我帮他找了里面负责招人的熟人，一起见了个面。他咬牙切齿地说一定要跳槽，还说多年前他放弃实习“北青”是他最后悔的一件事，这次绝对不会再失去机会了；熟人对他印象很好，说去做中层没有问题———这点不否认，老三绝对不是个没水平的人。其间熟人问他现在一个月挣多少钱，他说5000左右；老三反问，如果去了法晚，能挣多少；熟人没明确说，也没法明确，报纸还没创办，怎么说得准，她只说应该能挣到你现在这个数。
谈笑甚欢。
然后我就忙自己的事情去了。5月法晚创刊时，我以为老三已经在那里工作了。到了去年底，法晚发行不断上升，给《北京晚报》开始构成威胁。这时候我还在想，老三现在该做得很开心了吧。于是我就给他打电话，人家说他根本就没跳，还在那杂志社耗着呢！
我实在没想到，问他为什么。他说，既然挣的都差不多，何必再跳呢？我登时明了，老三就是这么个人，很多时候他的判断仅仅来自外界简单的信息，比如沈说的不能发稿子，比如熟人说应该能挣到现在这个数，然后就做了决定；他太担心放弃，可是不放弃哪儿会有收获；他也不考虑自己，因为他拿不准自己有没有变不可能为可能的力量。所以到现在，老三还在那杂志社里呆着，照样又累又不开心。
所以说人的性格决定他的选择和未来，这句话真的很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