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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控制国会的是共和党，而且是一批非常特殊的共和党。有时他们的极端保守主义确是教你不知如何是好。乔·麦卡锡的最后审判日快到了；参议院里开始有人联合起来反对他。很快，议员们便要表态，在他和艾森豪威尔之间作出选择。而右派就要露出面目，变为总统的敌人。除了马萨诸塞州的莱弗里特·索尔顿斯托尔以外，所有共和党老资格参议员如诺兰、德克森、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和尤金·米利金，都是拥护这个煽动家的。
麦卡锡的门徒乔治·素科尔斯基攻击艾森豪威尔说，在他领导之下，共和党“变得简直太现代化，使它简直与‘新政’无异”。麦考密克上校在艾克就职的第二天，就在《华盛顿时代先驱报》上把艾克排斥在共和党之外。但是，大多数政论家倒是站在总统这一边的。塔夫脱死后七个月，《时代代先驱报》就被《华盛顿邮报》合并过去，而这是一份很不一样的报纸。它尖锐地指出：“参议员诺兰似乎不能区分政府的目标和他个人的憎恶。”《商业周刊》评论说，“共和党人掌握大权，究竟是否称职，这自然是人们想要知道的问题。”罗斯料·德拉蒙德在《纽约先驱论坛报》谈到出现了新的“华盛顿一团糟”时说：
『现在在共和党政府内部这种不顾后果的分裂，这种派别争斗，这种相互辱骂，这种不健康地一味从事消极的激烈争论，究竟会有什么后果呢？在政治上会带来什么结局呢？……这种新的“一团糟”的后果就是暴露出共和党政府是个吵吵闹闹的、毫无建树的、几乎是没能力制订法律的政府。』
有时，首都的记者们在报章上提出怀疑，联邦政府是否已成为自我嘲弄的对象。有位参院掌舵人威廉·诺兰不断告诫总统，说现在迫切需要用海军对中国海岸进行全面封锁，并且不同意威尔逊任命保罗·尼采为管理外交事务的国防部长助理，因为他在国务院任职时，曾经是“艾奇逊灾祸政策的制订者”之一。又有一位埃弗雷特·麦金利·德克森，在一项拨款法案下成功地附加上一条条款，规定如果北京获准加入联合国，美国对联合国就立刻停付一切会费。附加条款的草案在参院通过了五次，总统五次拿起笔来，又五次把笔放下，说不能既要他接受这个提案，同时又要他指导外交事务。后来斯泰尔斯·布里奇斯搞了一个决议，说：“国会的想法”是红色中国永远不能加入联合国，这才摆脱了这个困境。这个提案在两院一致通过，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把参院的表决记录下来时连声表示赞许。到了休伯特·汉弗莱起草一个法案，要求将参加共产党列为重界时，这种胡作胡为就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是，这个法案非修改不可。因为它实际是破坏了麦卡伦法。按照后者的规定，共产党员是要登记的。但如果按服这个法案，登记等于是自认有罪，可以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来回避。尽管这法案后来是修改了，但最后，加入共产党还是列为非法。司法部长布劳内尔可给吓坏了。因为这个法案至少有六点是违反宪法的，而且它还会把若干现有的反对共产党活动的法令抵消了。尽管这样，在五十年代早期，在国会里还是没有人愿意投反对票，和向他本州选民说明原因。汉弗莱的荒唐绝顶的法案还是通过了。在参院的票数是七十九票对零票，众院则是二百六十五票对二票。
除了后来和麦卡锡进行的斗争而外，艾森豪威尔上任的第一年，是他在华盛顿最不好过的一年。杜勒斯在斯科特·麦克劳德的怂恿下，根据迹近莫须有的罪名，就把许多有经验的外交官解职。由弗朗西斯·奈特——和麦克劳德一样，是麦卡锡的人——领导下的国务院护照处，开始调查爱德华·默罗的忠诚问题。默罗之所以得不到极端保守分子的欢心，是因为他在1953年10月20日哥伦比亚公司的电视节目“现在看吧”所作的广播中介绍了密执安大学四年级学生米洛·拉杜罗维奇的困境。拉杜罗维奇在空军后备部队服役八年以后，突然被列为危害安全的人物。他被控违反空军条例36－52条，因为他和“共产党人或共产党同情者”有密切来往。他的中尉军衔被剥夺，本人被空军开除，使他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中实际上无法再找工作。他的案件曾由一个由三位校级军官组成的委员会进行审查。空军并没有提出证人，亦未提出具体控告内容，又不肯透露控告人是谁，把他们自称掌握的证据放在信封里，而在审查期间，这个信封始终是漆封着。默罗了解到信封里的材料是什么东西。和拉杜罗维奇有密切来往的人原来是他自己的父亲和姊姊。至于他们的可疑行为，则是阅读一份塞尔维亚文的报纸。这报纸是南斯拉夫印行的。南斯拉夫早就在五年前和莫斯科决裂了。但是空罕还是不愿意冒任何风险，它不想他的军官的亲戚阅读一份外文报刊，而这种语言又是曾一度崇拜已故的约瑟夫·斯大林的人所使用的。
拉杜罗维奇的新闻广播出来以后，过了五个星期，空军部长哈罗德·塔尔博特在“现在看吧”的电视节目出现，宣布他经过考虑以后，恢复拉杜罗维奇中尉的军衔，理由是拉杜罗维奇并不威胁国家安全。这对塔尔博特说来，是很不体面的事件，但他不体面的事情还不止此一桩。1955年夏天，有人控告他，说他和那些承接空军合同的公司有不正当的来往，于是他就在疑云之下辞职。但在1953年时，政府还是保他，反而责怪默罗。那时，报界是否可信竞成为一个大问题了。象默罗那样的人不止一个，因为象拉杜罗维奇那样的人也不止一个。
亚伯拉罕·查萨诺夫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个在海军水文局里工作了二十三年的文职人员，上级对他的工作从来都很满意。他在1953年7月29日被停职停薪，人事部门负责人通知他，他已被列为危害安全的人物。两个月以后，海军一个委员会审查他的材料，发现并无实据，一致认为他应该复职。几个月过去了，却还是毫无消息。这时，查萨诺夫已经把积蓄花光，只好向他妻方亲戚借债度日。1954年4月7日，海军部长助理詹姆士·史密斯尽管没有证据，宣布解除他的职务。把这件消息和具体细节向社会公众传开来的，是《华盛顿每日新闻》的安东尼·刘易斯。这些消息的报导，使他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为查萨诺夫洗雪冤情，同时也使共和党保守派和报界的关系更为恶化了。
记者们认为问题的关键，是政府在这些忠诚调查问题上，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搞什么，也不管自己搞的是什么。他们举出了关于沃尔夫·拉德金斯基是否爱国问题上不怎么体面的争论。这个例子之所以特别荒谬可笑，是因为他的爱国热情，是尽人皆知的。他是个反共战士，是个土地改革专家。他在麦克阿瑟领导下，在日本搞的土地改革，被认为是胜过共产党土改的范例。莱德金斯基的政治见解，实际上还受过斯科待·麦克劳德的赞扬。尽管这样，埃兹拉·塔夫脱·本森还是不让他呆在农业部。本森把他看成是危害安全的人物，开除了他，而史塔生却宣布他并非“危害安全的人物”，在总统同意下录用了他，把他送到国外，去和亚洲共产党的土改专家斗法。
用艾克常用的说法，追查那些共产党，就是追查“一罐蚯蚓”。这里的困难也和其他问题一样，要追溯到他竞选总统那个时候。共和党那时说，民主党对间谍问题不够狠。但是要搞得比1947年时杜鲁门所搞的那套国内安全措施更狠一些是很难的。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4月27日试了一下，发出行政命令10450号。按照这个命令，只要有叛国嫌疑，就可以解职。还有，凡有其他不正常行为嫌疑——诸如酗酒、吸毒、不正常的性活动、犯过重罪、神经病、参加裸体营、不卫生习惯、以说谎著称——总之，凡被认为“与国家安全的要求不一致”的，都可以解职。
这个规定确实使国家工作人员减少了不少。10月23日，白官宣布，执行第10450号行政命令才四个月，就已有一千四百五十六名联邦工作人员去职，其中只有六个是艾森豪威尔就职后才雇用的。为了说明他们和世界共产主义斗争所取得的进展，白宫还发表一个声明，指出根据史密斯法，已将四十一名共产党领袖定罪，对两名共党判间谍罪，一名判叛国罪，驱逐了八十四名外籍颠覆分子出境，司法部长发表的原来为数已经不少的颠覆活动组织名单又再加上六十二个。到了艾森豪威尔发表第二个国情咨文时，他又发表了新战果。政府工作人员中的“危害安全的人物”，被解职的已增至二千二百人。后来尼克松公布说，“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他们的同路人和‘危害安全的人物’已被驱逐出”政府，联邦雇员的数字，已经减少了六千九百二十六人。
那不是么？喜形于色的共和党人叫起来了；现在终于证明是事实了。原来政府里确是充满着红色分子和粉红色分子，艾克把他们揪了出来，赶了出去了。但是，民主党人却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他们将文职人员的档案重新再查一遍，发现第一批名单中，解职的只有八百六十三人，其他不过是自动退职或退休，这些人本来就是要走的。至于尼克松的数字，在解职的人员中，只有一千七百四十三个是被控为对国家不忠诚，而其中百分之四十一点二是艾森豪威尔政府雇进来的。史蒂文森嘲讽共和党这个忠诚调查计划，说它是个“数字游戏”。而在私下里，总统也承认是这样。杜勒斯对内阁诉苦说，他常常整晚整晚的浪费时间，复查送来的档案，只是由于一个工作人员家庭的某个人，或者甚至是他邻居某人，被人密告是个非战主义者，是个世界联邦派，或是个主张饮水氟化处理的人。
对第10450号行政命令的最无情的攻击，是由哈里·凯恩发动的。他过去是华盛顿州的共和党参议员，1952年中竞选失败。为了卖他在国会的老搭档的面子，他被派在颠覆活动控制委员会里任职。由于这些老搭档中有詹纳、麦卡锡，德克森，由于他本人也是极端保守派的观点，没有人会料到他竟然会成为民权自由的拥护者的。但是，他却是这样的人。他在一篇感情激动的演说中谴责白官，说它“向不正义的一方摆得太远了”。总统说凯恩是个忘恩负义之徒。亚当斯则对他说，他不是自己一个人，他是整个球队里的一个队员，不应做对不起本队的事。
但是这个队并没有学会打球如何相互配合。麦卡锡要找共同安全署的岔子。内政部长麦凯则把鱼类野生动物管理局的著名的局长赶走，用一个专搞宣传联络的人取代他的职位。商务部长威克斯继续和国家度量衡局勾心斗角，而这个禁区本来连哈里·沃恩和唐纳德·道森都不敢闯进去的。圣母大学前法学院院长、极右翼分子克拉伦斯·马尼恩博士，被委任为总统的政府机构协调委员会主席，但他却赞成布里克宪法修正案，使白宫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