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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领阶级对美国在1941年至1945年间出现的生产奇迹的贡献，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评价。工厂里能够插上陆海军的生产优异奖旗，是因为工人们和雇主们一样，都想望和平与胜利，在生产线上出汗出力，同意采取加强劳动强度的措施，自愿加班，赚了钱又买战时公债。在日军突袭夏威夷后那一周内，罗斯福要求工会保证，战争一天未结束，工人一天不罢工。工会领袖都答应了，而且除了1943年发生的两次煤矿罢工，一次铁路工人威胁要罢工而外，他们都信守诺言。即使把为数很少的自发性罢工计算在内，生产时间的损失还不到一百万分之六。但是到了对日战争胜利时，工人们不满悄绪愈积愈多，已经忍无可忍了。
1945年9月，开始出现不稳的第一个迹象。福特汽车厂因为属下零件制造厂屡次自发罢工而停产。接着，在1946年，通用汽车厂罢工之后，全国由蒙陶克角到马立布海滩都发生了罢工浪潮，石油工业、木材工业、纺织工业和电力工业都陷于瘫痪。各报开始谈起什么工人的“造反”、工会的“叛乱”了。到处都这样乱，要说这不是事先策划好的，而是艰苦的战争年月告终以后自然而来的反应，确是使人难以相信。但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停产的积累起来的后果威胁到和平生产的恢复。如果有可能发生威协公共利益的罢工，总统可能觉得自己有责任采取比较长期的措施，而不仅只限于成立几个软弱无力的委员会。后来果然发生了这样情况。但这样一来，杜鲁门的总统声望就下降到最低点。
他感到生气是可以理解的。通用汽车公司工潮刚解决，七十五万的钢铁工人又停炉封火，罢起工来。过了八十天，他们才复工，可是全国人民还没舒一口气，遍布二十一个州的四十万烟煤工人又离开矿井。4月18日，矿工还未复工，两个主要铁路工会又宣布在三十天内把全部工人撤出铁路。这样，全国运输网就会陷于停顿。这两个工会的头头，长期以来都支持民主党。在他们提出的限期之前三天，杜鲁门把他们请来白宫，提出条件很宽厚的仲裁决定，以为他们会接受。但事出意外，他们固执地摇头拒绝。
“你们简直是发疯了！你以为我会坐在这里，让你们使全国交通陷于瘫痪么？”他说。
“我们必须坚持到底，总统先生，这是我们工人的要求！”一个工会头头回答说。
杜鲁门站了起来。“好吧，”他说，“我就把决定权交给你们。你们刚好还有四十八小时——也就是说到星期五这个时刻——来达成一项解决办法。要不，我就要以政府名义接管铁路。”
四十八小时过去了，僵局还未打破，于是他在1946年5月17日星期五签署一个行政命令，把铁路接管起来。他现在是工人们的新雇主了。他以这个身份给他们宽限五天，结果还是毫无动静。对他的宽容的报答是一封简慢的复信，最后一句说：“你的建议不能接受。”这时已是第二周的星期五了。煤矿工人罢工的后果已开始影响到各城市。为了要把手里不多的存煤节存下来，有些城市已实行每天停电几小时。如果这时再来个铁路工人罢工，就无异于全国大罢工。他绝不能听之任之。其实，问题主要不是他采取什么措施，而是他采取措施的方法。他采用的方法是令人遗憾的。
他召集内阁阁员开会，告诉他们星期六两院联席会议时他将出席，要求国会授权给他，把所有铁路人员全部征召入伍，不管其年龄如何，职位如何。司法部长说：“这样做违反宪法。”总统马上反驳说，“找们先把他们征召入伍，再考虑法律问题。”他吩咐新闻秘书查尔斯·罗斯要所有广播公司腾出时间来，当晚他要对全国发表炉边谈话。他把写在横格稿子上长达十二页的手稿交给他，厉声说：“这就是我要讲的话。给我打印好。我要把这些狗崽子们连皮剥掉。”
罗斯回到办公室看着稿子，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白宫有史以来肝火最旺、措词最烈的一个文件，而且所谈情况与事实不尽符合，有诽谛中伤的味道，到了末段，达到煽动群众的危险程度。原来他准备对全国人民说，尽管美国青年“为了争取胜利，冒着炮火，疾病的危险，”但煤矿和铁路工会的领导人却“拿着枪恐吓政府”，那就等于“在背后狙击我们的战士。”他说，他们都撒谎。他特别点名指责约翰·刘易斯和“默里先生和他的共产党朋友”威胁那“胆小怕事的国会”。接着就来一句非常离奇的话：
『每个罢工工人和妖言惑众的工会头子，都是养尊处优，高兴时才干点活，而工资收入比之战士多四倍到四十倍。』
结尾说：
『让我们把国家还给人民吧。让我们恢复交通，恢复生产，绞死几个叛徒，确保我们国家的民主制度。来吧，弟兄们，我们动手干吧！』
这样说法不如干脆用“冲呀”来结尾。这儿有一位这样的总统，他竟然要求吊死几个工会头子来还政于民，恢复民主。即使是在情况最糟糕的1937年，住在格罗斯角那些堂皇华丽公馆里的汽车公司的经理们，也没有这样咒骂工人。罗斯认为杜鲁门并不是真想煽动群众吊死工会头子，至少不是有这样具体想法的。克拉克·克利福德也同意。他俩一起劝总统把讲话稿修改。但即使这样，讲话还是够凶的。“珍珠港危机，是外敌突袭的结果。今天晚上的危机，则是国内一小撮人造成的。他们置私人利益于国民福利之上。”他宣布，他请国会在星期天下午4时开会。如果到时火车司机和列车员还不肯上班，他就把他们交给赫尔希将军管理。
总统的顾问们心里暗想，用这种方法管理铁路，确是稀奇少有，但是总统却执意这样干下去。到了星期天下午，铁路工会还是拒不让步。总统请工会头头们到第十六号街与K街转角的斯塔特勒饭店的一个房间，关起门来，和一位政府人员谈判。后者不断施加压力，工会头头渐渐动摇。总统这时则乘车沿宾夕法尼亚大道来到众议院，穿过议长室，进入大厅，踏上讲坛，要求国会授权给他，让他以总司令的名义，“把所有对自己的政府罢工的工人，全部征入美国武装部队。”与此同时，克位克·克利福德则在议长雷伯恩的办公室守候电话。杜鲁门开始发言不过五分钟，电话铃响了。负责谈判的官员说：“签了字啦！”克里福德赶忙写一张纸条，“总统先生，协议已签字，罢工结束，”送到讲台。杜鲁门看了一眼，抬起头来，对大厅里坐得满满的议员笑了笑，说：“先生们，罢工已经解决了。”
议员们热烈鼓掌。总统还是继续讲下去，要求通过法案，将来如有危害公众福利的罢工，授权他把罢工工人征召入伍。议员们大声赞成，当场通过。但是，这远远不是杜香门最得意的时刻。这一下子，他使得工人运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自由派人士、每个读过总统在就职时宣誓要推护的那部宪法的有思想的保守派人士，都同他疏远了。在参议院里，罗伯特·塔夫脱本来不是支持工会的人，可是他也利用他的影响把这项议案搁置起来。他说总统这个建议，“非但违反宪法，而且也违反美国共和政体的每一条基本原则。禁止罢工就必然侵犯到我国政治制度的必不可少的基本自由。”怨忿异常的铁路工会主席宣布他们将动用工会四千七百元的全部经费，使杜鲁门在1948年不能当选。在纽约，产联称总统为全国“第一号工贼”。约翰·刘易斯，在他西弗吉尼亚州的山区别璧里叫道，“用刺刀来采煤是绝对不行的。”
也许不行，但白宫里这位人民利益的卫士劲儿已经上来，准备一试。刘易斯是在自找麻烦。杜鲁门不怕破坏罢工这个罪名，他后来把反工会的凯斯法案和塔夫脱－哈特利法案加以否决，就重新取得工人的好感。他现在受不了的是这位矿工领导人骄横狂妄，愈来愈不择手段。他说刘易斯“在战时发动两次罢工，都是为了满足个人的自大狂”，这话衡近乎事实。刘易斯命令四十万煤矿工人始而罢工，继而复工，始终没有考虑到海外作战的士兵的利益。他们对他也是心中有数的；1943年，《星条报》中东版有一篇社论在结尾指出：“我们代表美国士兵说话——约翰·刘易斯，你的煤炭一样黑的灵魂该进地狱！”民主党不欠这个老戏子什么人情。他没有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已有十年了。因此，这两个怒气冲冲的领导人进行较量的条件已经成熟。煤矿县工，联邦政府有必要出头干预，因为美国经济还是以煤为主要动力。它供应全国电力百分之六十二，工业百分之五十五的燃料。如果煤矿工人不上班，铁路工人上班也无济于事。因为美国每二十部机车有十九部是烧煤的。
杜鲁门已下定决心要把刘易斯压倒，所以没有等铁路工会低头就范就已开始行动。在他们在斯塔特勒饭店让步之前五天，他就签署一个行政命令，把煤矿接管过来。那时刘易斯领导的罢工已进入第六周，当初看来，总统这种威胁手段注定要失败，过去历次都是如此。“杜鲁门认为我们的要求不合法？”他对一个记者咆哮说，“他在哪个问题上懂得什么叫合法？”可是这次总统却懂得要小心一些。他一边让内政部长接管资方的权力，一边和煤矿工人联合会达成妥协，使他们的要求大部得到满足（但付钱的是资方，他们暴跳如雷，可毫无办法。在这场斗争里，是否理直理亏，是否合乎宪法，似乎都没多大关系）。然后总统就等待煤矿工人联合会的这个头子采取下一步行动。刘易斯虚声张势，大叫大嚷，肯定是要找个空子，空子找不到，他就制造一个。他把假期工资这个问题小题大做，10月份就拒绝执行集体合同，并宣称合同内所有条款都要重新谈判。他要求付给工人“从口到口”的工资（即从矿场门口到矿井口的走路时间也算工资）。杜鲁门要内政部顶住，他和刘易斯一样，也想找个藉口采取行动。使他手下崇奉新政的律师们感到狼狈的是，他们发现除了动用为人所不齿的反工会的法院禁令而外，找不出任何别的办法，而这禁令的法律效力早被诺里斯－拉瓜迪亚法和瓦格纳法否定了。
但这难不倒杜鲁门。他认为上述立法只对私营企业的雇主有效，对政府无效。这种解释真是别出心裁。但既然双方决战已公开化，谁要退让就必然丢脸。甚至当法院文件送到刘易斯在第十五街和I街转角的联合矿工会大厦时，刘易斯的助手们还是往矿里传达他的指示：“不订合同，就不开工。”他本人躲在亚历山德里亚的寓邸里，而煤矿却一个接一个地停产。不到十天，各城市又缩短供电时间，工厂又再关门，机车和空煤车又在支轨上闲放。到了这个时候，这场斗争快已达到高潮。联合矿工会的律师已智穷力竭。11月21日星期四，联邦地方法院法官艾伦·戈尔茨巴勒指责刘易斯藐视法庭。11月26日�