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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想主要对苏联代表团讲几句，因为谁都知道我们两个大国的确有不少可怕的新武器，这就使世界各国，也使我们两国，产生了遭受突然袭击的恐惧和实际危险。
因此，我建议我们两国采取一个切实可行的步骤，我们应该很快作出一项安排，首先在我们两国之间立刻就办起来，这项安排的内容包括：
把两国各自的军事设施情况，从头至尾，由东到西，统统列出，互相交底，让这些设施全部公开出来，并彼此提供有关蓝图。
下一步是，在各自国内为对方提供空中摄影的便利条件——我们将在我们国内提供这种条件，即充分的空中侦察的条件，你们可以爱拍什么就拍什么，拿到你们国内去研究！你们呢，也照样为我们提供这种条件，让我们进行同样的侦察。通过这些步骤，我们就可使以全世界相信，我们彼此之间已在设法防止发生大规模突然袭击的可能，这徉就可以降低危险，缓和紧张局势了。
当然，我们也要设法使全面有效的视察和裁军制度更易于实现才是，因为我现在所提的建议，老实说，只不过是一个开端而已……
美国准备对任何可靠的视察和报告制度进行研究和试验。只要这个制度的确可行，美国准备同所有其他各国一起来裁减军备，裁减多少，以足以使这个制度产生切实效果为度。
我们如果能成功地研究出这样一套制度，那么它本身就大大有助于增强我们彼此的信任，从而为我们各国人民开拓出一条宽广的前进道路。』
正在翻译他的发言时，突然一阵吓人的闪电打得整个大厅刷亮，日内瓦湖上雷声隆隆，霎时间国联大厦电灯全灭了。艾克咯咯地笑着。他说，“我可没有叫灯都灭了啊。”灯猛的又亮了，照出了俄国代表团一副目瞪口呆神态。这时苏联还没有摆脱斯大林时期的怀疑狂：驻莫斯料的外交官有人盯稍，外国记者的活动受到限制，外国人的电话被窃听，谁个苏联公民如果同外国人谈过话，就要受到仔细盘问。什么向美国人提供军事基地的详图，什么让美国摄影员由上空飞过，爱拍什么就拍什么，这些想法实在把他们吓呆了，赫鲁晓夫和其他代表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们只有干瞪眼。
欧洲人却高兴极了。他们称赞这个建议真是外交上的惊人之笔。富尔总理说，“我多么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到会议厅里来听听他的声音啊，他是以自己非凡的军事经历为根据讲这番话的。如果他们能听到他的讲话，他们就一定会认为，在裁军问题上，整个世界己经发生了某种变化。我敢说，会议己经打了第一个胜仗——破了怀疑主义。”第二天早上，整个西欧的报纸的社论无不附和富尔的论调。开放天空，这话谁都懂得的。这是何等简单，何等痛快啊，只有自信本国无事不可告人的总统才提得出这样的建议。
不过，要实行这个计划，却是不可能的；美国人也跟俄国人一样，办不到。艾克的军事顾问们很清楚这一点。他们事先看过那份小字的计划书的这部分内容，这些内容他在即席发言时略掉了，——在计划书里，“开放天空”只是一种提示，目的在于使裁军委员会里的美国代表执行命令时，多多研究关于视察和报告的问题”——而他们的结论是：他谈的不过是一个遥远的目标，只有在签定不知多少别的协仪并经过考验之后，才有达到这个目标的可能。五角大楼并没有疑神见鬼的毛病，但谁要想接触那里的机密材料，不知得闯过多少关口。一个不肯把资料提供给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政府，是不会把它送到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去的。这时麦卡锡时代的余风犹存。麦卡锡参议员本人是搞臭了，全国对给佩雷斯撑腰的人也能原谅，但这跟容许米格式飞机翱翔于洛斯阿拉莫斯上空，可不能同日而语。【那是说，假定俄国摄影员乘坐俄国飞机。他们也可以利用美国的运输工具，而让美国摄影员坐俄国飞机飞越苏联天空。这一点艾森豪威尔没有讲清楚，也没有人问过他。也许甚至那些欢欣鼓舞的欧洲人心里也明白，这所谓的“开放天空”实在太有点BBD&O（见前。实即作广告之意。——译者）的味道了。】
会议结束了，布尔加宁把总统拉到一边，说，“别担心——结果会好的。”艾克离开日内瓦时满以为苏联领导人，特别是朱可夫，对他的一片诚意想必深有体会。在其后的几个月里，苏联人对“开放天空”问题态度很持重，也许因为看到了其它国家对它表示欢迎。直到1956年3月1日，艾森豪威尔还在给布尔加宁写信，建议把“开放天空”和另一个计划，即和平使用原子能计划，合并考虑。但那时布尔加宁实际已经受到赫鲁晓夫的排挤，而赫鲁晓夫对这种和解姿态根本不感兴趣。他只顾发表一些关于“民族解放战争”的讲话。总之，“日内瓦精神”已经死透了，缓和并没有出现。这次会议没有能取得什么长远意义的成果，人们今天还记得的，只剩下当时艾克的笑脸所散发的热情了，而这点子温暖终于无法消融那绝厚的冰层。
有可告慰的是，幻想破灭得还不那么快。总统飞回国时，人们还把日内瓦会谈看作一次了不得的成功呢。据盖洛普民意测验，百分之八十四的美国人竟想不出艾森豪威尔政府有任何值得非议之处。7月24日（星期天）凌晨，“哥伦拜恩”号载着总统回来了。其时天色未明，华盛顿国家机场被雨水冲刷着。但当他从舷梯走下飞机时，有好多人候在那里向他欢呼，通往白宫的马路两旁，也站了不少人。这可说是他总统生涯中的顶峰，也是整个五十年代中极其煊赫的一幕。当初去时，决心要缓和世界紧张局势，今日归来，胜利已经在握。他现在准备到丹佛好好休它几天假，玩玩高尔夫球了。
※※※
1955年9月23日这天，艾森豪威尔总统一早就醒了。他是在丹佛郊外拜尔斯皮克牧场上，科罗拉多银行家阿克塞尔·尼尔森家里作客，他亲自做了一顿早饭：牛肉火腿、猪肉香肠、煎玉米饼和烤饼。他先到劳里空军基地那座水泥墙面的办公楼，同助手们进行了两小时的紧张工作，然后乘车到樱桃山乡村俱乐部去打十八穴高尔夫球。他打出了八十四分。这个成绩实际并不坏，因为他玩球时两次去接紧急电话，其中一次是杜勒斯打来的，告诉他俄国人对“开放天空”问题的反应。
午餐时，总统吃的是汉堡牛排配生葱，饭后又继续打九穴高尔夫。他打到八穴，忽然停了下来，皱着眉头，用手揉抹胸口。他对俱乐部的职业高尔夫球手说，“我再也不吃生葱了，好象全堵在胸口。我还觉得有点烧心。”那天下午剩下的时间，他便一直在拉斐特街他岳母家的地下室里画画，临墓了7月11日那期《生活》杂志上的一张阿根廷妇女的照片。后来乔治和玛丽·艾伦来一起吃晚饭。在端来烤羊肉，土豆和各种蔬菜时，艾克还说起他早晨吃完生葱不舒服的事，但说完也就忘了。晚上10点，他回到二楼卧室休息去了。玛咪的卧室隔着走廊，同他对门。
她凌晨2点半醒来，听到他在床上折腾。于是走了过去。她看他还在睡，可是睡不踏实。“怎么啦，艾克？”她问，“做恶梦，还是怎么？”没什么，他叽哩咕噜着说，他很好；她就走了。但他很不舒服，怎么也睡不着了。他忽然感到胸口一阵剧痛，于是下了床，通过走廊，到了她的房里。他说不出话来了，只是揉着胸口，表示那儿难受。她想起了吃生葱的事，就给了他一杯氧化镁乳浆喝了。她感到很不安，因为这种情况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他从来没有说过胸口痛。她拿起电话，找总统私人医生霍华德·麦克·斯奈德少将讲话，他住在劳里的单身军官宿舍，离这里大约有四英里。她把经过情况告诉了他，说：“你最好来一趟。”
这话对斯奈德是不值说得的。那些症状，任何大夫听到都会大吃一惊的。他在睡衣外面匆匆加上一件外衣，对司机说，“拉斐特街七十五号，赶快。”他们一路不顾红灯拦路，急驰而去。3点12分，大夫来到总统的床边。总统满脸通红、浑身出汗，非常难受。他的脉搏极快，血压也高。斯奈德拿起听诊器听了听胸部，几分钟便得出了明确的诊断。总统得的是冠状动脉血栓形成症。他的心脏已经受到损伤，损伤到什么程度，斯奈德这时还说不准。他给他吃亚硝酸戊脂和盐酸罂粟硷扩大血管，又加用了吗啡防止发生休克，然后又给他住射了一针肝素以免血液凝结。3点45分，又给他打了一针吗啡。艾克终于酣睡了，危险期逐渐过去了。斯奈德决定暂时对任何人，甚至对艾森豪威尔夫人，也不讲。他们帮不了忙，一家子慌慌张张，只会妨碍总统脱险。
差不多足足四小时，始终只有斯奈德大夫一人守在总统床前。快到早上7点，灰色砖房里其他人也都醒来了，他便派人找来安·惠特曼。他对这位秘书说，总统有些不舒服，是消化不良。10点35分，这句话传到报界，立刻，全世界都知道了。这时，斯奈德认为他不能再隐瞒其象了，便冷静地把实情告诉了艾森豪威尔夫人，并打电话给丹佛市郊菲西蒙斯综合医院心脏科主任大夫，请他带心电图描绘仪来。艾克在11点45分醒来，神志清醒，但软弱无力。描绘仪记录下来的心电图摊在杜德夫人餐厅的桌上，完全证实了斯奈德的诊断。他把夜来的情况告诉艾克，并说，“我们想送你到菲西蒙斯去，”按着又说，不必用救护车了。总统点点头，又让他通知特工人员。艾克由人扶着下了楼，坐进一辆候在路边的轿车，开了九英里路，来到那家医院。轮椅推着他住进了一套特别病房的氧气间里。
当天下午2点半，在劳里的新闻秘书人员告诉那里的白宫记者们说：“总统刚才患了一次轻微的内科的——让我们把‘内科的’几个字划掉——总统刚才犯了一次轻微的冠状动脉血栓形成。他刚才已经进了菲西蒙斯综合医院。他是坐自己汽车去的，也是自己从房间里走上车的。”
他最后那句话，却被一派惊惶混乱的气氛淹没了。
※※※
这时华盛顿，是下午4点30分。吉姆·哈格蒂是那天早上休假刚回来的。丹佛向报界宣布总统患心脏病之前不一会，他已经从电话里知道了这个消息，当即打电话到副总统尼克松家（他的家是一所白色砖房，坐落在华盛顿高级住宅区斯普林谷）。尼克松一家刚从邻家参加婚礼回来，副总统正在看《华盛顿明星晚报》上关于艾森豪威尔患消化不良症的那段简讯。哈格蒂在电话里问他，“迪克，你在休息吗？”尼克松说没有，于是总统新闻秘书便用非常平缓的口气把情况告诉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