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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钱都不卖。
那年，我迷上《岳飞传》，我爸熬夜一张张画岳云，八大锤，画丢了，但岳云的姿态，前腿弓后腿蹬，永远也忘不了。
那年，我迷上院里的姑娘，我爸知道了，什么都不说，很多年后才淡淡地问了句，当时是真喜欢她啊？
那年，我开始学抽烟，夜里停电，我爸掏了支前门，给我点上，等我抽了两口，他说：抽烟不好。
那年，我每天疯玩，顺着门缝偷看电视，他撕了我的化学书，然后一个人抽闷烟，直到深夜，叹气声叫人心疼。
那年，我辞职在家，准备开始当编剧，一年多没收入，我爸只问过，手头的钱够花吗？
那年，我……
我刚认识我妻时，告诉她：作为一个父亲，我爸可以打满分。我妻嫁我之后，短短数月，表示同意。我和我妈被我爸宠了一辈子，直到他走，我妈才意识到……此后，无论我怎么打保票，要对她好，我妈都听不进去。我明明看到，不到一年，妈居然迅速成熟起来，明理，练达，与一年前判若两人。
这份成熟，叫人心疼。
有本小说叫做《世界上最疼我的人走了》。
与老妈共勉。
（叶培生摘自《感动》2007年第9期）
一个老兵的回忆
●张 卫
在一个废弃的机场附近，一栋二层的农宅前，蹲着一位穿蓝背心、蓝裤子的老者，像一尊蓝色的老树疙篼。他就是我要寻找的老兵。
老兵背已驼，皱纹比头发多。和他握手，犹如握锉刀。递烟过去，他双手捧了，点燃，吸，脸颊瘪进一块，慢慢弹回……我问：你当年在这机场当过兵吗？他说当过。
老兵服役的机场，即抗战时著名的粱山机场，它始建于1928年，由主政四川的刘湘修筑；1937年抗战爆发后，成为大后方离日军前哨最近的机场。 1944年初夏，中方应美国军方要求，征集4万民工扩建，以供美军超级空中堡垒B－29起降，其跑道要求长2600米，宽60米，厚1米，才能承受降落时几百吨重力的冲击。为达到标准，4万民工完全靠血肉之躯来抢修跑道，竟有三千多人病死、累死（当地县志有记载），但终于创造出奇迹：当年9月，由这里起飞的B－29，猛烈轰炸了日本本土的八幡制铁所、驻台湾日军和汉口日军……这些，多是星散于档案中发霉的字，从无鲜活例证。
老兵却是活档案。 “我生于民国七年，”老兵说，“今年吃90岁的饭了。从1937年参军驻守机场起，我在这里生活了70年。”他强调： “我不是壮丁。我读过私塾，学过中医，当年参军就是为打日本！”到机场后，他先后当过护场警卫、电话士、军医士，曾授衔空军上士。
也许当过电话兵的缘故，老兵口齿清爽。他说，由于机场离前线近，日本人把它看成眼中钉，经常来轰炸，“这里是川东除重庆外炸得最惨的地方。机场夜航之初，没电，就点亮几百盏马灯，日本飞机像苍蝇见了血，一群群扑来，那个炸弹啊，就像落雹子，我好几次差点报销了。”说罢，他嘴角翘起笑纹。又说，直到美军进驻后，情况才大变，“美国人一来就牵了电灯，不牵不行，他们的飞机太大了，”他瞅瞅我，“像你那么大个子的炸弹，飞机要装二三十个。日本人不晓得美国人来了，照样搞偷袭，结果我们的P－51，又叫黑寡妇一上去，就干下它好多架。那之后，鬼子就只能挨我们的炸了。”
为了让“鬼子挨我们的炸”，老兵见证了当年民工惨重的牺牲。“我学过医，知道他们患的是霍乱，掩埋前要撒石灰，一撒，没断气的人就哇哇乱叫，痛啊，隔好远都听得见！”为什么有那么多民工染霍乱？老兵说，他曾去过民工伙房，“大筲箕里盛着糙米饭，远看糊着一层黑麻麻的东西，一走近，哄地飞开，原来全是苍蝇！无菜，即便有也只是一钵盐巴汤。”住宿就更糟了，“县城里的庙宇、祠堂睡满了，连街上都睡满人。缺水，无法洗澡，粪尿乱流，这怎能不生病嘛！”民工病后，“先是一个个地死，后来就是一窑窑地死。有一天，我去忠县出勤务，见沿途摆满无人收的尸体，我数了数，至少有200具……”
我又给老兵点上烟。他沉默了许久，说：“他们忙不过来时，我们军人也去帮忙。”老兵还清楚记得几万人顶着烈日苦干的情景：人像蚂蚁一样排着长队，把土从几里外挑来；原先的跑道挖开一两米深，再填石板；几百个大汉拉着比人还高的石碾子当压路机使，“我们完全是血肉修机场啊！”
老兵记得，1945年8月的一天夜里，“我们最先从美军电台里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都不敢相信。直到长官宣布后，大伙先是欢呼，接着一片大哭，都是七尺男子汉呀，为了这一天，梁山死了多少人啊！”
1946年，老兵结婚了，妻子是当地一个农家姑娘。为了家庭，老兵两次放弃改变命运的机会：一次是去东北，一次是去台湾。“去东北是1946年夏天，那边需要熟手，和我一起参军的好些兄弟都过去了，我嘛，刚结婚，走不脱。”老兵说，一个比他小4岁的黎姓兄弟去了沈阳，辽沈战役时，黎跟着起义，集体加入四野组建的人民空军，“老黎后来官至团职，离休后，每月拿三千多块呢！”去台湾那年，空军有规定，只准军官带家属，老兵是军士，要去只能单身，“我放弃了，舍不得家眷啊。”
老兵是当年的国军，我还想知道他在1949年以后，尤其在“文革”中，他的遭遇……老兵沉默了。我问急了，他叹口气道：那些烂谷子，就莫再扯它了。
老兵说：“你晚上到机场去看看吧。”我说看过了，机场空了，跑道上是成群的牛和狗。老兵说不，有人，很多人晚上就出来烧香烛，“那地下，埋着魂啊！”我问老兵，你现在有收入吗？他摇头。我说你当年的兄弟，就因为去了东北，今天能拿离休金，你不后悔？老兵笑了，“也许该去吧，也许，我早在那边死球了。”我说，当年去滇西抗战的老兵，现在每个月还有120元补贴呢，你知道吗？老兵说，“不知道。其实，钱不钱的，对我还有多大意思？都90岁的人了，还想那些干啥？”
该告辞了。对他说点啥呢？想了许久，我说，你晓得你的身份吗？老兵脸抖了一下，“不晓得。”声音轻似耳语。
“你是一个军人，”我大声说，“一个抗日军人！”老兵的头慢慢垂下去，许久，抬起来，眼里竟噙满泪水。那一瞬，我鼻子一酸，眼也湿了。
老兵胡俊才，抗战时驻四川梁山机场空军上士，现重庆市梁平县梁山镇八角村农民。
（郑 航摘自《南方周末》2007年9月6日）
飘在巴黎圣母院上空的爱情
●欧 欧
黄昏，塞纳河如一个羞涩的少女，在夕阳的余晖中静静流淌。哨声响起，刹那间，巴黎圣母院的上空鹆子漫天飞舞，恰似天空云霞朵朵。坐在河边，我被眼前的这壮观的景象惊呆了。定睛一看，原来，一位老人正在喂鸽子。
老人穿着一件土黄色的外套，如果不是他银白色的头发，那慈祥的笑容，和熠熠生辉的眼睛，倒真与巴黎街头那些流浪汉没有两样。鸽子，在他身边飞旋、翩舞，落在老人头上、肩上、手上。老人捧着鸽子，像捧着世界上最珍贵的宝贝……这一幕似曾相识，我猛然记起，在一本介绍巴黎风情的书上，我曾见过这一幕，这老人！
朋友对我说，别看这老人一副流浪汉的打扮，听人说，他曾经是法国波尔多葡萄庄庄主的儿子，为了爱情，才流浪到巴黎，在巴黎圣母院喂鸽子的。听了，我大为震惊。
从此，老人引起了我深厚的兴趣，每次沿着塞纳河走，脚步总会不由自主地向巴黎圣母院走，不是向往巴黎圣母院，而是向往那老人，那鸽子……
去的次数多了，与老人渐渐面熟，操着不太好的法语，与他闲聊，庆幸的是，老人对我，亦如对他的鸽子。
暑期到了，葡萄成熟了，农庄开始招人干农活，朋友要去波尔多。我知道后，兴奋不已，波尔多，是喂鸽老人的老家，说不定，会有意外的收获。于是，坚决要和朋友一起去。那晚我们住在一个农庄主的家里，主人一对老夫妇，老头的话不多，老太太倒挺热情。我迫不及待地说起巴黎圣母院那位老人。老太太听了，沉默了许久，问：“他好么？”
我从她的话中，听出了深意。于是等席散了，跟着老太太进了厨房。老太太讲起了那深藏在心中的故事。
当年，她家和老人家都是波尔多有名的葡萄庄，两家为了扩大势力，决定联姻。主人公当然就是喂鸽老人和这位老太太。两人虽都有恋人，却仍无法抗拒家族的命令。他们在巴黎圣母院举行了盛大的订婚仪式。谁也没料到，老人的女友得知消息后追到巴黎，在巴黎圣母院门口恂情。老人悲伤欲绝，当晚就失踪了。此后，许多年，谁也没有见到过他。
老人是什么时候回到巴黎的，是一个谜。而这个谜的谜底，也许只有巴黎圣母院，漫天飞舞的鸽子才知道。
听了这个故事，我感慨唏嘘不已。故事是老去的故事，但给人的感动却是永恒，无法言表。
回到巴黎，再去圣母院，再见到老人时，心情竟如此的沉重和敬畏……爱情到底是个什么？直叫人生死相随！
又是夕阳下，树木的顶上盖着紫色的云雾，塞纳河如一条长带，躺在的纷杂的两岸中间。没有人声，只在鸽子在飞舞……
（邓伟明摘自《欧洲时报》2007年第9期）
来世我愿做托斯卡纳的一棵树
●陈丹燕
要是有来世，我想我不愿意再做一个人了，做一个人，是很美，可是也太累。
我来世想做一棵树，长在托斯卡纳绿色山坡上的一棵树。
要是我的运气好，我就是一棵形状很美的柏树，像绿色的烛火一样尖尖地伸向天空，总是蓝色的，金色流溢的天空。我的树梢是尖尖的，在总是温暖的绿色的山坡上静穆地指向天空，好像是一个在沉思着什么的人，其实我没有思想，也不再了解思想的疼痛。
我能看见很远的地方，变成了孤儿的拉斐尔正在渡过一条蓝色的小湖，他要到罗马去画画，他忧郁地看着托斯卡纳美丽的坡地，这是他在告别自己的故乡。
而在一个阳台上，达芬奇正在给蒙娜丽莎画着肖像，她微微笑着，是那种内心细腻的人，为了掩盖自己而挡在面前的微笑，没有这种心思的人，会觉得那种笑很神秘的。
年轻的米开朗基罗从翡冷翠老城里的一扇木门里走出来，他的脸带着受苦的样子，他的天才压死了多少代画家，可他觉得自己的一生是不幸福的。
而在圣马可修道院里，安波切利在墙上画出了世界上最美的天师报喜。我终于有机会看看我喜欢的画家。虽然这一次我的心不会再有疼痛而甜蜜的感觉，可我终于是看到他们了。
我长在山坡上，天天晒太阳，鸟在我头上叫，风从我的树枝里经过，像梳子经过长长的头发。我的一生只要好好地站在那里就行了。
要是有风把我吹倒了，经过的人都说：“该死的风。”不会说：“你为什么还躺着伤心，快自己站起来，上帝都说了，你要自救，上帝方能救你。”
我希望在我无尽的生生世世里，有一世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