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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与美国的安全或科学研究毫无关系。这纯粹是个面子问题，或是象有人不怎么厚道的说法，叫做天休政治的问题。以肯尼迪那种事事不甘落后的态度，大概不管怎样，美国总是要接受这种挑战的；可是冷战对此也很有关系。肯尼迪同艾奇逊和杜勒斯——还有理查德·尼克松——一样，相信全世界都正在注视着这两个超级大国的竞争，而且他们之间进行较量的每一回合的给果都关系着前途和命运。想到苏联也许会更受到非洲和亚洲新兴国家的仰慕，那简直是不能容忍的。仿佛这与人类的自由有关。这一点从西奥多·素伦森的回忆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索伦森写道，在肯尼迪看来，新政府所继承的“宇宙探索方面的差距”表明这个国家缺乏“主动性、创造性和活力”。
『他坚信，美国人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空间竞赛在众世界所产生的政治和心理方面的影响。他担心，由于东力和西方正在力争使新兴的、尚未决定去向的国家相信，哪条路是正确的道路，走哪条路才有前途，那末，苏联的这种戏剧性的成就就很容易会造成一种危险的印象，仿佛苏联在各方面都居于不容怀疑的世界领袖地位，特别是在科学成就方面。』
根据这种观点，美国更优越的武器系统算不得什么，因为它似乎并不优越：“其它国家……都认为苏联既然在空间领先也就必然在导弹方面领先；而不管这种判断正确与否，还是影响了这些国家在冷战中的态度。”这纯粹是想当然，仿佛说第三世界住在草棚和村落里的农民，都在等着要听听从外层空间传来什么最新消息，然后再决定他们应走哪条路。其言外之意其实是，如果不对苏联的火箭成就进行挑战，那对美国的威望就是最大的打击——比如说，连受压迫的美国黑人在愤怒的骚乱中捣毁许多美国城市中心也都算不了什么。
这比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幻觉玄想实际上好不了多少，索伦森还明白表示，在这方面，和越南问题不一样，肯尼迪并不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总统比他所有的顾问们更为坚信，在空间竞赛方面甘居二流，甘当亚军，是同国家安全的要求和‘新边疆的探索精神’不相符合的”。和古巴问题一样，这也是肯尼迪1960年谈得最多的题目之一。在曼哈顿作竞选演说时，他曾说：“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要求我们做出崭新的决定。这一届（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国际政策、威望、力量和影响方面不得不作出的关键性决定，是他们应当承认外层空间的重大意义。……现在苏联已经首先进入外层空间了。”在爱达荷州的波卡特洛，他又指贵说：“也们（其它国家）已经看到苏联首先进人空间。他们看到苏联首先围绕月球飞行，又首先围绕太阳飞行……。他们于是得出结论说：苏联在蒸蒸日上，我们则每况愈下。我认为要靠我们来扭转这种形势。”在他当选前五天，在俄克拉何马城，他更大声疾呼：“我宁可就看黑白电视。我一定要在火箭推力上超过他们。”
4月份第二周的星期一，合众国际社开始传播在莫斯科盛传的一个谣言，说苏联已经用火箭把一个人送入空间并使他安全返回地面了。尽管这个消息报得过早了些，可是星期二晚上美国中央情报局便报告说，这一飞行已定于当晚进行。当华盛顿还在睡梦中时，莫斯科广播电台已在以缓慢而动人的节奏播送苏联爱国歌曲《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来迎接那新的一天了。接着就播送了那一重要公告“世界上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东方’号已于4月12日由苏联发射，进入了环绕地球的轨道。”为了跟踪观看，苏联各地的孩子都走出教室，售货员走出商店，工人也走出厂房。开头，大家都惊愕不语，仪乎难以想象，在他们的头顶上，真有一个自己的同胞正以每小时一万八千英里的速度在繁星中飞翔。
这个人名叫加加林，二十七岁，空军少校，被选中为俄国第一个进入空间的“宇宙航行员”。加加林是在莫斯科时间上牛9点零7分（华盛顿时间凌晨1点零7分）起飞的。那时，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似乎显得比实际更要高大～些。世界上有些事情，其主要意义往往在于当时引起的公众反应大小。1938年奥森·韦尔斯的关于火星人的广播所引起的反应便是一例、1946年“我们要回家”的暴乱以及五十年代初期对布里克修正案的支持也是如此。现在，不仅俄国人，全世界的人都渴望英雄人物的出现。苏联拿出来一个加加林。进行了一百零八小时的宇宙航行，其中八十九个小时是实际上在轨道上运行，然后，他从一百八十八英里的高度降落下来，成为巨人的宣传资本。他站在列宁墓上，受到了二十发礼炮的欢迎。莫斯科的一个厂场以他命名，随后又用他的名字命名一条冰川。苏联艺术家们开始设计一种印有他的肖像的纪念邮票。在俄国报纸上，他的名字被印成红色。崇拜他的苏联记者们称他为加加。有人激动地写道，“他那炯炯的目光中，似乎还反射着太空星光的闪耀。”赫鲁晓夫在红场上发表讲话，把他比作哥伦布。全苏广播电台播送了赫鲁晓夫与这位宇宙航行员之间的一段谈话，这位宇航员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几句话是：“当我在外层空间时，我想到的是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祖国”，以及“当我降落时，我一直唱着‘祖国在听，祖国知道’那支歌。”
美国人不禁咬牙切齿。一位空间工作负责人说：“这情况可能使肯尼迪在1964年竞选中失败。”一位宇航局的科学家说：“等着吧，苏联还会送上三个人，然后六个人，然后送上一座实验室，把他们全连接在一起，然后发回几张纽约的照片给咱们瞧瞧哩。”在卡纳维拉尔角，一个满怀怨气的宇宙航行员对记者说：“我们本来也能把人送上去的。只要两年前上面有人决定抓紧搞，我们在一个月以前就己经可以把人送上去了。”那天下午4点钟，肯尼迪出席了在国务院新礼堂举行的一次群情激昂的记者招待会。有人向他：“总统先生，有位议员今天说，他实在不愿再看到美国在空间领域方面落后于俄国了。我想他的话代表了许多人的想法。……在这个领城里，我们赶上乃至超过俄国的前景怎样呢？”肯尼迪避开了正面回答，他说：“不管别人多么不愿看到这种局面，他决不会比我更甚，但事实上（赶上苏联）的确需要时间。我希望，我们将投身到别的我们可以领先的领域里，说不定会为人类带来更长远的利益。但我们确实是落后了。”专栏作家体·赛迪评论说，这“似乎很难说是符合‘新边疆精神’的。”一家新闻杂志报道说，全国的心情是“沮丧，羞辱，有时是狂怒”，并且预言“只有拿出点特别惊人，特别困难的火箭技术，比如说，来一次环绕月球的载人飞行，才能在世界人民的眼里把苏联宇宙航行员压倒。”
事实上，那天晚上肯尼迪了解到，只有搞月球飞行，别无他途；在较低级的目标方面美国对苏联的差距太大，已无法赶上。晚上7点，总统在内阁会议室召开了一次会议，要看着有没有什么可供选择的办法。他的顾问们——杰罗姆·威斯纳、宇航局局长詹姆斯·韦布和他那出色的副手休·德赖登博士、预算署署长戴维·埃利奥特·贝尔和索伦森——个个都发了言。这些专家当然都比肯尼迪知道得多。空间不是他的专长，对这个问题他知道的比任何其它问题都少，他当时还没听到卡纳维拉尔角发射计划的汇报，也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来作出合乎科学的选择和确定轻重缓急。在威斯纳、韦布和德赖登发言后，总统沮丧地喃喃说，“我们也许永远也赶不上啦”。他说，“让我们来这么谈吧。有没有哪些方面我们能赶上他们呢？我们能干点什么呢？”他确实知道美国已有三枚半完成的火箭，造成后，每枚都能产生一百多万磅的推力，他问他们：“‘新星’和‘海盗’怎么样？‘土星’号什么时候可以造好？我们能来个飞跃吗？”
德赖登告诉他说，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采取一项和曼哈顿工程相似的突击计划。那我们也许在十年内能把一个美国人送上月球。当然这可能是一场赌博。而且至少得花费二百亿美元——或甚至两倍这个数目。总统沉默下来。随后他说，“费用，我感到难办的就是这个。”他有所期待地望着贝尔，但从他那儿没有得到宽慰。贝尔说空间探索是件非常费钱的事。肯尼迪问道。“你们诸位老兄不能发明一种就在地球上进行而对我们有利的竞赛么？”但是什么东西也没有飞上月球那样的吸引力，总统把手指头在门牙上敲了半响，然后请威斯纳和宇航局的官员们再算计算计。他站起来准备走时又说：“等我们对情况了解得更多一些，我就可以决定究竟值不值得干了。就没有一个人能说出怎样赶上他们，咱们得找出这么个人来——什么人都行……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三个星期后，美国人民显示出，他们的判断坚定了总统的信念。经过两年零四个月的拖延和挫折后，宇航局“水星工程”中的第一架运载火箭从卡纳维拉尔角的发射架升起。在一亿名电视观众屏息凝望之际，一枚细长白色的“红石”火箭冉冉升入云霄，放出一道越来越宽的烟雾尾带。坐在里边的是海军中校小艾伦·谢泼德。于是，全国都欢腾起来。在收税快速公路和高速干道上行车的司机都把车开到路边，打开车上的收音机。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位法官宣布暂时退庭，以便让法庭上的人都能利用警察从一个盗窃犯那里查获来的电视机看看发射情景。全国都在旁听“自由七号”（谢泼德空间飞行舱的代号）和佛罗里达控制站之间的对话。他在外层突间呆了十五分钟。他的飞行和加加林所经历的复杂的轨道不可同日而语，可是美国人这时并不在意。当他的飞行舱在降落伞下大辐度地摆动着，落在“钱普伦湖”号航空母舰旁边时，舰上的水兵欢呼若狂。“这一天可真太美了！”这是他回到地球上的第一句话。“真是了不起的一次兜风啊！”而他走向荣誉的道路才不过刚刚开始。在纽约，他受到在当时说来是空前盛大的抛掷采带的欢迎。伊利诺州迪尔菲尔德一所新开办的学校决定以他命名。市场上出现了专供倾慕谢泼德的人向他投寄的庆贺明信片。他的故乡，新罕布什尔州人口只有六千九百八十七人的德里镇，举行游行向他致敬，人们从新英格兰各地赶来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