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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停战的一周内，麦迪逊广场花园发生了一场丢人的争吵，争吵的问题是在体育比赛前是否演奏乐曲《星条旗歌》。同一时候，教师罢教像新发生的流行病传遍全国，使教学活动全部停顿。这在上一次美国精神大考验的大萧条期间，都是不能想像的。当时，星条旗飘扬在一个比现在要穷得多的国土上空，当时的美国存在着许多物质上的苦难。教师在那场经济危机中属于受害最深的一部分人。付给他们的报酬往往是不值钱的临时通货，或甚至分文不给，有些人只能同挨饿的孩子分食极少的一点食物。但是在那个纪律严格的社会里，教师罢教，犹如不尊重国歌一样，是不能想像的。这并不是说那时的美国是一个比较好的国家，显然不是这样。这只表明，当时的美国是另一个国家，住着与今天不同的另一些人民，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是与70年代的挑战全然不一样的。
或许这正是亨利·亚当斯在本世纪初所写的一段话的意思，他认为20世纪的美国人要经受的考验，将是他们的适应能力。变化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永恒的主题。美国是世界上惟一的一个国家，为变化本身而崇拜变化，把变化和进步看做是同一回事。林登·约翰逊在1965年曾说：“我们需要变化。我们需要进步。这是我们的目标。”
但是，如果说这是美国民族性格的一个方面，它也还有另一个方面，与此完全针锋相对的一面，这一方面在越南战争结束时又重新抬头了。那就是渴望抛弃现在，恢复那尚未完成的过去。约翰·布鲁克斯曾说：“美国有一个古老的习惯，喜欢留恋刚刚失去的好梦，决意下一次要把它追回来。”这是在美国文学中常见的主题。最容易想到的是威拉·卡瑟的迷失的小姐和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没走的一条路》。托马斯·沃尔夫写道：“我们一言不发地回忆着，一边寻求已被遗忘的伟大的语言，已迷失的通往天堂的路口，一块石头、一片树叶、一个未找到的门。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呵，迷失的，因风而悲伤的幽灵，回来吧。”因此，在干预了国外冲突1/3世纪之后，美国人民再次把注意力转到国内来了，他们要在与世隔绝中寻求安慰，在孤立中寻求复兴。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他最优秀的小说的结尾中写道：“所以我们掉转船头，逆时代潮流而行，不间歇地向过去驶去。”
尾声 余音
理查德·尼克松在一群兴高采烈的作伪证的人的包围中，为他第二次就任总统进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为期三天，耗资四百万元，由少年得志的杰布·斯图尔特·马格鲁德导演。1月20日他的那篇就职演说，基本精神仍是不再对广大世界作出承诺，与其说是答应本届政府打算做些什么，不如说是它将不做些什么。十二年前，同属这一代的另一位总统曾发誓说：“我们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挑起任何重担，承受任何困难来支持我们的朋友，反对我们的敌人、以确保自由的存在和成功性。”如今，尼克松则宣称：“当年美国把其他各国的冲突都看作是自己的冲突，或者指点其他国家应如何处理其内部事务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同时，他套用肯尼迪总统的一句名言，打算以此来结束过去自由派的政府所推行的国内政策。尼克松说：“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问，政府将为我做些什么，却问问我能为自己做些什么。”
他为了说话效果，在这里停顿了一下，这时，从几个街区以外传来一阵微弱的声音。一群青年在齐声喊着：“杀人凶手！”“马上滚蛋！”“结束种族主义！”
一个来自衣阿华州的妇女对《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说，“恶心，真叫人恶心！我就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不能治治这些小伙子。”这样做确是很不合礼节。可是反示威活动也和反文化运动一样，表明美国仍处于分裂状态中，对这类行动也只能加以容忍。在一个开放社会里，的确找不到有效办法能制止不同政见。倘若有的话，马格鲁德和他的主子一定会首先使用了。当时呐喊的那些人——总共有五百到一千人，由易皮士、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激烈分子和毛派进步劳工党的成员组成——是该周周末在华盛顿活动的示威群众中人数最少而又最粗暴的一批抗议者。他们扛着一具极为难着的模拟像——一只纸糊的十尺长的耗子，头象是尼克松，嘴里叼着一个血迹斑斑的布娃娃。这使得平常不轻易干涉的特区警察也难以容忍了。他们把模拟像没收了去。然而除这批人外，在那次就职话动中唯一真正令人难堪的事是把华盛顿纪念塔周围的国旗都降了下来，升起越共的旗子。
最庄严的抗议是头一天晚上9点，在威斯康星大道的华盛顿大教堂里举行的。教长弗朗西斯·塞尔和前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分别作了简短的讲话之后，伦纳德·伯恩斯坦指挥一个在当地拼凑起来的管弦乐队，以安详、深沉的调子演奏了海顿的《战时弥撒》，铜鼓声频，结尾呼吁：《给我们和平》与之唱对台戏的是，尤金·奥曼迪和他所指挥的费城管弦乐队正在华盛顿另一头演奏柴可夫斯基雄伟奔放的《一八一二年前奏曲》，向总统致敬。奥曼迪的管弦乐队中有十六位乐师请了假，因为他们认为在这样的听众面前演奏有失身分。也许由于他们的不在，倒是减少了对尼克松的生命的威胁。尽管如此，在特工人员的请求下，前奏曲高潮的鸣空炮仍然取消了。这是尼克松执政以来，特工人员提出的一次不那么费钱的建议。
当晚，对尼克松在越南问题上的做法持批评态度的人向白宫一名警卫递交了一份请愿书，阐述了他们的见解。菲利普·贝里根神甫在白宫外面人行道上演了一出粗糙的活报剧，以表明当局如何虐待那些敢于说出反对意见的人。贝里根假装以粗暴手段来对付一个举着和平标语牌的妇女。他唯恐有人不能领会这出戏的含意，这位神甫还在自己的脖子上挂了一个写着“警察”二字的大牌子。第二天，由于公布五角大楼文件而临被定罪并判总共达一百一十五年徒刑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在全国和平行动联合会举办的聚餐会上发表了演说。他讽刺总统在就职典礼上所许诺的一代的和平，说“他结束这场战争就象结束对我的诉讼案一样，”并把为越战提供军火的制造商比作纳粹奥斯维辛死亡营的设计师。
见到贝里根和埃尔斯伯格的人当然不多，但是大多数反对就职典礼的集会，参加者都很踊跃。在大教堂举行的伯恩斯坦音乐会参加者三千人，另外还有一万二千到一万五千人夜里站在外面听大喇叭里的广播。五万人在请愿书上签了名。规模最大的一次示威，象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进军一样，把时间安排在总统在国会山作演说的时候，吸引了七万五千到十万人，开始时由越战复员军人反战协会的二千五百名会员从阿灵顿国家公墓向华盛顿纪念塔进军，然后在那里举行了一次虚拟的签订和约的仪式，最后是纽约的女国会议员贝拉·阿布朱格作的一次演说。她从半导体收音机里听到尼克松的演说，于是在这里对之大加斥责。
听众中有一些年轻人扛着已经过了时的标语牌，上面写着“停止轰炸”。这是可笑的。三个星期以前，闪电轰炸就已停下来了。另一些抗议方式也近乎荒唐可笑。有些同越战完全不相干；正当尼克松发表演说时，由一位心怀不满的百万富翁租来的小型双翼飞机在警察和空军直升飞机的密切监视下掠空而过，挂着一条“批准金币流通”的标语。然而举行抗议这个作法并不荒谬。那远比就职演说、柴可夫斯基的没有炮声的前奏曲以及那些打扮漂亮的弗吉尼亚中学一千九百七十六名列队从白宫门前走过的乐队要来得更符合美国精神。这个乐队是杰布·马格鲁德所设计的第二个百年纪念日计划的产物。
在约瑟夫·麦卡锡时期最黑暗的年月里，当西弗吉尼亚一所大学校长为一位受到围攻的自由主义者辩护出庭作证时，一位律师曾问他：对他来说，美国象征着什么。他回答说，象征着“可以有不同意见的权利”。他的意思当然并不仅是指那些怪物和一些兴之所至随便胡来的人，尽管在美国什么时候也会容许占星学家，相信天空会出现飞碟的人存在，容许1948年在华盛顿买下华屋广厦，准备等到杜威当政时居住的共和党政客存在。但是倘若要使自由其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那也就得扩大到可以容忍的最大限度，而且在它的广大的保护伞下，使那些不受大众欢迎的，热心宣扬为大多数人认为错误的事业的人得以存在下去。为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约翰·格伦、尼尔·阿姆斯特朗欢呼容易：然而要能够容忍憎恨约翰逊的气象员派、跟约翰·肯尼迪捣乱的伯奇会员，以及跟罗斯福为难的自由联盟盟员，那可是需要点气量的。
那些在尼克松任职时期年逾五十的美国人的记忆中，这个国家的宽容耐性的确经受了极大的考验。有时简直到了难以容忍的程度，以致那些失去耐心的地方的名称全变成了美国历史上可耻的污点。其中有：阿蒂卡、肯特州立大学、美莱、伯明翰、奥克斯福德、芝加哥的共和钢铁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拘留日裔美国人的加利福尼亚州集中营以及本书一开头就述及的安纳科斯夏河边地被夷为平地的补偿金军人的营地。
但这些仍不过是例外。如果把那些表现出容忍精神的事例开列出来，那肯定比这个名单要长许多倍，并可着作是全国自由战士的光荣榜。其中要包括安吉拉·戴维斯、贝里根兄弟、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斯波克大夫、芝加哥七被告、伍德斯托克、泰－格雷斯·阿特金森、举着“为和平运动者免费供应毒气”标语牌的美国纳粹分子、“普韦布洛”号的舰长、公正对待古巴委员会、埃德温·沃克、化学家莱纳斯·波林、罗莎·帕克斯、“美国第一”派、厄尔·白劳德、小花神坛，威廉·达德利·佩利、休伊·朗格、杰拉德·斯密斯和唱着《国际歌》欢迎1932年12月回到华盛顿的第七十二届国会的干枯的幽灵。
那些敢于违抗民众意志的人固然象表达民众意志的人一样值得我们怀念；但那些仅以自己的存在而使国家中坚保持警惕、忠城并使国家的民主制度得以加强的那些无言的见证人，也应受到我们的尊敬。每到危机时刻，他们总默默无声聚集在宾夕祛尼亚大道对面和白宫相对的拉斐特公园里：总统只要拍头望望窗外便可看到他们，让他注意到他的雇主们正在注视着他。在考验国家意志、并常常决定国家政策的国会大型听证会上，他们总是出席的；在过去的四十年中，越南战争、谢尔曼·亚当斯和伯纳德·戈德法因案件、布里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