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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作者:尤凤伟-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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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桐有些不解,问:“这不是又回到大锅饭?”
  关总说:“起初我也有这种怀疑,但仔细一想,非但不是大锅饭,而是一种既科学,又合理的分配方式,可以调动两方面的积极性。一方占有股份,一方不占股份却享有一定的股份利润,属没有股份的持股人。这样既解决了股份分散带来的问题,又解决了少数人持股的弊端,可以说各得其所。”
  吴桐听得如坠五里雾中,但他极力拨开迷雾,力求看清事物的肌理。他似乎有所领悟所谓知识经济的“科学合理”(关总语),但又觉得推行起来会遇到问题。他把自己的想法向关总道出。关总沉吟片刻,说:“会有阻力。”小汪问:“两全其美的事,为什么会有阻力?”关总说:“阻力来自人的短视,急功近利。”吴桐有些不解。关总转向小汪说:“小汪我问你,你现在要是中彩五百万,是存银行还是进行投资?”小汪真像中了大奖似地思考一番,后郑重说:“我存银行。”“为什么选择存银行?”关总问。小汪说:“存银行保险。”关总说:“如果投资没准几年后能增值到一千万呵。”小汪说:“我宁可守住这五百万,也不想冒风险得到那一千万。”关总说:“这便是我说的短视,不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我再打个比方,养一头猪,立马杀了,能卖一百块钱,全归你。雇个人再饲养一年,能卖四百块钱,扣除工本费二百块,能净得二百块。账怎么合算是很清楚的,但人们宁肯早杀早得一百块,也不愿迟杀迟得二百块。为什么?想早早把钱装进腰包里。现在的许多经营者就是这种心理,以一夜暴富为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便像阎王对待小鬼那般对待他的职工,压低工资,克扣工资,不改善劳动环境,甚至不顾职工死活。这样的事体如今比比皆是,已到触目惊心的地步,完全丧失了人性!”关总说着说着不由愤慨起来,脸涨得通红,像喝多了酒似的。
  “好了,好了,你又不是救世主,用得着操这么多心,伤肝动火?”伯母劝解说。
  “听伯母的,吃饭。”吴桐说。他本来还想就泰达目前的状况与关总做进一步探讨,见关总这样,就打消了这念头。
  离开关总家,吴桐想:看来人有心“出世”也是不易的。
  一家三口服毒自杀事件,先是传闻,尔后与泰达挂起钩。
  传闻总能把事情说得有鼻子有眼:两口子一块下岗,失去生活来源。这一天儿子说馋水饺,当爹的手攥着仅有的两块钱去市场割肉,一刀割下来超过了两块,他要求从上面切下来一点,卖肉的不干,且出言不逊,说他是故意捣蛋,他如实说只有两块钱,不料卖肉的听了生出恻隐之心,没动刀便把肉丢给他,嘴里却说了句不三不四的话:像你这么活还有个什么劲呢。他回到家越想越窝囊,心一横把一包鼠药掺在饺子馅里。学校老师发现班里的一名学生接连旷课,便去家访,敲门敲不开,产生怀疑报了派出所,民警去打开门发现一家三口都死了。
  与泰达挂钩因为死的一家之主是地产公司的职工。
  这一事件是何总在紧急碰头会上宣布的。何总所讲比传闻简洁,却具有权威性:死者包某,男,四十七岁,地产公司机械队铲车工。家属曲某,女,四十二岁,华夏纺织厂下岗女工。小孩,男,十四岁,中学生。经法医鉴定死因是毒鼠强中毒,排除他杀的可能。
  介绍完情况,何总开始布置善后,鉴于是自杀,遂不存在法律问题,又鉴于是全家人遇难,要做的事相对简单,一并火化而已,何总着重谈了对这一事件将在公司产生不良影响的应对,谈到这上面何总神情严峻,语气沉重。
  他说:“人死不能复生,而我们公司还要生存发展下去,因此必须认真做好应对,把影响减小到最低限度,不能由此引发出危机。具体事项,一是宣传处时刻与媒体保持联系,要不惜代价杜绝消息披露。二是地产公司开始人心不稳,机械队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正在鼓动工人到市政府上访。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要做好工作,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何总提出由公司派出得力干部,到地产公司做化解工作。
  让吴桐没有想到的是这事竟然落到他的头上,自己是一会计师,这不在自己的职责内啊。是宫汉臣的提议,说他的叔弟在机械队,可做内应。吴桐嘴里不说,心里却反感“内应”一说,机械队不是敌营,叔弟也不是奸细。当然他心里也清楚宫推荐他去是鉴于他俩刚刚结成了“联盟”,他去他放心。
  路上,小汪告诉他两年前机械队也闹过一回,何总和王梅一块赶去做工作,可工人不仅不买账,反倒把他们搞得十分狼狈。从此他们再也不肯去那里。别的领导也一样。
  机械队不在地产公司本部,车行半个多小时才到,在门外只听车间里人声鼎沸。吴桐让小汪先进去把叔弟喊出来,很久没见着叔弟,也顾不上说家常,直接问工人有什么动向。叔弟说正在议论是先去火葬场开追悼会,还是先去上访后开追悼会。吴桐感到事态严重,忙掏出手机打到何总办公室,何总显得很激动,说要想一切办法阻止工人上访,告诉他们只要不上街别的都好商量。挂了电话吴桐怔了怔,像对小汪和叔弟,又像自言自语:咋商量,咋商量?小汪说让他们选出代表,和代表谈。吴桐转向叔弟问:谁是带头的?叔弟说是铲车班常班长。小汪问这人野蛮不野蛮,叔弟说没见过他耍野蛮。小汪说要是有人对吴总动手,咱俩得上。叔弟说这还用说,他是俺哥。吴桐并不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想的还是解决问题,他问叔弟工人赶在这当口闹事,除了同情死了的工友,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叔弟说要求补发工资,已经好几个月没发工资了。吴桐问你也没发?叔弟说没。吴桐说你咋不早和我说?叔弟说对你说有啥用,也不是我一个人。还有公司要解散机械队,把人一鞭子赶回家,大伙不同意。吴桐不知道扣发工人工资,却知道解散机械队的事,宫讲过。他觉得都关乎工人的切身利益,工人有权利争取,而公司也理应负起责任。“商量”的基础在此。
  坐而论道终不能解决问题,吴桐下了车,在小汪和叔弟的“护卫”下进到车间里。
  许是工人情绪过于激动的缘故,没人注意到从外面进来了人。吴桐趁机观察形势,发现车间很是空荡,有限几台建筑机械孤岛似的矗立着。叔弟悄声说,大部分机械都被宫卖掉了,为解散机械队做准备。吴桐发现工人围在一辆铲车旁,听一个五十几岁的男人讲演,铲车上挂满了挽联和白纸花。叔弟说这台铲车是包师傅生前开的,大伙准备开着它去市政府。吴桐哦了声,问讲话的那个人是谁?叔弟说他就是铲车班常班长。群情激昂,声音嘈杂,一开始吴桐听不清常班长讲的什么,可他清楚情势紧迫,到一定程度常班长振臂一呼,队伍便会浩浩荡荡向市府进发,那时想阻止也阻止不了。可他一时又不知该怎样介入,惶惑中不由看看小汪,小汪朝他点下头,穿过人群走到常班长身前,先用手势打断他的讲话,然后贴着他的耳朵说着什么。这一切都发生在众人眼皮子底下,顿时鸦雀无声。常班长顺着小汪指的方向看,大声说公司派人来解决问题了,我们倒要听听是咋个说法。小汪说是吴总会计师。有人吆会计师来给我们发工资,那我们欢迎。吴桐身上投过越来越多目光,他知道应该出面了,便穿过人缝走到常班长站着的地方,这瞬间他觉得眼前是电影里的场面,自己是电影里的角色。刚刚站稳,便有一个女工擎着一朵白花走到跟前,说和我们一起去给包师傅一家开追悼会吧。他没应声,从女工手里接过纸花。又听有人喊:为什么何绍光(何总)不来?王梅不来?宫汉臣不来?你来能解决问题吗?他转向常班长,向他伸出手,常班长不接“招”,用不信任的眼光看着他。他说常班长我们小范围谈谈好吗?常班长朝大伙发问:他说要我们派代表谈,行不?下面七嘴八舌地吆:我们没代表!我们都是代表!收起这套伎俩!他说可这样什么也不好谈呵。常班长想想问:你能代表公司吗?吴桐说我是公司派来的。常班长问你说话能算数?吴桐说只要我答应了的。常班长说那好,你敢这么说,我也敢毛遂自荐当大伙的代表,但得当着大伙的面谈。吴桐觉得未尝不可,点点头。这时一个瘦高个男工从人群中间出来,站在常班长身旁,说不能让老常单枪匹马,代表我也算一个,这样以后坐班房也有个伴。吴桐吃惊地看看他,下意识地伸出手,那人也伸出手,说我姓安,吊车班的。有人喊安班长。吴桐也朝他叫了声安班长。
  “谈判”在众目睽睽下开始。
  常班长先提条件,说:“我们首先要为死去的包师傅一家讨回公道,悲剧完全是由公司拖欠工资引起,我们要求为包师傅开追悼会,这一条不答应,别的甭谈。”
  吴桐不晓处理此类事情的惯例,可他大致明白两点,一是公司应对包师傅一家的死有态度,开追悼会是应该的。二是这事不能闹出去,以免在社会上造成负面影响。他说:“我认为这个事件公司有责任,公司领导也很痛心,追悼会可以开,但最好不要去殡仪馆,就在车间里开,我代表公司参加。”一片寂静,寂静得让吴桐心虚。想自己这态表得是对呢还是错呢?工人会认可?公司会认可?“我个人认为可以。”常班长表态说。“但是,公司要为包师傅一家买块墓地,立一块碑,碑上写明死因。”吴桐想想说:“买墓地应该,立碑也没问题,死因还是不写为好。”常班长想想说:“也行。”吴桐的心松了一下,他没想到问题解决得这么顺利,觉得工人们还是通情达理的。他说:“这个问题就这样了,下面大家谈谈有什么要求。”还是常班长讲,讲的就是刚才叔弟向吴桐说的两项:补发拖欠工资和不许解散机械队。吴桐觉得事关重大,自己不好贸然表态。他说:“请大家等一下,我立刻向公司请示。”
  吴桐走出车间,给何总挂了电话,在电话里报告了现场和工人谈的情况,然后让他表态。
  何总说只要工人不去市里闹事,可有限度地满足他们的要求。吴桐觉得何总的话怪怪的,问句限度在哪里呢?何总顿了顿,说地产公司的事应该让宫汉臣答复,你给他打电话,让他表态。吴桐虽不情愿可还是给宫汉臣拨电话,电话关机,他只好再把电话打给何总。何总气呼呼地说这个宫汉臣耍花腔,回头和他算账。吴桐不吱声,等他表态。何总问句必须马上定吗?拖一拖行不行?吴桐说不行,工人要立刻回复,不这样就马上去市里讨说法。何总叹了口气,说那就告诉他们,工资的事分两步走,眼下先付一半,另一半春节前付,机械队暂不撤销。吴桐又问追悼会,墓地的事呢?何总说答应。吴桐又印证似地追问句这几条公司都答应了是不是?何总抬高声音说句“就这样”。吴桐带着“就这样”回到车间。
  当吴桐参加过为包师傅一家举行的追悼会,和小汪离开机械队,他并没因自己的“不辱使命”而感到宽慰,相反平添了一份沉重,觉得自己肩头无形中担起了一份责任,这责任就是代表公司对工人做出的许诺(工人们让他写下一张保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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