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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于反战分子的真实感情，于1966年5月17日在芝加哥举行的一次民主党筹措基金晚餐会上爆发了出来，他斥责了那些“胆小鬼”，说他们“打算反对他们的领导人，反对他们的国家，反对我们自己的战士”。到那年的夏末，他一直避免使用“伟大社会”这个词。他已经转变，宁可与那伙政治上的保守分子打交道，而不喜欢那伙“抽风似的自由派”，因为他们是一些“制造麻烦的人，迫使政治家们向右转”。在白宫的私人谈话中，他会直截了当地说，参加反战运动的美国人不忠于国家，“俄国人”是“这整个活动的后台”。他还对他的幕僚人员透露，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一直在向他汇报“事态的真相”。他说，参议院中的鸽派与苏联代理人是有接触的，他们同苏联人一起吃午饭，参加苏联大使馆的宴会，并鼓励他们的助手的孩子们与驻华盛顿和联合国的苏联外交官员约会。他肯定地说：“俄国人想出许多话来让那些参议员去讲。我常常在他们讲话之前就知道他们要说些什么。”1966年6月，总统奖学金获得者之一，有一名很有天资的17岁的姑娘，她的父母原来是这场战争的批评者。总统为此向有关人员发出一项指示，要收回这位姑娘的奖牌。埃里克·戈德曼表示不同意，这项命令才又撤消了，但是，戈德曼被告知，在将来总统奖学金获得者确定提名之前，他们和他们的家庭都要经过联邦调查局的审查。
鹰派以约翰逊为榜样，到处任意给人贴上不忠于国家的标签。1966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放映了“吉波队”——海军陆战队自己的称呼——中的海军陆战队员放火烧农民的茅舍的情景，五角大楼几乎指责广播员叛国。麦克纳马拉在蒙特利尔发表演说反对轰炸河内，指出每周对北越投掷炸弹的吨数已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德国投掷的全部炸弹，他也因此而遭到怀疑。他在1967年11月辞去职务，约翰逊的亲信顾问离开华盛顿的还有麦克·邦迪、乔治·鲍尔、杰克·瓦伦蒂、乔治·里迪、理查德·古德温，以及霍勒斯·巴斯比。比尔·莫耶斯的离去，特别刺伤总统的心，而使莫耶斯的新闻秘书工作干不下去的正是约翰逊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赖斯顿写道，莫耶斯已经受到了信用差距的伤害，而莫耶斯本人更说，这种信用差距已坏到这样的地步：“以至我们也不相信我们自己透露出去的东西了。”莫耶斯的辞职使这位总统大为光火，他指责莫耶斯要讨好肯尼迪家族，利用白宫，用牺牲政府声誉为代价来谋求私利。约翰逊大发雷霆说，他读了剪报资料，他并不愚蠢，他看清了在发生的事情，当约翰逊的处境每况愈下的时候，这位新闻秘书却一直在获得报界的好评。
他对他的公众形象的估计是正确的。到1967年，那形象可说是十分糟糕。特工处透露，从达拉斯事件以来，由于威胁总统的生命而被逮捕的人数，已增加了500％。认为林登·约翰逊应对约翰·肯尼迪之死负责的人数一直在增长。据《绅士》杂志估计，到1967年5月，关于达拉斯悲剧有六十来种不同说法的著作在销行。那一年的年初，新奥尔良州的地方检察官吉姆·加里森对报界说：“我的工作人员和我已在数周之前解决了这件刺杀案。”后来发生的事情清楚地表明，加里森实际是疯人院里的人物，不是法院中人，但是5月份的一次哈里斯民意测验却表明，怀疑沃伦报告的美国人，已从44％跃为66％。许多人认为加里森“不无道理”；另外一些人对约翰逊总统的任何事，包括他进入白宫的途径，反正都表示怀疑。
他的威望日益下降，到1968年3月盖洛普民意测验的数字表明：全国只有36％的人支持他行使总统职权所采取的行动。像五年后的理查德·尼克松一样，约翰逊退缩到自我孤立中去。三年前，当他与戈德华特进行竞选角逐时，他兴高采烈地走到人海中去，使特工人员十分担心。现在他公开露面只限于对可靠的听众——会见企业界的负责人或住在军事基地的军人家属，在这些地方，他可以相信他的听众是尊敬他的。白宫已成了壁垒森严的地方。要进白宫的大门更加困难了，证明文件要求非常明确，而且随身公文皮包也要经过严格的检查。总统的幕僚人员敦促他走出去到人民中去。即便人群怀有敌意，全国也会同情和赞赏他的勇气，任何一种举动都比这种闭门索居的情况强。特工处不同意这些意见。他们感到，全国情绪敌对，那么在未经审查过的人群面前露面，将是十分危险的，这一次，约翰逊听从了他们的意见。
他越来越留神地注意他的幕僚和内阁，警惕着进一步的背叛。那些想要继续供职的人，或那些现在需要约翰逊的同意而得到提拔和为了今后的仕途需要他的保证的那些人，感到他们必须对他表示狂热支持和不贰忠贞。休伯特·汉弗莱成了一个超级鹰派。拉里·奥布赖恩抬出一个死人来支持这场战争，他在维吉尼亚州列克星敦对听众们说，如果乔治·马歇尔将军还活着的话，他“无疑”会支持约翰逊越南政策的每一点。被任命为司法部长的尼克·卡曾巴赫，1967年8月17日对参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三年前通过东京湾决议时，国会实际已授权总统“以任何必要的方式使用美国的武装力量”，并说，这一点便足以使总统可以在印度支那承担任何军事义务，包括轰炸接近中国边境的目标。接下去会上出现了这样一段对话。
『参议员富布赖特：你认为宣战一举已经过时了吗？
卡曾巴赫先生：从目前的具体环境来看，我认为，宣战之说在国际舞台上就是已经过时了。』
卡曾巴赫说，参议院已批准美国参加区域性防御条约（这指的是东南亚条约组织），那就够了。他表示，一位总统不必与国会磋商，就可以使用美国的军事力量做他愿意做的任何事情。在他说到这一点时，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怒不可遏地离席而去，他嘟囔说：“惟一的办法是——诉诸全国舆论。”这位参议员就是明尼苏达州的尤金·麦卡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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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是黑人暴乱的第三个年头，也是情况最坏的一年，而正是在这一年的5月，斯托克利·卡迈克尔辞去名不副实的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飞赴古巴和北越旅行。他把他的继任人拉普·布朗说成是“一个坏人”，他说：“有一天我再回来，你们会高兴的。”布朗的崛起，是反对黑人白人联合行动和主张排除白人自由派的好斗分子的胜利。7月26日，他说：“如果你们给我一支枪，我可能就用它打死约翰逊夫人。”他还对底特律的黑人说：“白鬼就是你们的敌人。”
7月20～23日的这一周末，白人被排斥在纽瓦克举行的关于黑人权力问题的全国会议之外。会议的代表接过了马尔科姆·艾克斯发出的口号：“非暴力抵抗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他们赞同的一些措施当中，竟有这样一些决议，如号召建立一支“黑人民兵”，“举行全国性的对话，讨论把美国划分为一白一黑两个分立国家是否适宜”，承认“黑人在认为必要和符合他们的利益时造反的权利”等。取消种族隔离的主张已完全过时，几近一千名与会代表宣称：绝对的种族隔离是新的目标。
布朗的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刊物《新闻信札》，在8月14日的一期上载文谴责犹太复国主义，猛烈抨击美籍犹太人，指责以色列“使用恐怖手段、暴力和屠杀”摧残阿拉伯人。这一举动迫使像哈里·戈尔登、西奥多·比克尔这些自由派人士离开了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并引起布内·布里茨反诽谤同盟【布内·布里茨（B'nai B'rith）原意为忠于誓约的子孙。这一同盟是德国犹太人为提高成员“道德水平”于1843年在美国成立的一个团体。——译者】的猛烈批评。这些好斗分子是无所顾忌的。白人同情分子还真的收到了他们不受欢迎的信息，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在它的会章成员资格一条中取消了“多种族”字样。弗洛伊德·麦基西克代表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发表了一份黑人宣言书，明确申明入坐、抵制和和平示威均属于过去的做法。他说：“民权斗争时代的战略和哲学已不可能再使我们在争取全面平等的道路上前进。应当寻找到新的方法，应当开始一个新的时代。”他说，这几个漫长而酷热的暴乱的夏天，将来也许要作为“黑人革命的起点”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有些白鬼似乎患有自我虐待狂，善于克制自己。也许一个最生动的例子是1967年劳动节的那个周末，在芝加哥举行的全国新政治大会（全新会）。这次大会有三千名代表参加，代表着二百多个具有不同目标的团体，这些目标有结束越南战争、改善贫民待遇、争取美国黑人的平等，等等。每一个代表的表决权的大小决定于其所属的团体在当地拥有的活动分子的多少。例如，妇女争取和平罢工组织代表1；000票，坎顿市争取越南和平公民大会31票。黑人各团体共拥有5；000票表决权，他们还要求有更多的票数。麦基西克说：“黑人不能作别人的讲台的一块砖石，他们得建立自己的讲台。”黑人代表组织了一个黑人领导核心，联合发表了一个包括13点要求的最后通牒。其中包括，在各委员会中黑人都要求拥有50％的代表权，谴责“犹太复国主义的帝国战争”以及赞成纽瓦克会议通过的一切措施等。他们要求大会在那个星期六下午1点之前一字不改地全部加以接受。《壁垒》的一位编辑建议在文字上做一些修改，黑人领导核心的一个成员却对他吼叫说：“一个白人有什么权力修改黑人的决议？”他只得赶忙收回了他的建议。
一位上了年岁的白人妇女解释说，这件事不过是对全国新政治大会的“社会晴雨表”的一次考验，这个共有13点的纲领终于以三对一的票数获得通过。代表们于是以长时间欢呼表示庆贺。接着，他们又不禁一惊。黑人领导核心仍不满意。黑人集团不肯接受已分派到的5；000票的表决权，他们要求拥有28；498票——以便绝对控制这次大会。黑人的发言人在讲台上解释说，这完全是一个信任的问题，白人应当采纳这一提议以表明他们信任黑人。一位白人代表后来说：“出现了一件非常的事情，派尔默大楼的四壁都开始浸透了自觉有罪的意识。”这一提议以二对一的多数获得通过。此后，提交这次代表大会的每一项决议的命运都是由一名黑人青年所掌握，他坐在黑人领导核心的前排，举着一块代表28；498票表决权的粉红色的大牌子。实际上，这次大会的成就十分有限。相当数量的白人曾经希望提出总统候选人名单：由马丁·路德·金竞选总统，斯波克医生竞选副总统。这个希望也告流产。黑人领导核心认为金博士是黑色的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