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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候着的航空母舰“大黄蜂号”上的雷达已探测到正降落的“哥伦比亚”在十三点八英里外，在三个八十三英尺的橙色和白色的降落伞下疾降。接着，这指挥舱就溅落在海面上，激起六英尺高的大浪，并倾翻了。但经舱内三人努力把舷边的气袋充了气，就立即使它恢复了平衡。“大黄蜂”号上起飞的直升飞机在头顶盘旋，引导这只飞船开往目的地。尼克松总统在舰桥上挥动双筒望远镜。舰上的乐队吹奏起了“哥伦比亚，你是海上明珠”，在整个美国加许多外国城市里，教堂钟声四起，气笛长鸣，汽车驾驶人都按响了车上的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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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尼克松给阿波罗11号的宇航员们的贺电是在总统开始他的为期九天的环球旅行时发来的。在这次旅行中，他访问了六个亚洲国家：非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南越、印度和巴基斯坦。他到那边去的中心目的是要表明他的决心，决不容许再有越南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在去马尼拉的中途，他在关岛停下来过夜的时候，对记者们提出了尼克松主义：“亚洲的和平不能来自美国。它只能来自亚洲。亚洲的人民，亚洲的各国政府——它们必然是起主导作用的。”在曼谷时他说他愿坦白地说：“知果侵略者的统治能摧毁一个民族的自由，那么过多地依靠一个保护人，最后也将完全腐蚀掉这个民族的尊严。”
这话听起来非常明确，但记者们懂得，每当这位新总统答应把某件事说得非常明确时，那便是这件事快变得难以理解的时候了。这次亚洲之行也正是如此。甚至当他悲叹美国在越南承担了过多的义务时，他还对那边的美国军队说，他认为“历史将标明现在也许是美国的黄金时代之一。”他还向泰国人保证说：“美国将自豪地支持泰国反对那些想从外部或内部威胁它的人。”把自己认为别人要听的话告诉别人是尼克松的一个老弱点；如果他的东道主听到他保证说他将送给他们几块月球上的石块而不感到高兴，那看来他马上会暗示他可能派几师兵去。
还有另一种解释。这是他对共产主义的态度的一个转变时期。他有一半仍然是那个随时准备按受住何赤色分子的挑战的冷战战士，而他的另一半则认为全球的稳定有赖于以华盛顿为一方，莫斯科和北京为另一方的双方之间的和解。在这个意义上说，似乎存在着一个新的尼克松。在他这次旅行快要结束时，他的灵活性能突然出现，他在布加勒斯特停留下来和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一起过了一天，为证明他的友谊，他的座车在倾盆大雨下敞开顶篷在街上驶过。群众的反应是惊人的；沿途的人不仅起劲地欢呼，还互相抢着去捡拾落在人行道上的美国小纸旗，而不去捡本国的旗子。
在英国，尼克松为了和哈罗德·威尔逊首相会谈作了短暂的停留。这是他五个月中第二次访问欣洲。他就职还只有十七天，就宣布要去比利时、英国，西德，意大利和法国这几个他所说的“热门股票一样的国家”旅行。他一向认为自己在外交方面有特殊的才能。他的确也和一些其他国家的元首交上了朋友，虽然其中最重要的，如威尔逊、库尔特·基辛格总理和戴高乐总统的在职时间不会太长了。新总统在那第一年里故意对许多国内外人士，包括他过去曾经非常冷谈的某些人，表示亲热。他飞到独立市去把一架曾一度放在白宫里的大钢琴送给哈里·杜鲁门，并在这架钢琴上弹奏了“密苏里圆舞曲”——杜鲁门由于礼貌没有告诉他自己是一向厌恶这支曲子的——他还吹捧即将退休的首席法官厄尔·沃伦为“公平、正直和尊严的象征”。
虽然那时尼克松对新闻界采取回避的态度，但记者们对他却很热情。《生活》杂志的休·赛迪写道，总统是“按照自己的形像——规规矩矩、考虑周到、能干胜任、小心谨慎——在设计一个政府。”虽然采访白宫新闻的记者们都感觉到他在公开场合的露面是勉强的，但他们仍相当钦佩他勉为共难，深知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很不自在的，他们很欣赏他为了避免显得颚下有垂肉而注意饮食，很欣赏他为了在电视中露面坚持晒得黑一些，也很理解他为了要在服装上给人以高雅大方的印象而不借花费时间来选择衣服。
在他的总统形象逐渐形成的过程中，他越来越显得象一个沉思的、很孤寂的人，常常花费许多时间在白宫的一些密室里，特别是林肯卧室旁的一个书房和街对面行政大楼中一个密室，俯身在一堆颜色已发黄的法律文献上面。他比林登·约翰逊更爱日常的公文，不爱接近人。那有四十二个按纽的电话机己搬出了椭圆形办公室；尼克松只需要六个按纽。他对新闻，甚至关于自己的新闻的兴趣，看来也比约翰逊淡薄。前届政府的电传打字电报机和电视机被移到了外面一间办公室去。他喜爱的电视节目是秋冬两季星期六下午的足球赛，他几乎总能找到时间来观看它们。他说，“我知道我所担任的工作是世界上最困难的工作，但对我来说，它还没有成为某些人所描述的那种令人畏惧的巨大负担。”
“中部美国”是新闻界目前流行的一个用语，而新元首则是中部美国的最高代表。他喜欢文斯·隆巴迪【隆巴迪（1913－1970年），美国足球教练员，曾使其带领的足球队获胜和取得足球赛冠军。——译者】的竞争精神、盖伊·隆巴多的乐曲，艾伦·德鲁利的小说、比利·格雷厄姆的虔诚、鲍勃·霍普的机智和沃尔特·汤普森的销售术。虽然他大半生的精力都花费在公务上，他对联邦官僚机构却怀有中产阶级的那种不信任感。他的第一条法令是取消遴选邮政局长的酬谢制度（下一年在他的请求之下，议会设置了一个独立的美国邮政机构）。作为一个中部美国人，他相信专家的意见。他最爱听的是约翰·米切尔、亨利·基辛格、约翰·埃利希曼和霍尔德曼的意见。赛迪指出，虽然总统的一些计划在字面上显得中间偏左一点，但“他给高级职位配备的人却都偏向其他一面——而在华盛顿，经验表明，归根到底主宰行动计划的是人。”对尼克松自己来说，主义说来说去似乎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他有中部美国的那种爱好，总想各种方法都试试，从一个中心曲曲折折绕出去希望找到可行的解决办法。1969年，他几次提议过改革赋税，调整了最高法院的思想均势，降低了在越南的军队数字，把冲绳归还给了日本，设法要改变福利制度，取缔细菌战，并想了各种办法抑制通货膨胀。在那第一年里，他也表现了中部美国人节制的精神。他刚从他的第一次欧洲之行回来，他的顾问们围着他向他祝贺的时候，他却制止了他们。他说“还太早、还太早，得到一年之后我们才会知道它是不是一次胜利哩。”
在花钱方面他可不太节制的。象千百个获得成功的其他美国行政首脑一样，这位总统为维持一种讲究的新的生活方式，未免做得太过一些。他一年赚的薪金和经费补贴为二十九万美元。他在办公处附近有一所住宅，在戴维营还有一个休养地，但他还是尽量抵押购置房产。最初，他在佛罗里达的比斯坎湾买下了两座砖砌抹灰的平房，共价值估计在二十五万美元以上。总统在那里可以和老朋友“贝贝”雷博佐——一位靠经营房地产发大财的司机和汽车加油站管理员——一起在雷博佐的精美的游艇“科科洛博号”上消磨他的闲暇时间。然而即使那样，尼克松还认为不够。当花匠们还在比斯坎湾住宅的四周植上作围篱用的十英尺高的树木时，总统又在加里福尼亚的圣克里门蒂买了一所价值三十四万美元的有十四间房间的别墅，修一个价值十万美元的游泳池，还打算在附近修建一片有四个穴的高尔夫球场，每个球座上都标上小小的总统玺徽。
虽然这情况当时人们还不知道，雷博佐和尼克松的另一个亲密朋友，喷雾器阀门的发明人罗伯特·阿普拉纳尔普，对这两处产业拥有约五十万美元的抵押权。同时，政府为这两处总统的产业和阿普拉纳尔普在巴哈马群岛的岛屿上那些尼克松家属常去的房屋，花上了一千零五十万美元惊人巨款。固然大部分的钱是花在象直升飞机机场和军用电讯等必需品上，但也有数以十万计的钱是花在美化自然，家具设备和暖气系统上。
事情还不止于此。实际上，单从花销上来说，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四年后，《幸福》杂志就引用预算局一位前官员的话，估计尼克松总统的家庭开支，到当时为止，已接近一亿美元。林登·约翰逊并不节俭，备有三架喷气式客机；但伯德夫人要去纽约购物还常乘东方航空公司的来回班机。尼克松的全部亲属，包括他的女婿在内，旅行时都乘政府的飞机。完全归总统专用的有五架波音707，十一架洛克希德公司的星式喷气机和十六架直升飞机。他在戴维营设有一个射箭场，一个游泳池和玩滚木球的场地。戴维营每年的管理费用从约翰逊时代的每年十四万七千美元增加到六十四万美元。此外，在总统的各个住宅里伺候总统的有七十五个男管家、侍女、厨师和看管人，二十一个园林工人和维修工人，一百个特工人员，三百个警卫员、总统游艇工作人员和一队轿车的司机。在理查德·尼克松治下，总统的气派只能称作是王侯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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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任职总统之初，是以救世者的角色出现的。他在就职演说中说，“历史所能给予的最大的荣誉是和平缔造者这个称号，”他还明白表示，他讲的并非仅仅是越南。“我们发觉我们自己在物质方面很富裕，但在精神方面却很贫乏；非常精确地到达了月球，但在地球上却陷人一片可怕的混乱中。……我们四分五裂，缺乏一致性。我们看到周围都是空虚的生活，缺乏充实的内容。我们看到许多需要做的工作，等着人去做。对于精神方面的危机，我们就需要一种精神方面的解决办法。而要找到那种解决办法，我们只需向我们自己的内心去搜寻就行了。我们只有停止互相大声叫嚷——只有十分平心静气地说话，使我们的话也象我们的声音一样能让人听见，我们才能互相学习。至于政府，它是会倾听人们的意见的。”
这是对美国的困境作出的明智的评价，尼克松进人白官后最初的八个月里，正是循着这种路线在寻求各种解决办法。他压抑了自己强烈的好斗天性，压低自己的声音，不突出自己的形象，倾听下面的意见。在征求意见时，他竭力使自己有一种刻意求工的气派。他在竞选中曾保证白宫班子要“小”，在竞选获胜后他又说，他将组织一个“公开的”政府，从“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