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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水员在海底发现一条一英里长，一百七十五英尺深的峡谷。科学观察家计算这颗炸弹的四英里直径的火球可以把旧金山市或斯波坎市的整个商业区，圣路易斯市或匹兹堡市的大部，或是曼哈顿区从中央公园到华盛顿广场之间的一切，霎时化为灰烬。海军的安全保密当时是马虎的；书信检查员放过了描述这一情景的信件。这都使人读之不寒而栗；一位目击者写道，爆炸的亮度“至少相当于十个太阳”。有的信件为地方报纸所登载，全世界立即知道了这次试验及其可怕的结果。九个月后，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在莫斯科胜利地宣布，“美国已不再垄断氢弹。”B－29型空中实验室在亚洲上空找到的放射性痕量证实了他的说法。与此同时，英国人爆炸了他们第一颗原子装置，其特点是出现可伯的Z状云。核子俱乐部在发展。爱因斯坦、奥本海默和科南特所预见到的恶梦变为现实，恐怖的不均衡开始了。爱因斯坦告诉记者说，“普遍灭绝正在向我们招手。”
新的情况出现了：必需为完美的武器提供完美的运载工具。在五十年代早期，自动化还没有取消轰炸中的人的因素。美国核武器储存的责任落在战略空军司令部身上，它雇用了二十七万人，用B－29轰炸机不停地在地球上穿梭飞行，以确保即使美国停止生存，还能进行被毁灭后的复仇。战略空军司令部很难说有什么吸引力。它的每一名驾驶员飞行时所带的炸药都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历次空袭时所扔总和还要多。它的将军们在标语牌上宣称；和平是我们的事业。他们把飞机震声称为“自由的声音”，把他们一年一度的演习称为“世界轰炸冠军赛”。在演习中，塞满雷达的铁路车箱对谁击中什么目标都进行记录。但是，将军和驾驶员都是人。作为人，他们不久就会成为匆匆过客。
取代他们的偏偏来自第三帝国实验室燹烟未熄的废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交战国中，只有德国人预见到在军事上使用火箭推进的可能性。设计过v－1和v－2武器的科学家现在成了红人，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战略家正在上门向津。用火箭引擎推进，核弹不用半个小时就可横过大西洋或北极。战略空军司令部以前也考虑过使用火箭，但认为太不准确而放弃了。它们的误差幅度还不能减低到千分之二以下。这意味着在五千英里射程内会偏离十英里，对原子弹来说还是太大。但对氢弹来说，却不算什么一回事。埃卢盖拉布岛的沉没产生了对问题的新的然而是残酷无情的看法。按《幸福》杂志毛骨悚然的说法，“暂且不说致命的放射性尘埃所降落的广大地区，光是由于热核弹头的毁灭力量的量子飞跃，炸弹投掷在目标中心八到十英里以内的地方，在军事上是可以接受的。”
“放射性尘埃”这个不祥之词进入语言，并且暗示炸弹的死亡圈的扩大，标志着整个战争概念的改变。另一个重要的新词是“过度毁灭”。由于氢弹被精制成为“裂变－聚变－聚变”炸弹即FFF弹－即在原子弹触发和燃料聚变之外又加上弹壳的聚变－致命的放射性尘埃降落的地区可扩大到三百平方英里。
正是这一点使人们开始考虑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民防计划本来就多少有点开玩笑；海洋是那么广阔，轴心国的轰炸机构成不了真正的威胁，那些头戴扁平白铁皮帽的民防队员对整个玩意儿也感到有点不好意思。现在他们的长期警戒才算有点意义。他们重新活动起来，监督学校的演习。另一方面，护身符和江湖骗术也生意兴隆。江湖医生广告推销铅箔乳罩、铅制胸衣、铝制睡衣和在危险时可以往头上一套的松紧口的袋子。还有个怪人兜售什么“镭235原子震呆症特效药”，后来美国公共卫生署发现其主要配料原来是小苏打、食盐和水。另一个怪人则主张把所有玩赏动物的毛发剃光，以免带上放射性。禁止虐畜协会提出了抗议，才没有造成什么恶果。
但是，所有这些民防运动多少有些不切实际。最具有决定意义，对有积极性的承包商来说，潜力也最大的是建造掩体的计划。1951年1月，洛杉矶的一家建筑公司为它建造的第一个家庭掩体举行破土典礼，企图鼓励人们挖洞。有一位三个孩子的母亲鲁思·科尔豪恩太太，为电视摄影记者郑重其事地翻了第一锹土。她签合同，花费一千九百九十五元建造一所地下掩护所，内有色彩鲜艳的混凝土墙壁，草绿色的塑料地毡，用拉门巧妙隐蔽起来的储藏室和一具轻型的盖格离子测定器。“我在夏天，自制很多罐装和瓶装罐头，”她愉快地告诉电视听众说：“这将是一个好储藏室。”最后想起来，她还补充说，“它也将是孩子们玩耍的好地方。”
你花三千美元就可以建一座“二号小型防护罩”。这包括手提式三路收发报机、鼓风机，上发条的时钟、急救箱、斯丹诺牌取暖炉，幅射图、几身防护服、化学盥洗用品、汽油发电机和一套锹镐装置（“为爆炸后自己挖掘出来”），以及供一家五口在地下过三到五天所需的一切东西。
对大多数人来说，最伤脑筋的问题是在启用之日，怎样安排那些没有远见、未能建造自己的掩护所的邻居。你钻进了自己的防空洞以后，没有空处给邻居奇書网，那就必需把他们关在外面，可能还得要使用强力。有鉴于此，有的成套设备开始把手枪也包括在内，但是民众其实还没有准备采取那样现实的态度。后来，后院的地洞成了希奇的玩意儿。有的改成烤肉用的地坑。别的则被用来存放园艺用具、滑雪轮胎和小孩的自行车。
没有好久，五角大楼的战略家们也很熟悉关于核屠杀所带来的恐怖的种种说法，几乎毫不费力地从考虑百万吨级的炸弹转到考虑百万计的死亡——每百万计的死亡指杀死一百万人，而单单在一天内就可能发生十次到十五次百万计的死亡。对那些在军事机构外面的有头脑的人来说，一次使世界陷入火海的热核屠杀的威胁仍是很现实的，但他们觉得无能为力。冷战分子对世界末日的警告充耳不闻，政界人土好象给麦卡锡主义弄得处于瘫痪状态；慕尼黑事件以来，受到历次国际性危机支配的知识分子也无法调动足够的智慧或力量来打破这次危机的控制。
同时，物换星移带来美国一代新人的成长。敏感的人们认为，中学里的防空演习含有启示意味，必然唤醒了这一代的儿童。儿童的长辈以希望的眼光期待他们，但尝到的却是无情的失望。
※※※
在杜鲁门当政的最后几个月里，大学教师逐渐意识到美国知识界生活中出现一种缓慢的、蔓延开来的衰败现象，原来竟就在这年青的一代身上。现在回忆起来似乎难以理解，在那些年月里，人们责备学生们的乃是他们的麻木不仁，但他们确是受到这种责备的，而且并不冤枉；美国青年人从来也没有这样孤癖离群，谨小慎微、缺乏想象力、漠不关心、不求进取——而且沉默寡言。
沉默的一代是五十年代的一种现象，就象尾鳍型汽车后挡板和白色麂皮鞋一样，成了当时的特征。笼罩着大学的是一片沉寂。自由主义已经变得疲惫无力、枯燥乏味。除了一小摄极右的反动分子的吵吵嚷嚷以外，在大学校园里，似乎就没有愤怒的青年，没有燃眉的问题，也没有什么战斗精神。提出抗议的只限于少数“疲塌的一代分子”【一译作“垮了的一代”。——译者】，但他们也象同辈人一样，完全从理想主义和论争中退缩下来。对大多数人来说，取代具有社会意义的行动的是袭劫衬裤的恶作剧和所谓“硬塞”活动，大学生们尽量拚在一些窄小的空间，人数越多越好——比如说，四十人挤进一辆大众牌汽车里，或是十二人挤进一个户外电话亭里。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州立弗里斯诺学院里，学生们把一个电话亭放进学院游泳池的深水一端，然后七名志愿者屏着呼吸，硬把自己都塞挤进去。
少数热心的社会学家企图从中找出其社会意义，他们论说道，这些搞硬塞活动的人把相互依存的关系欢剧化了。但是学生本人其实并无幻觉。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一切并无意义；玩过了以后，人们会发现他们排着队等候会见美国一些最大公司的招工人员。他们如此耐心地等待一切，以致来校园的访问的人对他们的驯良开始有所议论。漫画家们把学生们描画成空心的布鲁克斯兄第公司的服装。罗伯特·弗罗斯特【美国诗人（1874－1963年）。——译者】说，学生们的“缺乏果断”使他感到不安。一位纽约市立大学的女校友返校参加一次社交集会，震惊而去。因为那些女学生们谈来谈去都是她们在市郊的未来家庭，而往年的纽约市立大学女学生却认为这类浅薄无聊的唠叨是典型的高贵奢华的女子学院学生的行为，实在不屑一顾的。从牛津来的辩论竞赛者在美国各校园里观光访向，惊奇地发现自由企业被看成不但是一种经济制度，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戴眼镜的普林斯顿大学的三年级学生问奥托·巴茨教授，“有什么事值得搞一场运动？”在哈佛大学，戴维·里斯曼描写大学生的不满时，写到：“当我问这些大学生，你们为这些事情干了些什么？他们对自己还能有所作为的想法感到惊异。当我建议说，如果事情越来越糟糕，他们可以组织纠察线，他们还以为我是在开玩笑！”
默里·罗斯在1950年写道，“没有多少年青人是同一群致力于并积极献身于人类最崇高目标的人共命运的。”那年的《生活》周刊为了弄清楚什么东西才使青年人激动，请他们举出自己眼中的英雄人物。回答倒是直接了当的：林肯、富兰克林·罗斯福、乔·狄马乔、麦克阿瑟、贝贝·鲁斯、罗伊·罗杰斯、克拉拉·巴顿、维拉·埃伦、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多丽丝·戴和伊丽莎白·肯尼修女。【这里所列举的除美国的总统、将军外，乔·狄马乔与贝贝·鲁斯为美棒球运动员，罗伊·罗杰斯、维拉·埃伦、多丽丝·戴均为美电影演员或歌唱家；克拉拉·巴顿为美红十字会的组织者，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为克里米亚战争时期英国女护士；伊丽莎白·肯尼为一名澳大利亚女护士。——译者】他们父母们的意见也不会有多大出入。确实这样，这新的十年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美国青年人接受老一代人的准则竟达如此程度。“美国资产阶级致力于谋求个人安全，”威斯康星大学的威廉·奥尼尔写道，这产生了“怀有强烈的中年人的准则的一代人”。过去可以有把握地假设：一个年青人的政治观点形成时在左冀，然后随着年岁的增长慢慢向右翼移动。现在没有这种情况了；五十年代的青年大学生是从正中间开始，而且停留在那里。
当然，在任何一代学生当中，大多数人总是沉默的；作为特征的总是那肯讲话的少数。在二十年代里，并没有很多大学生穿浣熊皮大衣，只有少数几个人驾驶斯塔兹熊猫牌赛车；在三十年代里，一小批人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同盟，或是为和平举行罢课。但在五十年代里，很难找出任何肯讲话的人，很难找出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