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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中国文情报告-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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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蒙:当然,人老了有一些精明,不大容易上当,也不大容易自己编造一些童话来安慰自己,但是反过来,也不大容易编造一些鬼故事来吓唬自己。所以这里面我就摆脱了把人分成黑白阵营的模式。在《青狐》中更多的是让你看到一些现实的人,他们也有私心,也有自己的欲望,他们有过压抑也有过扭曲,有过反弹也有过放肆。如果许多人能正视自身,清醒地知道自己并非圣明,并非悲情候补烈士并非耶稣基督,也许这个世界会相对和谐一些。他们的这个欲望也没有出大格,惟一有点过分的是米其南,但也没有到犯罪的程度。在历史转折中,人们常常扮演他所不能胜任的角色。
  王山:无论如何,一群曾经引领历史时代风骚的80年代初期的精英人物,当他们被赤裸裸地写进作品,而且是露底的描写,的确叫人看着一惊。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现时代的一面镜子。这也是让读者觉得沉重的地方。
  王蒙:这里的问题是,不同的语境下边有不同的规则。如果是正式社交场合,必须穿深色西装和打领结,领带都不行。如果是休闲,则要穿得大方舒适。如果在游泳池边,可以穿泳裤,比基尼什么的都行。如果是绘画,不排除裸体。如果做手术治病,必须脱光剃净。此外还有风格的不同,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与毕加索的女人像大异其趣,所以至今仍然有人攻击毕加索,爱伦堡也表示对毕的女人体不理解。还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中国的社会突然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从“文化大革命”进人了这样一个历史转折,历史派定了一些活跃人物,但不等于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已经披挂停当,青狐本来已经习惯于和光同尘,所以我前面一再强调她已经适应了,做一个凡人,一个平常人。她爱情不太成功,但也没什么办法,她不是反抗者,不是遇罗克,张志新。一夜之间,她变成了思想解放的代表人物,她变得比较能够表现自己的性格,自己的才气和爱欲,但她没有准备好,包括参加外事活动,并没有人告诉她。而在过去来说外事活动,周总理才有资格作主。在历史转折当中,人们常常扮演他所不能胜任的角色。历史和人的相对错位,这种错位是永远的。在革命当中有这种错位,例如一个游民变成了土改斗争积极分子,阿Q也要革命。在改革开放当中,也有这种错位,比如一个劳改释放人员突然变成了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杨巨艇比青狐好一点,因为他早就是一个理论家,喜欢分析问题,但是他有这么大的影响,是他自己所想不到的,比如说我在第六章当中老百姓给杨巨艇跪下来,这只能给杨巨艇出难题,这其实是杨巨艇的灾难。所以杨巨艇的表现毋宁说失之天真,失之简单。甚至于犁原、张银波扮演的角色也是他们所没有想过的,他们一辈子都在扮演一个领导,而又比较温和,比较疼爱孩子这么一个好妈妈的角色。但是实际上这个社会的变化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设想。如果研究一下这部书,如果研究一下季节系列里,到处都有历史与人的不匹配。比如说在《恋爱的季节》里,钱文呀,赵林哪,周碧云呀,突然伟大得自己都不清晰了。这是这部作品向广大读者提出的问题,也是人生的尴尬之一。
  王山:您在一篇关于李香兰的文章中也提到了历史派定角色的问题。人有时并没有做好扮演历史派定给他的角色的准备。问题在于,在人的不胜任历史给他派定的角色的同时,在表现出功利、欲望、粗鄙的同时不是也照样可以表现出可爱、温情、向上、光明的一面吗?
  王象:当然有啊,我说的是她不完全胜任这个角色,这是一面,但她又有另一面,比如说青狐,作为新时期出现的天才的作家,我专门有一章描写过,我说青狐自己就像发向夜空的礼花,五光十色,照亮了我们这块贫困的和寂寞的土地,这怎么不是温馨不是祟高呢,青狐的这种个人的表现和历史对人性的解放是合拍的。但同样会有尴尬的一面,这并不可怕,否则读者会说,哎呀,怎么还有这些事呢。读者缺少思想准备,其实需要的是你再仔细的看两遍,王蒙对青狐、紫罗兰、米其南、杨巨艇、犁原、张银波直至白有光,更不要说对钱文、对王模楷,仍然有他的善意,作者就在他们的身边,说,哎呀,我们一块做了很多蠢事,但是历史毕竟给了我们这种难得的机会,我们绝对可以把我们的事做得更好一点。也许表面是那种冷面杀手,如我在有一章的旁白里说的,冷面杀手的后面依然是一颗善心、一种热烈的和友谊的心,仍然有一种怜爱和痛惜。智慧会带来悲悯,会带来超越,会带来洞察、理解,也带来赦免的博爱。
  王山:这么说,这部书里的意思并不那么简单,人们一看,最简单,最浅层次的反应是写了文学,写的一些人不够伟大,写了20世纪最后20年等等,写者下手相当辣。但如果只看到这一步,就不算看懂了。听说您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为这本书的腰封拟的对联是:王蒙画青狐,风姿万种,才情百态,悟出人生哲理,下笔如冷面杀手?季节裁新体,波浪千般,苦闷九重,说破春秋奥妙,行文乃古道热肠!
  王蒙:是的。小说第一个层次,最简单,是季节的后续,是后季节,我认为我填补了这个空白。因为我写到了这个时期,思想也很活跃。写到了赵青山仍然在等待着翻过来,写到了李谷一的《乡恋》,邓丽君的歌曲,一个日本电影《望乡》出现了裸体镜头,变成了一个事件。回味这一段历史,有点味道,可以明白我们已经走了多长一段路。可以治一治大少爷脾气中的健忘症。第二个层次,也很简单,别人一看就明白,写到了文艺界,而文艺界这些人哪一个也不像圣人,同时也不是牛鬼蛇神。用平常心看待历史,看待文人,这样有好处。能算对文艺界的某种解构吗?我不敢肯定。这也是比较容易得到的一种印象。第三个层次,人与他所扮演的历史角色之间的衔接和不平衡。第四个层面,这里面有王蒙的爱情学,就是说爱情对我来说不再是一个童话,起码不仅仅是一个童话,也不仅仅是一种粗鄙。而有大量的主观和客观,梦想和现实,情感与欲望,还有你与我,我与他—男他或者女她的纠葛。第五个层次,人与历史是怎样互相创造的,人的不可避免的世俗性带来了历史的粗糙,夹生,是非的大轰大嗡。最后一个层面是现代化的进程,带原始积累性质的、流着血,出着洋相,犯下种种唐突……然而它又是必然的,伟大的,叫做波澜壮阔的民族振兴与社会进步。我们面临的,而且是我们创造着的是一个宏大的却也是不无冒失的现代化的进程。从中国到外国,有多少简单化的仁人志士,多少简单化的聪明人,多少简单化的药方与思维定势呀。人们啊,你们什么时候能够变得明白一点,包容一点,深刻一点呢?
  王山:有人说您的作品的社会学意义大于文学的审美意义,对此您怎么看?您的作品,尤其是季节系列,让人在阅读的时候有一种在进行智慧的较量的感觉,而文学毕竟需要的是深度的、个性化的、细腻的情感的描写,您是如何看待文学作品中思想与情感的关系,或者说是比例的?
  王蒙:社会学意义与美学意义为什么是对立的呢?至于人们怎么样评论,现在谈还为时过早。作家是各式各样的,作品是各式各样的,当然没有固定的比例。再说一遍,这二者并不矛盾。如果我的艺术描写有不足,那是由于不足,而绝对不是由于思考太多,经验太多,智慧太多。文学期待的,读者期待的是智慧,不是愚蠢。认为忠实的人都是蠢材,而智者大多奸诈,这是反智主义,愚民政策的逻辑。认为艺术需要昏昏,至少不全面。艺术需要投人,有时会显得痴迷,这可以理解,但是智慧会带来悲悯,会带来超越,会带来洞察、理解,也带来赦免的博爱,会带来通向终极探索的痛苦的光辉,这不正是文学梦寐以求的吗?
  (《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12月22日)

 
陆天明:反腐文学需要突破 
《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5期  
  采访陆天明的时候,正碰上一些媒体对田凤山问题的讨论,而陆天明也正忙着为自己辩护。
  在田风山被双规之后,有媒体报道陆天明向他们透露《大雪无痕》里周密的原型就是田凤山,媒体在讨论的是:既然早知道田的情况,为什么不及时举报?
  陆天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重新申明了这个问题的情况。他认为,个别媒体的这种质问根本上是不成立的。他说,其实《大雪无痕》中周密的原型并非是田凤山。田的某些情况写在了另外一个人物身上。即便是这样,在写这些人物的时候,作者也是把实地调查和虚构加在了一起,而且是以虚构为主的。当时对田的情况了解得并不多,他也没有那个可能去做进一步的调查核实。他说:“如果确切掌握了他的证据,再说我为什么不揭发,那就不一样了。当时的情况是,采访于新华时,她谈到黑龙江的问题很复杂,国贸商城的案子看起来已经破了,实际上还没了结,还牵涉一些人,跟省里也有一定的关系。比如省长田凤山就不是个好东西。田到底有什么问题,她没细说。我觉得她当时也不可能了解那么多。她只是基层的一个干部,不可能知道省长的问题嘛。再说,我是中央电视台的编剧,我们去采访是编剧采访,不是记者采访,我不负责调查核实情况。记者要报道必须核实事实,你可以秘密采访,你有这个权利。中央台记者可以带秘密采访机、秘密摄像机,他有法律保护,而编剧是不可能的。编剧未经司法程序许可,未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更不能随意对一个省部级干部进行私下侦查。这一点,即便在欧美,也是不允许的。比如美国的水门事件,就是因为私下搞非法窃听,最后即便是贵为总统的尼克松,也依法接受了惩罚。我没掌握事实,怎么揭发?不可能嘛。”
  文学必须与时代有关
  陆天明的作品在内地流传广泛,具有自己的独特性。相对于现在的私人化写作,他的作品有宏大叙事和理想主义的影子存在。这种风格是怎么形成的呢?
  陆天明说:“从我的个人经历来说,我跟你们现在文学圈里的青年作家不一样。我是从‘文革’时期搞文学的,对文学、人生、社会、历史的认识,几十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必须完成一个自我蜕变的过程,就像一条蛇逐层脱皮。因此,可以这么说,这二三十年我经历了一个艰难的重新认识文学和认识人生的过程。我一直在追间,究竟什么是真文学?在最初阶段,我认为党和革命就是文学。那时候我十八九岁,满脑子拯救世界,改造中国的念头。现在我也并不对此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一个作家假如心中没有一点关注世界关注人类命运的信念,所思所想只有自己那个小我的得失,我总是很难相信这样的人会成为优秀的作家,能写出为历史肯定的大作品来。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来说,是付出了‘血’和青春的代价的。这是我搞文学的第一阶段。”
  后来,陆天明就开始寻找那些年里丢失的东西,进人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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