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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的克制最多超不过四十八小时。
危机第一次真正的突破是在下午1点半钟。事情的经过完全出乎常规。美国广播公司负责采访国务院的电视评论员约翰·斯卡利接到苏联大使馆的一个熟人打来的电话。那人叫亚历山大·福明，他是大使馆参赞，但据信也是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的上校。斯卡利说他没有空。福明十分激动地说，“事情非常重要。请在十分钟之内，到西方饭店来碰头。”在宾夕法尼亚大街的西方饭店里，福明说他想知道国务院愿不愿意考虑就三项条款达成协议：在联合国监督下从古巴撤除导弹；让卡斯特罗作出保证，今后不再接受进攻性武器；羌国保证不侵略古巴。斯卡利说他去了解一下。7点35分，这两个人又在斯塔特勒·希尔顿饭店的咖啡厅里碰头。斯卡利已经同腊斯克谈过，他告诉这个俄国人，美国政府对这个提议很感兴趣。福明赶紧就走了。
下午6点钟（莫斯科凌晨1点钟），赫鲁晓夫的一封感情激动的长信通过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与美国国务院之间的专线电传打字机开始传送过来。苏联总理第一次承认在古巴有俄国导弹。他说，他建议不再往古巴运送武器；只要肯尼迪答应不进攻古巴，可以把古巴境内的武器撤除或毁掉。这基本上就是福明所提的条件。下午10点钟，执委会召开会议，考虑这个建议。会上决定把它当作正式照会予以接受，并于次日晨答复，国务院的克里姆林学家们将连夜予以缜密研究。福明提出的条件也同时进行研究。十天以来，这是总统在就寝时第一次感到大概可以找到一个和平解决的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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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星期六」
危机的高峰。致赫鲁晓夫的回信草拟未毕，莫斯科广播电台就广播了赫鲁晓夫致肯尼迪的第二封信。这封信是无法接受的。作为撤出导弹的条件，他要求撤除北约组织在土耳其的导弹基地。执委会已经考虑过他提出这个作为交换条件的可能性，并决定予以拒绝。尽管在土耳其的基地如今己经没有什么军事价值（而且事实上不久即将逐步撤消），土耳其人却视之为美国对土耳其承担义务的象征。他们认为，以撤消一个盟国的武器作为条件以换取美国的安全，会动摇，乃至搞垮西方联盟。这第二封信不仅在内容上与第一封有所不同，文风也不似赫鲁晓夫，读起来象是由一个委员会集体草似的。联邦调查局报告说，驻纽约的苏联外交官正在准备销毁文件。通向理智的桥梁看来已临于崩塌。除此之外，还遭到另一个打击。一名美国U－2飞机驾驶员在古巴上空被打了下来。这说明导弹发射场的萨姆导弹基地己经投入使用，下一步就该发射导弹了。三军参谋长参加了执委会的会议。他们建议星期一发动空袭，紧接着就进攻古巴。执委会里，除一人外，都认为舍此之外别无他途，而那个人就是总统本人。他说：“我所关心的不是这第一步……而是双方相继升级到第四步、第五步的时候——我怕我们那会儿已不能升到第六步，因为已经没有人去干了。我们应该提醒自己，我们正在走上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
罗伯特·肯尼迪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提议不理睬那第二封信，只就第一封信作答。按照这个办法，迪安·腊斯克、乔治·鲍尔、麦乔治·邦迪和卢埃林·汤普森分别起草了几种信稿。鲍勃全都不满意。他哥哥对他说，“要是你觉得全要不得，那你自己去拟一封吧。”鲍勃和特德·索伦森立即退席去起草那封信。他们从那两封信和福明的建议中挑选自己最可接受的条件，对赫鲁晓夫并未提出的提议表示了同意。总统批准了这封信，在晚上8点零5分发给赫鲁晓夫——同时向全世界宣布，他己接受了俄国条件。然后鲍勃给多勃雷宁打电话，要他到司法部去。他告诉苏联大使，时间己经不多了。只有几个钟头了。总统必须在第二天得到答复。多勃雷宁很悲观。他说，克里姆林宫很难摆脱对卡斯特罗承担的义务。
在白宫，总统说，在他看来，后果如何，吉凶难卜，“两方面”的可能性都存在。麦克纳马拉在回五角大楼的途中望着天空，不由得说了一声，也不知道还能再看到几次日落。汤普森告诉妻子，如果他不回家，而首都又要疏散，他会通知她和孩子们应到哪里去和他相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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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星期日」
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上午9点（在俄国首都是下午4点钟）前几分钟，莫斯科电台宣布，9点正将广播重要声明。这是和平的最后一线希望。如果赫鲁晓夫拒绝肯尼迪的条件，美国就将发动进攻。麦克纳马拉这时估计美国的伤亡将达四万至五万人。
苏联广播员开始宣读俄国的答复。关键在第三段：
『为了尽快消除危害和平事业的冲突……苏联政府……已发出一道新的命令，撤除你们所谓进攻性的武器，把它们装箱运回苏联。』
俄国人事先没有征求过卡斯特罗的意见，他因而宣称他被出卖了，并表示对这个协议将不予理睬。然而他虽能拖延时日，却不能制止危机的结束。导弹尽管设在古巴的土地上，却是掌握在俄国人手里，而且也没有一个古巴人懂得如何发射导弹。下午1点30分，三军参谋长向特遣136舰队发出信号：不要再上别国的船，不要再显示武力了。执委会兴高采烈，但是总统说，赫鲁晓夫这次退让必然是极为困难的；并告诫他们切不可声称美国取得了胜利。他字斟句酌地给苏联总理写了一封信，结尾是：
『我认为我们应该优先考虑有关地面和外层空间核武器的扩散问题，并为争取禁止核试验做出巨大的努力。』
当天傍晚，肯尼迪兄弟回顾了十三天来的危机。最后总统说：“也许今天晚上我该去看场戏了。”兄弟俩纵声大笑起来。然后鲍勃说：“你要是去，我陪你一道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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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物画像：彼得·卡尔·戈德马克」
他干1906年12月2日出生于布达佩斯。他和爱德华·特勒、约翰·冯·纽曼和尤金·波尔·威格纳等人属于同一代杰出的匈牙利科学家。但在那几个人把自己的才能用于杀人技术时，他却成为通讯革命中的领先人物。那几位给美国造出了原子弹，而他却为美国发明了慢转密纹唱片和彩色电视，并展现出即将提供一个在声和色两方面都完全崭新的世界的前景。
彼得·卡尔·戈德马克的家庭原是富于发明创造的。他的叔祖父卡尔·戈德马克是十九世纪最使人感兴趣的歌剧作曲家之一。叔祖父约瑟·戈德马克发现了制做红头火柴的主要原料——红磷。约瑟因反抗奥匈帝国政府，逃到美国，参加了南北战争，并给联邦军队发明雷管，对打败李将军作出了贡献。
彼得是个早慧的孩子，他承袭了约瑟的气质，把家里的浴室完全占用下来作实验室，惹得他的父母大为恼火。在他还未成年以前，他已组装了一架大型的电影放映机。后来，仍在青年时代，他就告诉老师们，说他在英国最有声望的物理学家欧纳斯特·拉瑟福德的一篇论文里发现了错误。他们都觉得好笑——最后他为老师们重作了拉瑟福德的试验，证明他自己是对的。
彼得在一份杂志里看到一位古怪的苏格兰袜子推销员约翰洛吉·贝尔德写的文章。这人在二十年代初期设计出一套原始的电视系统，竟使皇家学会相信他这设计可行，还说服英国广播公司同意让他试行播放。文章介绍了如何装配接收设备，并附有出售成套零件的广告。彼得定购了一套。若干年后，彼得描绘他所看到的结果说：“接收到的图像只有邮票那么大，跳动得非常厉害，你简直着不出是什么。而且有颜色——全是红的。但那却是我一生中最感兴奋的事。”
那兴奋的情景久久难忘。他在柏林理工学院获得了工程学学位，又在维也纳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在维也纳大学时期，彼得曾在一系列音乐会上表演钢琴和大提琴，表明他也承袭了卡尔·戈德马克的才能。然而，还是贝尔德的发明吸引住了他的想象力。他在维也纳科学院宣读的一篇题为《离子速率新检测法》的论文，在很大程度上为电视播放奠定了理论基础。当系里一些同事劝他继续留下研究物理学时，他婉言谢绝了；他收拾起他的大提琴，搭船去了英国。
他受雇于剑桥的派氏无线电有限公司，制作了一部机械的电视播放机。这部机器虽然能够使用，可是公司的播音部门却并不关心它的发展，两年过后，彼得带着二百五十美元的储蓄，离开剑桥，搭船来到了纽约。在这里，他申请加入美国国籍，并向美国无线电公司求职。后来使戴维·萨尔诺夫大为苦恼的是，他的全国广播公司的下属竟没有雇用这位干瘦的匈牙利科学家。结果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雇用了他。
不久，彼得的新上司就了解到他已在克里斯勒大厦的屋顶上安装电视天线。接着过了四个相对清闲的年头，1940年春，他去加拿大时，偶然走进影院，那儿正放映彩色影片《飘》。那绚丽的色彩使他看呆了，事后他说，他在离开那家影院时，想着“黑白电视，感到一种自卑”。仅仅过了三个月，他就发明了彩色电视。
彼得的彩色系统是以一个透明的绿、蓝、红三色转盘为基础的。转盘在电视摄像管前转动着。比方说，要播送表现一个场面中的绿色的图像，那绿色透明部分就对着镜头；而在检视器的机器上也有一个转盘，它和摄像管前的转盘同步旋转，这就使图像的颜色和原来的颜色一致起来。不同的颜色迅速交替变换，观众的眼睛也就自然把各种颜色融混在一起。1940年8月，彼得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经理人员做了一次表演。他们看到一台试脸机器连续地放映出一株可爱的百日草、黑眼睛的苏珊、夕照中的红帆、披着红围巾的棕发姑娘、追逐着彩色的水球进入巨浪中去的金发女郎，最后——象歌舞杂耍表演一样——还有美国国旗在劲风中飘扬。
战争打乱了一切。彼得领导一批工程师研制用来干扰纳粹雷达的装置。1945年，他又回去研制彩色电视。联邦电讯委员会在四十年代末对彩色电视装置进行检定，彼得放映的图像极为美丽，美国广播公司放映的电视，却是绿色的猴子在吃着蓝色的香蕉，这不免使得戴维·萨尔诺夫颇为难堪。联邦电讯委员会采用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装置。于是萨尔诺夫就用高薪雇用了一百名技术人员，拨给他们一亿三千万美元的经费，要他们搞出更好的色彩。这期间，彼得又改进了他原来的装置，做出了一种所谓遮蔽屏。联邦电讯委员会批准了美国广播公司的色彩，但是美国广播公司却需要使用遮蔽屏使播送的图像保持正确的色影——因而不得不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交纳专利权税。后来，苏联及美国宇航局的“阿波罗”在飞行时都使用了彼得最早发明的那一系统。
战后的一天晚上，彼得和几个朋友正在听由霍罗威茨演奏的布拉姆斯作品的唱片。彼得后来回忆道，“突然，唱片咔嗒响了一声，就在那音乐演奏中间，出现了人类自己发明的最可怕的声音。有人赶快跑去换唱片，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