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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没有被驯服。戴维斯在证人席上的时候指责法官睡着了——法官大人警告他，他的无礼态度“在未来某一时候要予以适当的处理”。阿比·霍夫曼以双手代脚倒走着进入法庭，同时把霍夫曼法官叫做“暴君”，“纳粹分子”，“犹太人的耻辱”，闹得法庭一片混乱。
最尖刻的交锋是在法庭和被告首席律师之间进行的。法官明确地指示孔斯特勒不要在陪审团在场的情况下要求把戴利市长——他曾不顾司法部的疑虑，坚持要举行审讯——宣布为怀敌意的证人。这位律师还是照旧做了。而且他直截了当指着戴利，问他在党代表大会上是否用下流的脏话骂了参议员亚伯拉罕·里比科夫，弄得法官差一点没中风了。有一次，阿比·霍夫曼掀开了自己的衬衫。法官说：“让记录记下来，这人在法庭上公然露出自己的身体。”孔斯特勒说：“阁下，我记得约翰逊总统曾在电视上把自己肚子上的伤痕露出来给全国人看过。”“这也许正是他为什么不再是总统的原因。”法官大人回答说。当这位律师笑了几声因而又受到训斥时，他说：“得啦，阁下，笑笑有什么大不了的？有时候我们忍不住要笑。”法官说：“噢，对啦，我看你是忍不住。”
到了审讯的后期，法庭对被告方面的敌对态度变得非常露骨。有两天，霍夫曼不让他们使用大厅里的厕所，他说监狱里的公共厕所对他们来说已经很不错了。有一天他说，第二天开庭要提早半个小时。孔斯特勒问他为什么，他得到的回答是：“因为明天要在9点半开庭。”那律师评论说：“这完全像小孩说话，‘因为，因为。’”法官说：“让记录记下，当着陪审团的面，孔斯特勒先生把我比做小孩儿。”这律师在法庭上感情非常激动，常常大笑大闹，或满面流泪。有时他紧紧拥抱别人，他还吻了魏因格拉斯和一位证人拉尔夫·艾伯纳西教士。每一次霍夫曼法官都尖刻地说：“记录下来，孔斯特勒先生吻了那个人。”后来审讯的结果表明，他要求把这些插曲都写进记录并非毫无意义的。
被告的证人包括皮特·西格、维廉·斯蒂伦、朱迪·柯林斯、诺曼·梅勒、朱利安·邦德、杰西·杰克逊教士、特里·萨瑟恩和金斯伯格【这里有些人，如诺曼·梅勒、金斯伯格等都是美国颇有名气的作家。——译者】，在检察官福伦的坚持下，金斯伯格朗读了他作的一些关于同性爱和手淫的诗，显然是由于福伦认为这样会触怒十位女陪审员。孔斯特勒和魏因格拉斯辩论说，民主党代表大会的暴力行动是由戴利和芝加哥的警察挑起的。
对“七被告”控诉的证据，大部分来自告密者，他们混在林肯公园和格兰特公园的反战游行示威中，把听到的一切都按字面加以理解。一个便衣女警察作证说，阿比·霍夫曼曾大喊：“我们需要很多武器。弄些石块、砖头、石头来。把砖头一块打成两块——这样比较容易隐藏，妇女们也能拿得动。”一个便衣警察说，被告们蓄意制造暴力事件以作为“革命的第一步”。一个芝加哥的官员告诉法庭，阿比曾对他说：“市政当局如果机灵的话，应该拿出10万块钱来资助我们这次节日。更好的办法是，给我10万块钱，我就离开本市。”这位官员把这一番话理解为企图敲诈。
经过了差不多五个月的作证和辩论之后，陪审团退庭；法官显然颇感快意地开始一个一个宣判藐视法庭罪。这件事共费了他两天时间，其中不少时间由被告方面的大喊大叫占去。当孔斯特勒听到他的主雇和他的合作律师被带走的时候——魏因格拉斯被判了两个月徒刑——他摇摇晃晃地在法庭里来回走着，最后无力地坐下，呜咽地说：“法官啊，我这一生就葬送在你的手下了。说我的问题吧。说我的问题吧。马上就判我罪吧，我实在不要再在这里待下去了。”法官到最后才判他。他说：“从来还没有哪一位律师对我说过你在这次审讯中对我说的那些话。”他判了孔斯特勒4年零13天的监禁。
陪审团否定了所有被告的阴谋罪，但宣判戴维斯、德林杰、海登、霍夫曼和鲁宾都犯了越过州境煽动暴乱的罪行。法官判决他们每人五年徒刑，每人罚款5000元，并要他们交付诉讼费用——额外的5万元。但是这些判决没有完全生效。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一所美国上诉法院推翻了原判。上诉法院以二比一的表决结果承认有争议的反暴乱法——所谓的拉普·布朗法案——符合宪法，但仍然撤销了原判，理由是霍夫曼法官表现了“敌对性”行为，因为“从一开始的记录就明显看出”他对被告方面持“反对”态度。
芝加哥七被告案结果远远没有能够证明起诉有理，而它却成了对政府说来空前的一系列司法方面的灾难的先导。紧接在这个案件之后，便出现了哈里斯堡七被告、坎登十七被告、西雅图七被告、堪萨斯城四被告、埃文斯顿四被告、五角大楼泄密案，以及盖恩斯维尔八被告的审判。所有这些案件中的被告，从既成秩序的眼光来看都是异端分子，而这每一个案件中的被告最后又都由一个陪审团、一个法官或是一个上诉法院宣判无罪。对告密者的敌视和司法方面的偏见，是贯串各个案件的共同的两条线。此外，如马丁·阿诺德在《纽约时报》上所指出：“尽管一切证据都证明相反，人们一般都相信政府是有能力的，而当政府把理由不足，并且常常是措词无力的案子送进法院时，人们就对它生气了。”
※※※
归罪于七被告的暴乱活动之所以发生的真正根源，是由于越南战争，它在1970年继续分裂和挫伤着整个国家。在这一年的开始阶段曾经有过情况好转的希望。头四个月西贡来的消息多少有一点令人鼓舞。艾布拉姆斯将军指挥下的美国部队避免同越共和北越人进行大规模的战斗。尼克松正在把美国驻军从54。3万人减到34万人，并且向全国保证到5月1日之前将再撤走另一批6万怨气兵。但是战事的结束看来仍旧遥遥无期。在巴黎，共产党人摈斥了尼克松的五点和平建议，并说：“我们的拒绝是坚决的、彻底的、绝对的。”美国首席谈判代表戴维·布鲁斯拒绝了共产党人的一个方案，称它是：“新瓶装旧酒。”
美国阵亡人数在两年前芝加哥抗议示威期间还只2。5万人，这时已经超过4。4万大关。阻碍谈判突破的，是华盛顿公开宣布有20万美国军队还得多年留驻越南。在美国，在南越人中，在战斗部队里，厌战情绪已越来越明显。美国第四师的怨气兵除非走投无路的军官们进行威逼，拒绝投入战斗；另一个师的士兵辱骂尼克松，只要发现一位战地记者，他们就大喊大叫，用脏话咒骂尼克松；士兵们把要求和平的徽章和身份识别牌戴在一块儿；据估计美国军人中吸大麻叶的人数高达80％，而过量使用猛烈毒品致死的人数几乎增加了两倍。使这一切显得更糟的是美国军方最高阶层所表现出来的无能。美国伞兵对离河内23英里的山西地方一所战俘营——据信有70～100个美国空军飞行员关押在这里——进行了一次大胆的袭击。这次袭击本来应该是成功的，但是情报工做出了毛病——所有的战俘都先被撤走了。在这同一个星期里，美国空军飞机对北越进行了24小时的猛烈轰炸。五角大楼起先说这些出击是一项“防护性反应”行动的一部分，是为了保护没有武装的美国飞机。后来却又改口承认是对一些供应基地进行攻击。实际上，大吃一惊的全国人民后来得知，轰炸员的轰炸目标，是包括医院在内的。
白宫宣称，抛弃西贡政府是根本谈不上的，因为据说共产党人有一份三百万越南人的名单，要用“血浴”加以“处理”。是否存在着这样一份名单，是大可怀疑的，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已准备抛弃阮文绍将军的政权了。南越人对他们的美国盟友似乎也并不欣赏，甚至怀有敌意。西贡的闹事者烧掉了一具尼克松的模拟像，高喊“打倒美国人”，并指责美国在拖延战争。一个不祥之兆是，一些佛教徒像在吴庭艳被推翻之前一些和尚所做的那样，使用煤油和火柴进行自焚。一位南越政治家的儿子戴维·张，在美国巡回演说，他告诉听众，美国怨气兵同与他们并肩作战的南越兵之间，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互相憎恨。
与此同时，美国人进行战争是为了保卫亚洲的一个民主国家的说法，已越来越站不住脚了。戴维的父亲与阮文绍作对而被捕入狱，成了南越政府的八万多名政治犯之一。战场上的美国人报道了私刑法庭对政府的批评者所用的酷刑和所定的罪名；尽管西贡最高法院宣判这些私刑法庭违反宪法，它们仍然继续开庭。而且阮文绍对美国财富的要求似乎永无止境。在华盛顿对西贡慷慨的支持几达十年之后，他仍不断地说他需要更多的美国装备，需要更长的时间训练他的军队，还需要更多更多的钱。他说如果他不能够得到这一切，一切后果他将全不能负责。
这一年美国人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莫过于再在另外一个东南亚国家发生战争，但是南越政府偏偏让这件事发生了。实际上美国空军对柬埔寨东部的共产党基地进行轰炸已经一年多了，不过很少有人知道此事。根据白宫来的命令，B－52型飞机对那里的丛林庇护所进行了3630次轰炸。参谋长联席会议很久以前就想把陆军派进去。尼克松却感到犹豫，他知道柬埔寨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会抗议对他的国家的中立地位的破坏。借助于搞两本账和严格保密，B－52飞机出击的消息完全可加以封锁。如果美国部队一旦跨过了边界，保密可就难了。
可是3月18日这一天，柬埔寨的局势由于发生了一次政变而起了戏剧性的变化。西哈努克意识到他的政府受到威胁，这时正在苏联要求苏联协助他设法使4万名越共和北越军队撤出他的国家，而柬埔寨朗诺将军就在此时接管了政权。朗诺是一个右派，他决不会谴责美国和南越联合进军去赶走进入柬埔寨的共产党的。政变之后六个星期，尼克松在电视上向美国人说，这一行动已经在进行中了。这种行动的目的是要破坏西贡西北面“鹦鹉嘴”上的越南的神经中枢、兵营基地和地下兵工厂。“五年以来，”总统说，“美国和南越都没有对这些庇护所进行攻击，因为我们不愿意侵犯一个中立国家的领土。”他没有提到，到那时为止，对柬埔寨已经私下里进行了14个月之久的轰炸。
入侵柬埔寨的军事价值是有争议的。当入侵仍在进行中时，尼克松把它叫做“一项巨大的成就——远远超过了预期的效果”。五角大楼声称越共将需要六个月至九个月的时间恢复这次所伤的元气，有人就此事问阮文绍，他却说：“我说他们永远也无法恢复了。柬埔寨从1964～1969年一直是第二个北越，是一片巨大的后方。”西贡的美国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宣称这次共缴获1500万发枪弹、7250万吨食物和2。5万支枪；敌方士兵死亡11285人，被俘2156人。同盟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