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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联邦政府办救济会有什么长远影响，当时的争论就更多了。可是哈里·霍普金斯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不客气地说过：“人们不是在‘长远’以后才吃饭的，他们天天都得吃啊。”此人瘦长个子，一头蓬发，说话刻薄，在纽约搞社会福利工作，在对付大萧条的工作中出过力，到新政结束以后还一直同罗斯福保持密切关系。他是从楼梯下边进入政府的。原来最初他没法见到总统，就趁劳工部长弗兰西丝·珀金斯参加纽约一个来宾云集的晚会时，把她拉到楼梯底下一个角落谈话（那时人声嘈杂，只有在楼梯底下谈话才听得清楚）。他向她说明，由联邦政府办救济事业，是当务之急。于是珀金斯小姐把他推荐给罗斯福，罗斯福又把他提出的方案提交国会。方案一提出，共和党人无不大吃一惊。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罗伯特·卢斯说：这就是“社会主义那一套”。缅因州参议员卡罗尔·比第大声疾呼：“上帝救救美国人民吧！”
但是共和党人的上帝既然失灵，就只好听罗斯福的了。5月22日，罗斯福把霍普金斯带到华盛顿。联邦政府的救济事业从此始，直到1942年结束，期间机构、名称换过几次（民政工程署、工程兴办署、公共工程署），领导人也换过几次（先是霍普金斯，接着是伊克斯，最后又是霍普金斯）。当时霍普金斯直截了当地说：“我来华盛顿，就是要做到谁也不挨饿。”纽约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嘲笑反对救济的人说：“我到市场去，花两块钱买一只鹦鹉，一天就能教会它叫‘白给！白给！白给’！不过鹦鹉是一辈子也不懂经济问题的”【罗斯福的救济事业是以工代赈，反对派说这是白给，助长懒惰。——译者】。但是，反对救济的人也不示弱，他们攻击救济事业的话，比“白给”要难听得多。北方的血汗工厂老板们和南方的种植园主们都恼火极了，因为他们的廉价劳动力没有来源了。上层中产阶级批评家以为，领救济金的人都是一些斜靠着铁锹或草耙的懒汉，这些批评家的绝招是把“扳倒搁”（boondoggle）这个意义不明的词儿加以曲解。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名叫罗伯特·马歇尔的手工课教师在纽约市参议会调查会上作证，他说他教过一些失业的人做“扳倒搁”。所谓“扳倒搁”是1925年一个童子军领队发明的，指的是童子军野营中有实用价值的作业，例如用绳子编带子。谁知没有几天，全国报纸的社论就都嘲笑说，办救济就是让人们“扳倒搁”，而且轰动一时，弄得成千成万的读者以为（直到今天还以为）霍普金斯和伊克斯的成绩只不过是为了救济失业的人，找点什么事给他们干干而已。
其实，两位主管救济的人都是讨厌人们吃闲饭的，尤其是霍普金斯。他认为只给救济，不给活干，会使人们丧失自尊心。只要听到妇女们说：“我们不再靠救济了，我丈夫在为政府干活，”他就十分高兴。就大多数情况来说，人们确实是在干活，而且干的是艰苦活。民政工程署、工程兴办署和公共工程署的资金，先后投入3万个以上的新办工程和事业，诸如请教师，兴水利，设邮局，筑桥梁，办监狱，修机场，打下水道和涵洞，开辟公共游泳池、运动场和儿童游乐场，兴建发电厂和火车站，等等。全国新建公路的10％，新开医院的35％，新建市府大楼、法院大厦和新设医疗设施的65％，新办学校的70％，都是霍普金斯任内那几年搞出来的。这么一来，丹佛市才有了供水系统，俄亥俄州马斯金格姆河流域才有了拦洪工程，得克萨斯州布朗施维尔市才有了港口，基韦斯特市才有了公路和桥梁，接通了市区和大陆上的佛罗里达州。
工程兴办署（以及它的前身和后继机构）投资于私人企业力所不及的各种工程，使整个美国的面貌为之一变。建成了哈得孙河下面的林肯隧道，把纽约市和新泽西州连接起来；建成了纽约三镇桥，把曼哈顿和长岛连接起来；把宾夕法尼亚铁路改为电气化。它出钱试制了第一批柴油机。由于有工程兴办署，华盛顿才有了动物园、林阴大道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大厦。如果没有工程兴办署所组织的工程队，就没有加利福尼亚州的卡马里洛精神病院，没有肯塔基州的诺克斯堡金库，没有旧金山的博览会会场，没有达拉斯市的迪利广场，没有圣路易斯市的花卉馆，也没有哥伦比亚河上的波恩尼维尔水坝和科罗拉多河的博尔德水坝。为了建设博尔德水坝，有近二百名工人丧失了生命。这个水坝连共和党人也非常感兴趣，1946年他们再次控制国会时，就将它改名为胡佛水坝。兴办所有这些工程，总共开支还不到200亿元——只相当于尼克松首届政府五角大楼年度预算的1/4。
据《陆海军纪事报》日后的报道，那几年里，由于军事拨款一般极少，许多陆军兵营和海军基地也全靠工程兴办署的工人才免于失修。没有工程兴办署的各项建设工程，美国经济在二次大战期间和战后就不能那样发展。没有田纳西河流域工程（这是罗斯福的百日新政期间的遐想之一），那两颗结束第二次大战的原子弹也就制造不出来。当然，原子弹有其利弊，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下面这个事实：苏联到了50年代中期肯定会掌握核武器的生产技术的。固然，制造原子弹不是兴办田纳西河工程的主要目标，它开始只是沿河建筑一系列水坝，向本流域内的居民供应和出售电力。但是结果是防止了河水侵蚀300万英亩的农田土壤，把整个流域居民的平均收入提高了九倍，而且原来投入工程的资金已以缴纳联邦税的方式全部偿还。这项建设本是参议员乔治·诺里斯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但是计划的实现还是靠罗斯福。罗斯福刚到白宫，各事未定，就给诺里斯写信说：“一俟目前这批紧急法案搞完”，就希望他来谈谈有关“田纳西流域的发展计划”。有这样一位总统在，人们自然会感到，无论想做什么事都是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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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有做不到的事。银行可以保住，农民可以得救，挨饿的人可以给饭吃，奔腾澎湃的田纳西河可以驯服，但是美国是一个工业国，工业上有许多问题却不是凭法律可以解决的。罗斯福也曾试过一下，在他的新政措施中，全国复兴总署是费了最大气力来办的。不能认为它彻底失败了，因为它鼓舞了人心，而且由于加强了劳工组织，可以说对经济最后能够复兴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它虽则没有达到罗斯福原来的期望（显然没有），可是确实使全国有如战时一般，暂时团结起来了。全国复兴总署的历史，有点像一场足球赛，派出的球队虽然十分出色，最后却输了球。休·约翰逊将军一开头就预测将来的结果，他打了个用语杂乱而寓意巧妙的比方：“开头是看烟火，后来是放冷箭。干这件事，好比睡在断头台上跟人打赌，希望万中得一，刀子下不来。”
约翰逊是新政派中风头最健的人物，罗斯福选中了它负责主持全国复兴总署工作。这个机构之所以没有取得多少成就，也许是由于他那种“老子天下第一”的态度。谁碍他的事，他就骂人，说人家是“血里带着耗子气味”，“国务院里油头粉面的花花公子”，“靠说空话、蠢话、废话吃饭的家伙”，等等。他还把商业部大厦的办公室比做联邦火车站的收小费的厕所，因此开罪了胡佛。不过，全国复兴计划之不易成功，在5月7日罗斯福的第二次炉边谈话中就可以听出来了。当时总统提到要办全国复兴总署，说他要求企业界和政府“合作，共同拟订计划”，政府在各个工业绝大多数从业人员的协助下，“有权制止不公道的做法，并强制执行所订立的协议”。
罗斯福的目的是要消除你死我活的竞争和女工童工的残酷待遇，这是正派的企业家人人都可以接受的。问题是，由资方按工业种类订立法规，当然就意味着要停止对托拉斯进行斗争，要恢复资方定价制。劳工方面很不安，于是约翰逊只好听从了铁路员工协会总顾问唐纳德·里奇伯格的劝告，在《全国复兴法》中加上第七条第一款这一历史性的条文【这一项条文的主要内容是：工人有“组织和通过他们自己选择的代表进行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不得限制工人加入自己选择的工会作为受雇条件；雇主应遵守总统批准的有关工资、工时等规定。——译者】，使集体谈判合法化，从而推动了30年代工人运动的发展。对于将来要发生的事，大企业家这时已有预感。全国制造商协会和美国商会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对这一条表示了强烈反对。于是罗斯福把赞同和反对的两派代表请到白宫开会，就条文的措辞取得了协议。会议结束时，第七条第一款条文原封未动，这并不是一个吉兆。企业家们和他们在国会里的代言人之所以同意，是因为他们当中有些人认为，一切自由竞争都应该停止。正如琼斯－拉姆森机械公司当时的经理拉尔夫·弗兰德斯所说，他们“完全相信，要复兴和繁荣，就非限制竞争不可”。
“铁裤汉”约翰逊的宣传工作干得很出色，所以1933年过了大半，人家还没注意到隐藏着的棘手问题。一次，亨利·华莱士跟约翰逊谈话，谈到印第安人所崇拜的一种神鸟，约翰逊就以印第安人的表意文字为蓝本，画了一只蓝鹰作为全国复兴总署的标志，在下面写上“人尽其责”这句话。他在对报界谈话时提出了严重警告：“不管个人还是团体，谁要是不尊重这只神鸟，后果自负。”凡是遵守他所制定的法规的企业，可以在厂门店门挂上蓝鹰徽。开汽车上街的消费者则在挡风玻璃贴上这个图案。《时代》周刊每期封面上也印上了蓝鹰徽。有四个女孩在背上刺了蓝鹰花纹。在旧金山垒球场上，八千个儿童排队组成了一个巨大的蓝鹰徽。巴斯比·伯克利也不落后，将《舞台大观》的最后一场改写，让鲁比·基勒、狄克·鲍威尔、琼·布隆代尔和好莱坞全体临时演员排队，先排成美国国旗图案，然后组成罗斯福像，最后排成蓝鹰徽。凡此种种无不令人眼花缭乱，兴高采烈，加之约翰逊将军又到全国四处奔走，要各行各业把法规一个个签订了下来，真是煞有介事。
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如此。1933年仲夏，在全国复兴总署领导下，已经有一百万雇主签名表示愿意遵守全行业性劳动工资规程，有九百多万工人依照这些规程干活。但是这些雇主绝大部分是小企业主。在纺织、采煤、石油、钢铁、汽车、木材、服装、批发商业、零售商业和建筑这十个最大的行业中，只有纺织业签订了行规，而且是经过六个星期的尽力劝说以后才签下来的。新政班子里也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霍普金斯对约翰逊说：“休，你那些法规好讨厌！”不管什么蓝鹰不蓝鹰，煤矿的私雇警察照样向矿工开枪，亨利·福特也不肯“尽”他那一份“责”啊。约翰逊一气之下，把自己那辆福特公司的“林肯”牌车卖掉，另买一辆通用汽车公司的“卡迪拉克”牌。罗斯福下令，所有政府部门只许向那些跟全国复兴总署合作的企业购货。有个记者问约翰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