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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桃山草坪上举行的一次热闹的聚会结束时，塞林格穿着全身礼服被扔进游泳池里。特德·肯尼迪一时兴起，也跟着跳下水去。这个消息在报纸上披露以后，那些憎恨肯尼迪的人们把眉头皱得更紧了。不知为什么，这件事在他们看来特别显得腐朽。本来私人游泳池就是对新教伦理的触犯；除了游泳衣，穿着任何其他衣服下水，那简直成了离经叛道。可是持这种看法的人，还有更加令他们震惊的事。1962年6月17日是司法部长结婚十二周年。他和艾塞尔在家举行庆祝宴会。桌子是围着游泳池摆着的；艾塞尔坐的那张桌子晃晃悠悠地摆在一条临时搭在游泳池上的狭窄的过道上。在等着下一道莱的时候，阿瑟·施莱辛格和一位女伴决定跳跳舞。这下于可槽了。他们俩一踩，那条过道的板子翘了起来。女主人坐的椅子一滑，噗通一声，艾塞尔喝了水。施莱辛格大吃一惊，跟着也跳了下去。后来他们换上干衣服，晚宴继续进行，但憎恨肯尼迪的人说法可不一样。按照他们的说法，围着游泳池的胡闹简直迹近巴比伦【古伊位克的首都。《旧约》中把它描成淫乱的罪恶之城。——译者】。此后一年当中，艾塞尔不得不向新来的客人解释事实真相，有时候她还很不安地感到他们并不相信她的话。
象罗斯福一样，肯尼迪渐渐感觉到，那些人肆无忌惮地对他和他的家人散布种种恶意的谣言，倒变成了他的政治资本。这种谣言使正派的美国人听了反感，因此反而对他有利。他估计巴里·戈德华特将于1964年成为他在大选中的对手。他要确保全国都解他的中央集权同戈德华特的极端主义是不同的。在一篇他生前未来得及发表的演说中——他死时这篇演讲稿还装在他的衣袋里——他申斥了那些把“空论与现实”混为一谈、并认为“谩骂即等于胜利”的人。在这之前，关于那帮人他曾说过：
『他们以怀疑的目光看着他们周围的人和他们的领导人。他们需要“骑马的人”，因为他们不相信人民。在我们的教堂里，在我们的最高法院里，在我们对饮水的处理上……他们都发现有背叛行为，〔他们〕不肯正视外来的危险，于是坚信真正的危险来自内部。』
不管赖特·米尔斯和斯图尔特·休斯怎么说，共产主义当时的确是美国安全的威胁。也不管罗伯特·韦尔奇和基督教十字军如何作为，威胁是来自苏联，而不是来自对自来水进行氟处理。冷战造成的紧张局势仍然严重到足以再次引起巨大的恐怖情绪。这种恐怖终于把美国以及全世界推向核毁灭的边缘。这情况，说也奇怪，竟发生在1962年10月那灿烂的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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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州参议员肯尼斯·基廷通常并不是个多疑的人，但是那年夏天，从佛罗里达古巴难民嘴里传来的消息却使他感到不安。大家知道，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古巴的武装部长）7月2日曾到过莫斯科。同月下旬，古巴港口活动明显增繁；从黑海开来的大批苏联货船开始驶抵比那尔德里奥省北岸的深水港马里埃尔。般上所载货物不详，但却令人生疑。这些船吃水很浅，而特点是舱口非常宽。同样奇怪的是，每条船上都乘有大批苏联技术人员。
及至8月底，在古巴的俄国人已经有五千多名。据在佛罗里达州奥帕洛卡的中央情报局查询站受讯问的难民说，他们目睹成队的卡车拖着用防水帆布包裹着的长形管状物件。有个从古巴来到奥帕洛卡的中央情报局特工人员，曾看到其中之一的尾部，并且画下一张简图。同一星期内，卡斯特罗的私人飞机驾驶员在哈瓦那一家酒吧间里夸口说，古巴现在已经有了装着核弹头的远程导弹。10月3日，奥帕洛卡接到消息说，比那尔德里奥出现了“多半与导弹有关”的活动。这些情报，参议员基廷究竟知道多少，不得而知；可是那个月，他在一连串的演说中提出警告说，苏联正在集结军力。10月10日，他说，他从“百分之百可靠的”消息来源获悉，那个岛上正在建造六个远中程导弹发射场。
政府表示怀疑。苏联人从不曾在其他国家设置过导弹，即便在通过《华沙条约》受他们控制的邻邦东欧卫星国里，也没设置过。在铁幕的两边谁都认为卡斯特罗是个不稳定的领导人，一个靠不住的盟友。很难想象，赫鲁晓夫会把足以毁灭世界的武器交给这样一个人。当时克里姆林宫还没有承认古巴是苏联集团的一员，尽管卡斯特罗自己已经这么说了。古巴离苏联遥远；美国能够迅速地截断它们之间的交通运输线。还有一点：俄国人肯定知道，这样的行动必然会引起华盛顿的强烈反应。
10月14日（星期日）下午3点，麦乔治·邦迪在电视中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的爱德华·摩根和约翰·斯卡利的采访。他们要求他作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就基廷所指控的问题发表评论。他回答说：“据我所知，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古巴人及古巴政府会同苏联政府联合起来试图安装大规模进攻性设施、而且我认为目前这样做的可能性也不大。”中央情报局的人员差不多也都抱同样的看法。他们认为基廷受了骗。古巴人的情报是著名不可靠的。毫无疑问，那些管形物件是萨姆导弹——就是曾在苏联境内一千二百英里的地方击落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驾驶的U－2飞机的那种地对空导弹。俄国人曾向埃及和印度尼西亚提供过这种导弹，而且大家也都知道，同样一些正在运送给卡斯特罗。但这是防御性武器，用不着担心。
他们中间有一个人不同意大多数人的意见，那就是中央情报长约翰·麦科恩。麦科恩在蜜月旅行后回到首都，得悉一个月以来没有对古巴西部进行空中侦察，原因是由于在那里发现了萨姆导弹设施。谁也不愿意冒险让萨姆导弹再打下一架U－2飞机来。麦科恩说，这个险非冒不可。10月4日，他下令立即对整个岛屿进行拍照，对岛屿西端尤要特别警惕。由于目标地区上空有云，也为了训练新的U－2飞机驾驶员，耽搁了几天。10月14日清晨晴朗无云，两名空军少校起飞，前往古巴西部。事先告诉他们地面可能会有炮火，可是萨姆导弹的射手要么离开了岗位，要么睡着了；他们竟一路平安无事。回来后，他们的底片盒立即送往华盛顿，并由洗印室冲洗出来。在五角大楼的分析中心，熟练的专家们开始研究每一张放大的照片。
到星期一下午，他们所看到的已足证明基廷的话甚为可信。圣克里斯托瓦尔附近已经修起一片梯形的场地，而这种场地到当时为止，还只是在U－2飞机拍摄的苏联照片中看到过。场地的四角都有萨姆导弹发射场，保卫着一座发射台。照片中看不到弹道导弹，然而分析人员却能认出有导弹转运、装配和发射装置。证据还不够确凿，但肯定应该立即报告美国政府最高当局予以注意。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那天比平时早一些离开了五角大楼——去参加胡桃山大学的讨论会——因而国防情报局长不得不通过热线往国防部副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在华盛顿的寓所打了个电话。那是1962年10月15日（星期一）下午7点钟稍过一点。
吉尔帕特里克正在换装，准备到泰勒将军在麦克奈尔堡的住所去赴宴，他本来就已经晚了，现在也只好决定索性更迟到一会儿。他说他要看看照片。两名分析员把照片送去。他看完照片，下达了必要的命令，然后仍去赴宴。席上，几位主要客人全一个个被叫去接电话，被机密地告知一些情况，并叮嘱他们连对自己妻子也不能泄漏。给总统的报告将由麦乔治·邦迪转呈，他那时正在设宴为新任驻法大使查尔斯·波伦饯行。8点半钟，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给邦迪打来了电话。他决定等第二天再向总统报告。凡是肯尼迪所能做的都已经做了，现在去报告只不过害他一夜失眠而已。邦迪在后来交给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考虑到你在今后若干天内即将面临的一切，我决定你当时应做的最好谁备，莫过于度过一个宁静的晚上并好好睡上一夜。”
在国务院八楼的餐厅里主持着第三个正式宴会的迪安·腊斯克，正在跟主宾西德外交部长格哈德·施罗德交谈，这时被叫到配膳室去听电话。打电话给他的是助理国务卿罗杰·希尔斯曼。腊斯克听了一会儿之后说，“你个人认为是这么回事吗？”希尔斯曼回答说，“现在还只是一个初步分析，不过，根据我从电话中可以了解到的情况来判断，好象没有多大疑问。”国务卿的举止如稍稍有点失常，就很可能会马上引起满城风雨的谣言。腊斯克尽管心情恶劣已极，似乎只能仍按外交礼节行事，回去招待宾客。到第二天早晨，为期十三天的危机才算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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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0月16日，星期二」
分析人员通宵达且地重新检查了圣克里斯托瓦尔的照片。早晨7点半，麦克纳马拉看了这些照片，邦迪是在8点钟看到的。肯尼迪正在卧室里阅读当关早晨的报纸。邦迪径直走进去，向他报告：“总统先生，现在根据一些确凿的照片证据，这您一会儿就能看到，俄国人在古巴设置了进攻性导弹。”总统吩咐郑迪召集政府主要成员上午11点3刻到内阁会议厅开会。接着，他给他的兄弟打了个电话。
参加11点3刻的会议以及随后召开的一系列续会的，除了肯尼迪兄弟外，还有吉尔帕特里克、邦迪、麦克纳马拉、腊斯克、奥唐奈、林登·约翰逊、麦科恩、马克斯韦尔·泰勒、中央情报局的马歇尔·卡特将军、索伦森、乔治·鲍尔——国务院里与吉尔帕特里克处干同等地位的人——财政都长狄龙、负责拉丁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爱德华·马丁、大使波伦、卢埃林·汤普森和艾德莱·史蒂文森；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和保罗·尽采，以及三个业已不在政府里供职的人：迪安·艾奇逊、约翰·麦克洛伊和罗伯特·洛维特。这些人将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或简称作“执委会”）的成员载入史册。
技术专家送来的报告表明，再过十来天，圣克里斯托瓦尔发射场便可供使用，而这一工程完成后，美国在遭到袭击时的报警时间便将从一刻钟缩短到两三分钟。罗伯特·肯尼迪记述当时最突出的感觉是：“震惊到难以置信的地步。”当时普遍认为，美国作出任何反应都可能使局势恶化；但总比听任赫鲁晓夫干下去要好一些。
总统下令大大增加U－2飞机的监视。执委会其他成员将研究可供选择的途径——用腊斯克的话来说，他们将“从各个方面提出意见”。国务院将探索争取拉丁美洲以及美国在欧洲盟国支持的可能：国防部要研究一下各种可供选择的军事方案，以及各方案中的时间因素，部队军种和所需兵力。这时候，大多数人还都感到只有一个对策：对导弹发射场进行一次空袭。罗伯特·肯尼迪递给他哥哥一张字条：“我现在才知道东条在策划偷袭珍珠港时是何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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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